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世纪伟人周恩来的侄儿周尔均从亲属角度近距离观察、记叙周恩来的文献性著作《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作为周恩来的侄儿，周尔均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他从亲历者的视角，生动真实地记叙了周恩来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生侧面和工作情景。用许多感人至深的细节，印证并丰富了众口传颂的周恩来精神。
本书还对周恩来家族史及其他有关史实进行了考证和梳理，大多未曾发表，弥足珍贵，丰富了对周恩来的研究。本次夜读选摘文字呈现了一位热爱文艺的周恩来形象，以及他如何指导大型歌舞《东方红》的过程。
热爱文艺的伯伯
七伯热爱文艺事业，他在少年时代就才艺出众。我小时候听祖母说：“早年在天津，我看过你七伯演的文明戏，他演的女角，扮相真好看，（你）爷爷夸他演得好。”后来查阅史料，七伯当年在天津南开中学演过好几部新剧：《恩怨缘》《仇大娘》《一元钱》等。在那个年代女学生还不能登台，七伯在剧中大都反串女角，这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蔑视和冲击。祖母没有告诉我看的是哪一出剧，从现在留下的新剧《一元钱》的剧照和资料看，七伯在剧中演的是纯真少女孙慧娟，扮相清秀文静，分寸把握得宜，受到观众赞誉。
那时，西方话剧理论还没有介绍到中国，七伯用自己的行动开风气之先，带头抵制旧剧中某些低俗粗鄙的消极成分。他在1916年9月发表的《吾校新剧观》一文中，明确提出，新剧能够起到“感昏聩”“化愚顽”“开明智”“进民德”的作用，表明它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被称为“中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曹禺，也是南开中学的学生，是新剧的爱好者和推广者。他在重病期间曾深情地同我说：“总理比我大十二岁，我们都属狗。我俩没有同过班，但都是南开中学学生。总理在南开演过戏，那时没有女角，他扮过女的，我也扮过女的。总理热爱话剧，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要我写王昭君，我写完后他已经故去了，没能听到他的意见，我很难过。我很感激总理。”
七伯对新剧的爱好贯穿了他的一生，可以说他对话剧情有独钟。他与话剧大师郭沫若、田汉、老舍、曹禺、欧阳予倩、吴祖光等人相交很深，时有切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话剧院的许多演员他都很熟悉。在办公之暇，他常常抽出时间去剧院观看演出，一律自己买票，而且每每叮嘱卫士要买后排的位置，熄灯后才入场，以免打扰其他观众。
有时他也去剧院观看排练，事先不通知院领导，悄悄地看完后到后台看望演职员，同他们倾心交谈，互议瑕瑜，亲切自然，如同普通的观众、老朋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军是北京电视台文艺组“四大名导”之一（另三位是《西游记》导演杨洁、《红楼梦》导演王扶林、综艺节目导演黄一鹤），话剧、歌剧、京剧等重要节目大都由她导播，因此我很幸运，难得地观看了人艺和青艺演出的《茶馆》《蔡文姬》《家》《武则天》《文成公主》《骆驼祥子》《伊索》等一大批经典剧目，有幸结识了于是之、朱琳、于蓝和主演《王昭君》的狄辛等知名演员。剧场不设麦克风，演出时十分安静，似乎连一根针掉下来也能听见。演员的演技炉火纯青，台词清澈动听，声声入耳，时如水凝春色，时而激越飞扬，跌宕起伏，丝丝入扣，动情处则有如石破天惊、火花四射。每次观剧，对我都是一次美好的艺术享受。七伯时常对我俩夸奖北京人艺的演出，说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准。
不仅是话剧，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戏曲，七伯同样十分喜爱。60年代初，有一次我俩和维世大姐陪同他去怀仁堂观看越剧《红楼梦》，伯伯看得非常投入，不时鼓掌。演出结束时他又走上舞台接见演职员，给予热情鼓励。返回西花厅的途中，他意犹未尽，向我们盛赞扮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两位演员徐玉兰、王文娟，同时赞扬剧本的创作没有照搬原作、面面俱到，而是抓住宝黛爱情这条主线，贯穿于全剧始终，并通过曲折反复、急转而下的剧情，引导观众的心情从大喜转为大悲，从贾府的繁花似锦到凄凉衰败的强烈对照，让人深刻感受封建礼教的残酷和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伯伯还说，黛玉逝世时，乐队奏起宝玉和宝钗成婚的喜庆音乐，这可能是编导有意为之，但听来让人很不舒服，也不近人情，这时最好有一段哀乐过渡。
听说，七伯过后还把《红楼梦》剧组的成员请到西花厅做客，还亲自带领他们去参观被认为是“大观园”原型的北京恭王府。
周恩来和中日两国三位扮演过“白毛女”的演员合影。即：田华（右一）、松山树子（右二）、王昆（右三）
七伯去世后，我俩见到主演林黛玉的王文娟，她印证了我的记忆。文娟说：“总理那次看演出后还曾提出，薛宝钗的凤冠太寒酸了；他诙谐地说，如果你们上海没钱，国务院可以拿钱。在带领我们参观恭王府，走到‘潇湘馆’时，总理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说这里是大观园里最幽静的地方，怎么旁边会有个戏台？在一旁唱戏不合适吧？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说：‘林黛玉’不满意‘潇湘馆’啊！”文娟还告诉我俩，是总理和邓大姐撮合了她和孙道临的美满婚姻。“文革”中她挨整，曾接到一张没有具名的便条，其中提到，总理在重病中还调看影片《红楼梦》，还说：林黛玉这个角色还是王文娟演最合适。
有一种说法：由于周总理的关心、扶持，越剧得以列入中国传统戏曲的主要剧种。同样，也是由于总理赞扬昆曲《十五贯》“一部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昆曲与京剧、越剧同样，并列为我们的国粹。
七伯爱好音乐，喜欢唱歌，这一点更是尽人皆知。他常在公众场合指挥大家合唱。每当此时，伯伯意气风发，神采飞扬，让同唱的人喜出望外、兴奋欢畅。场面分外热烈，歌声格外震撼。从“新影”留下的资料中，我们还能看到当年的动人场景。
我也是一个业余的文艺爱好者，年轻时时常摆弄二胡、古琴，喜爱中外歌曲。每当七伯同在军谈及音乐、歌舞时，我常在一旁凝神倾听，得益良多。
七伯初见在军时，听她说正师从专家学习西洋唱法，有意考问她：“什么是西洋唱法，什么是民族唱法？”随后，他热心地开导她：“西洋唱法源于欧洲，是他们的民族唱法。西方唱法的发声和运气方法很科学，值得学习。我们的民族唱法源于中国的土壤，也有它的科学性。比如王昆、郭兰英，就是我们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歌唱演员还有京剧演员，发声位置与西方不一样，这是我们特有的传统。我们要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不可生搬硬套，学走了样，把自身好的东西也丢掉了。”
七伯的谆谆教诲：“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军牢记了一辈子。她初任电视台导演“我来指挥一次”——1965年7月30日，周恩来在新疆乌鲁木齐和文艺工作者一起唱歌不久，就本此精神编导了《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这个“洋为中用”的节目，不但风靡一时，而且历久不衰，成为传统剧目。她推介的赵青的《红绸舞》和东方歌舞团包含中国元素的大量亚非拉歌舞，都得到七伯的赞赏。
七伯离世后，在军牢记他最初的教诲，于1985年编导了一台规模宏大的《古今戏曲大汇唱》，连续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四集。这台别开生面的节目，汇集12个省市的多位名角，由国家交响乐团和新生的电声乐乐队伴奏，涵盖全国20个知名剧种，包括京剧、昆曲、川剧、越剧、沪剧、评剧、豫剧、花鼓戏、河北梆子、评弹、东北“二人转”等多个精彩节目，受到广大观众包括原本不爱看传统戏的青年的热烈欢迎。观众纷纷来信赞扬和给予好评，其中53%来自青年观众。
我俩格外欣赏著名词作家、中国歌剧舞剧院原院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乔羽老哥的祝贺题词：“我想，如果经过探索，使我们在艺术创作上寻找到一种可能性——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既是历史的，又是今天的；既是古老的，又是崭新的——那将使我们在艺术世界中获得极大的自由，学著名词作家乔羽致邓在军贺词（1985年）会许多前人未曾具有的本领，真正做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也正是在军想要向亲爱的七伯汇报的话。
在军原本计划把这个节目做成专栏，在中央电视台长期播出，但由于随即接了导演“春晚”、首届在我国举办的亚运会等许多重头戏，这个美好的愿望未能实现。我俩相信，后来者定能记住七伯生前的叮嘱和期望，继续把这件事做好。
我感觉，七伯从骨子里喜爱民族音乐。王昆大姐赞同我的看法。她讲过这样一件事：20世纪50年代，她想去苏联进修音乐，总理跟她说：“你学习可以，但一定还是你王昆，可不要我们以后在收音机里一听，呦，这是谁呀，听不出是你王昆，那可不行。”从苏联学习回来后，她给总理汇报演出过一次，那次伯伯似乎不太高兴，往常演出后都会过来跟她握手，说一句：“谢谢你，唱得很好。”那天什么也没说，她觉得很难过。后来，还是硬着头皮到总理跟前去了。总理对她说：“这些可不是你过去唱的曲目嘛。你还是要唱你的民歌，你从前那种唱法还会不会？”她说：“会的，我马上就可以给你唱出来。”过了几天，七伯和伯母应邀看东方歌舞团的演出，听了她唱的民歌。晚会结束后，七伯和七妈到了后台，七伯说：“哎呀王昆，你今天唱得非常好！”七妈也说：“今天听了你唱的歌，我们好像又回到延安了。”
邓在军同郭兰英谈镜头（1960年）
郭兰英同在军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艺术上就保持亲密的合作。七伯常向我俩赞扬：郭兰英演《白毛女》《刘胡兰》等歌剧演唱皆佳，是难得的优秀演员。七伯尤其喜欢听她唱的山西民歌。兰英说：“当年总理曾问我：‘小兰英，现在你能唱能演，以后年纪大了怎么办？’那时我并没有多想，后来懂得，总理是要我把民族音乐事业传承下去，所以我退休后办了郭兰英艺术学校，专门培养民族音乐人才，报答总理对我的知遇之恩。”
七伯对文艺的热爱固然是天资使然，也由于他深刻洞察文艺所特有的强大社会功能：它如春风化雨，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强烈感染和启迪人们的思想情趣，进而影响经济基础，改造整个社会。对他亲身投入的革命事业而言，文艺则是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亲眼见到：刚刚获得解放的农民，在观看歌剧《白毛女》之后，纷纷在现场举手报名，请求批准他们参军，去推翻吃人的旧社会。我还听说，在东北新解放区，有一次当剧情进入高潮时，有个战士当场愤怒地举起手中的枪，要打死恶霸地主黄世仁的扮演者，被身旁观众及时制止了。他忘了这是在看戏。抗美援朝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高唱着《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为保家卫国奔向战场。当初我自己，也是高唱《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激情满怀地走上解放大西南的征途。
建国前夕，恩来伯伯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这件事体现了他的初衷：以文艺为武器，用革命的歌声凝聚亿万人民战胜万般艰难险阻的坚强意志。中国人民以牺牲几千万人为代价，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发出的强烈的呐喊声，至今仍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这也是恩来伯伯的遗愿。
回想当年在西花厅，七伯和我们一起唱起他喜爱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过雪山草地》《革命熔炉火最红》的时刻，不由得心驰神往，神思梦萦。七伯在那一刻，暂时忘记了沉重的工作压力，全身心地沉浸在美好的音乐之中。他跟随旋律与节奏，时而激越亢奋，时而会意微笑，时而频频颔首，时而以手击节，这生动的情景如在眼前。
公认的《东方红》大歌舞“总导演”
1964年8月的一天，在军回家后兴冲冲地告诉我，她在电视台领受了一个重大任务：到人民大会堂导播《东方红》大歌舞。此后，她就不断说起在人大会堂的一些见闻。听说七伯也经常去看《东方红》的排练，甚至还对一些节目亲自进行指导，我多少有些意外。七伯日理万机，怎会对一台歌舞节目这么上心？当时猜想，也许是他热爱文艺，又有许多艺术界朋友参加演出的缘故。
然而，这次我猜测错了。
多年以后，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当年，他是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也是《东方红》主创人员之一。他和夫人王昆是我和在军的好友。有一次，我们四人相聚畅谈，巍峙同志郑重地告诉我：“当年演《东方红》，其实是总理想给文艺界一个机会。”接着，他给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与当年在军的亲身体验相对照，顿感豁然明朗，视野洞开。
演出《东方红》大歌舞的决心，七伯是在上海观看歌舞表演时形成的。1964年年中，他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表态：最好在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要有人写，要创作几首壮丽的史诗。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
导播《东方红》时的邓在军（1964年）
周巍峙说：当时大家都心里发虚，担心时间来不及。但是，七伯却胸有成竹地鼓励大家：时间虽然紧了些，正好有了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7月30日，恩来伯伯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拍板决定：这台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
《东方红》应运而生。
文艺界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七伯不能不为他们的处境担忧。而举办声势浩大的《东方红》演出，则是一次巧妙的机会，可以让文艺界光明正大地“表现”自己。
当然首先是要搞好创作。为此，七伯投入了大量心血，亲自点将，亲自组织讨论主题，最后又亲自决定将这台大歌舞定名为《东方红》。让文艺界众多知名人物上台亮相，是“大歌舞”的重要特色。用周巍峙的话来说，《东方红》的创作班底，调集了从中央到地方、部队的顶尖人才，称得上是全国艺术精英的大聚会、大会战、大阅兵。
当然，在军能够导播《东方红》，也是她难得的机遇和荣誉。当时她有个短板，就是在文艺组的导演里数她年龄最小。不过，好在此前她已经多次担任各种晚会、重大活动和文艺节目的实况转播，任务完成得都不错，积累了不少经验。台里经过慎重研究，最后决定让她负责《东方红》的导播任务。她深知责任重大，也一直牢记台领导的叮嘱：“一定要搞好，不能出一点差错。”
干工作，在军很少有怯场的时候，但当她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看到《东方红》的排练场面时，还是有些望而生畏。规模好大啊，前台后台加在一起，演职人员有3000多人。她不免有些担心：人这么多，节目这么杂，排练时间这么短，能组织好吗？
事实证明，在军是杞人忧天了，文艺界这次确实表现得非常好。《东方红》的排练她看了不下20次。演员的精湛表演、全体工作人员的高度纪律性和领导的高超组织能力，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几千名演员，说几点钟来，绝对准时到场。管服装、道具、舞美的全都兢兢业业，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庞大的乐队由好多个单位的乐团组合一起，光指挥就有四位。这么多人集中在一个舞台，在短短三个来小时中来回穿梭，上场下场，还有大量布景道具搬上搬下，其调度的难度可想而知。在今天干什么都离不开电脑这种先进工具的现代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东方红》的舞台调度，在当时就几乎做到了分秒不差，毫厘不爽。
在军说：就是外国朋友对此也难以理解。有一次演出，七伯陪同一位外国元首来了，看完节目，这位元首很兴奋，提出想到后台看看。在他的想象中，这么大一支演员队伍在前面演出，后台一定忙乱不堪。到了后台，他惊住了，所有道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所有人员都在指定的位置活动，一切的一切秩序井然。这位外国元首很感慨，赞叹说：就像是“一支穿了彩服的军队”。
《东方红》的创作和排练如此高效有序，恩来伯伯显然功不可没。理由很简单，他为《东方红》付出了最多的心血。因此他被众口交赞，誉为《东方红》的“总导演”。
摘自《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 周尔均/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1月版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