大家都知道，王安石新法中有“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将宋朝的“差役”改为“雇役”，役户因此得以“免役”。那么，这里的“役”究竟是指什么役？这在学术上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常识，但在大众层面，却存在误解，甚至著名作家所写的文章都免不了出错。
今人对“募役法”的常见误解有二。
一是将“募役法”的役理解成兵役，比如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提到王安石变法的“募役法”时，是这么解释的：“苏东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法。在宋以前，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税以代替兵役。换言之，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免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条文终于公布了。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须付免役税；例如，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与和尚道士，都须纳一种税，名之为‘助役金’。”
另一种常见误解是将“募役法”的役理解成力役、劳役，比如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在介绍王安石“募役法”时说：“建立公平劳役制度。王安石颁布免役法，规定全国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有为国家服劳役的义务。如果申请免除劳役，必须缴纳代役金，称免役钱，由政府代为雇人充当。”在解释北宋保守派士大夫为什么反对变法时又说：“像‘免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身上，使其与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
林语堂与柏杨对王安石变法的立场是完全相反的，前者极力抹黑新法，后者则对变法大为赞赏。但他们对“募役法”之役的理解，又不约而同地出现明显错误。他们都是大作家，因此误导了许多人，也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
“募役法”之役，其实并不是兵役，也不是力役、劳役。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这里不得不扼要介绍一下宋代的赋役制度。与其他王朝相比，宋朝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税赋重而徭役轻。宋王朝自始至终，都是实行募兵制，因此宋人基本不用服兵役，入伍凭志愿，用苏辙的话来说：“近世兵民既分，凡兵之器用皆给于官，旦暮教战，不择四时，民可谓逸而兵可谓习矣。”也就是说，林语堂所说的“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便是宋朝施行已久的制度。
宋代的力役也大为减轻，宋初已是“寻常别无差徭，只以春初修河”，到了真宗朝，连春初修河也多以厢军充役，很少征用民夫，所以宋末学者马端临说：“自五代无政，凡国之役，皆调于民，民以劳敝。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故天下民力全固，至今遵之。”尽管“民无与焉”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但宋人劳役轻于其他王朝，却是一个基本史实。但宋朝乡户要服职役，又称“差役”。
王安石“募役法”所要变革的役，便是差役、职役。所谓职役，即乡户应征至州县衙门充任公人，或者在乡村充当基层行政人员，协助地方政府治理基层。职役不同于兵役、力役，而是指国家行政序列中最低层次的职务。《水浒传》中，押着林冲刺配沧州的两名公差董超、薛霸，即是职役人。
中国古代，在政府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包括主官、佐贰官与幕僚官，他们大体相当于今人所说的政务官；第二个层次是吏，是协助官员处理具体公务的公职人员，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事务官；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要说的役，是具体操办公务、劳累奔走的办事人员。有学者指出，“吏是官的承续”，役则是“吏的承续”。
南北朝时，役主要由专门的役户、杂户承担，役户、杂户的地位低于一般编户。唐朝时，编户也要承担职役，称之“色役”。宋朝时，承担职役的编户主要是乡村上等户。职役的具体工作包括看管与押运官物、治安巡逻、逐捕盗贼、催征赋税、供官员驱使办事，等等。因为是服役，役户的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属于无偿服务。所以，职役便成了宋代乡户苦不堪言的负担。王安石“募役法”的主旨，就是要解决乡户的职役负担。
具体做法是：豁免乡户的服役义务，允许他们不服役，改为向他们征收“免役钱”，征钱原则是按户等征收，简单地说，富有的人户多征一点，贫穷的人家少收一点，或者不收；原来不用服职役的官户、僧道户等也要征收“助役钱”，份额为“免役钱”的一半。当时士大夫集团为什么强烈反对“募役法”，原因可以在这里找到：按旧的“差役法”，官户是不用服役的，而实行“募役法”之后，官户却要缴纳二分之一的“助役钱”，利益受损了。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王安石的“募役法”是怎么回事了。
王安石变法中还有一项叫“仓法”的新法，不妨与“募役法”放在一起看。我们不要望文生义，将仓法理解成“仓库之法”。如果说“募役法”是一种役法改革，“仓法”则是吏法改革。由于这项改革是从三司系统的仓库管理开始试行的，所以才叫做“仓法”。
我们前面讲过，宋代公务人员可分成三个层次，其中第二个层次是吏。《水浒传》中的宋江，就是一名小吏。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的吏是没有薪酬的，但吏也要吃饭，要养家糊口，没有工资收入，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创收”，比如向民户收取手续费，甚至敲诈、勒索、收贿、监守自盗。宋江出手豪迈，但他的钱财很可能来自见不得光的灰色收入。这样的吏制当然是一种很坏的吏制。王安石认为，“吏亦人，非不衣不食而治公事。”所以他主张改革吏制，推行仓法，给吏人发薪，然后立法严禁他们贪赃。
“募役法”加上“仓法”，其实就是王安石想要建立一套更加合理、现代化的国家公务员体系。王安石变法的进步意义之一，也体现在这里。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