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总会遇上一两件无法解释清楚的事。譬如我怎么就会遇上了永山老人？

现在回想与永山老人的相识，也依然很难理出头绪。

1992年初，因先生在日本大学任教，我便带着孩子到东京小住。在那里，结识了关口加代女士，当时她正跟我先生学汉语。

回国后，与关口时常有信件往来。关口很努力，翻译了日本著名作家宫泽贤治的小说《夜鹰之星》，我给她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后，在国内的一家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后来，她还写了一篇文章，回忆已故父亲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思，也是我给她做了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口自己对中国有很大的兴趣，几乎每两年就和丈夫来中国一趟。

她的汉语进步很大，尽管表达起来还是有点问题，但我对她的表述方式已经十分熟悉了。比如她说：“从这里走到那里，有一条小狗。”别人一定会莫名其妙，而我能明白，她说的是“一条小沟”。

2002年初，我家先生又一次到日本大学做外教，我也有机会又一次客居东京，自然要去看望关口。关口邀我去看她的汉语学习小组。后来才知道，那是个基督教教堂里的查经班，几位教友用汉语读《圣经》。组里的成员只有三位，除了关口，还有两位老人，一位是老太太，另一位就是这本书的口述者，85岁的永山央老人。

第一次见到永山先生，只是客气地问好，他让我看一封信，说他从前在上海住过几年，信是老朋友的孩子写来的，信里有些看不懂的字，请我给认一下。

当时我脑子里还下意识地掠过一个想法：他别是当过日本兵吧？后来听关口说他在中国是做生意的，于是释然，就没再往下想。

到了第二个星期，我又一次见到永山先生，当时他正和别人说话，看见我和关口，非要我到他家喝茶。我不知道这么冒昧地上别人家，是不是不太合日本人的习惯，想推辞。关口却说，去吧去吧，永山先生对中国人很热情的！

于是就去了。真没想到，进了永山先生家，他没有给我们摆上茶壶，而是先从他的小书房里搬出一个文件夹来：“这是我的义母，她是北大的第一个女生！”

听到这话，我吃惊地接过夹子，是一张老照片复印件，照片上是一位端庄、优雅的女子。

再往后翻，是一张几乎每个北大学生都见过的照片，它曾经在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校史展上展出过，如今，它被永久性地置放在北京大学新建的校史馆中。那是北大历史上的第一批女生。照片上的文字是：“查晓园女士——在英文系一年级旁听奚浈女士——在英文系一年级旁听王兰女士——在哲学系一年级旁听”（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王兰是正式招收的女生）。

永山老人又搬出几个文件夹，翻开来，是一张张发黄变脆的纸，上面的字迹十分工整，老人说，这是我义母给我的信，我抄下来的。

不等我弄明白怎么回事，他又打开另一个夹子：“这是义母的信，原件。”

近五十封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信，展示在我面前，信纸已经发黄，墨迹已经变淡，只有信纸上孙中山先生的头像依然清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先生的语录在淡淡的墨迹下依然鲜红。而信件上一句“永山寄儿”的抬头，似乎穿过时空，穿过岁月，依然震敲着永山老人的心。

抚摸着这些陈年的感情记录，永山老人的热泪不住地往下流，而我，竟一时无法理清头绪。这一份历经六十多年、跨越了不同国家的情感，蓦然出现在眼前，如此之重，令人难以承受。

那个下午，永山老人断断续续的话，通过关口的翻译，我终于大致明白了。他曾经作为一个公司职员，在中国住过几年，在无锡工作时，房东就是王兰。当时王兰的丈夫在交通部工作，随政府驻在重庆。王兰的弟弟是著名的红学家王昆仑先生。王兰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招收的女生。作为永山先生的房东，她给予永山先生的，不仅仅是住处，更是人生的引导。正是通过与王兰的交往，

永山认识了一个与日本政府的宣传极为不同的中国，认识了日军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永山先生在王兰家住了半年多，后被派到乡下工作，开始了与王兰的通信。不久，王兰携三个孩子赴重庆，永山先生也于1946年回国。之后消息渐少，50年代中断联系。1986年，永山先生在70岁上，重返中国学习汉语，并通过王兰的亲戚，与王兰的女儿取得联系。最令他惊喜的是，他回国前留在中国的王兰信件，重新回到了他手中。

听了永山老人的故事，我当晚竟一夜辗转难眠。想到老人如此涟涟泪下，我觉得自己与老人依然隔膜。一位房东，为何能让老人思念不断，以至于在耄耋之年依然怀有如此深重的敬爱？

第二天，我找到关口，对她说：“如果你愿意，我们来做一件可能有意思的事情吧。”

其实，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我只知道，永山老人曾经把这个故事说给很多到过他家的中国人听，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但也仅仅是感动而已。永山老人最希望的是能出一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在战乱的年代，上帝赐予了他一个精神上的母亲。然而，许多人都与永山老人的愿望擦肩而过。

所以我对关口说：“也许我们能帮助永山老人实现这个愿望？”

关口也很激动：“我太愿意了。我很早就知道永山老人有一个中国义母，但我不知道其中还有那么感人的故事。”

于是，我们开始了对永山老人的采访录音。每次采访都安排在关口家，相比起来，她家比我的临时宿地离永山先生家更近，也比永山先生家更宽敞一些。每次采访的时候，由关口提问，老人回答。但常常是永山老人自己一下就陷入不能自拔的状态，说着说着就会哭起来。于是关口就会把大概意思说给我听。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很深切地体会老人的心情。但我在努力做着资料收集工作，只要老人允许，能复印的文件，我一份不落。

整个采访和翻译工作做得相当辛苦，离我和先生一起回国的日期只有半个月了，关口开始把录下的四盒日语磁带为我口译成汉语，有了这个过程，我才有可能将永山老人的故事理出头绪来。但关口非常忙，那段时间，教堂里有几位老教友相继去世，她不得不用很多时间去参加后事的料理。而整理永山先生的资料，也是一个颇为困难的工作。王兰的信没有年份，落款只有月期和日期，永山老人可能因为怕这些信件失落，将它们一遍一遍地复印，以至在他的文件夹中，有的信件居然复印了七八遍，而有些信件却一份也没有复印。我不得不把他所有的文字全都复印下来，或用数码相机拍摄下来。（实际上，因为需要把王兰的信一封一封地细读并根据内容排好顺序，这个工作直到回国几个月后才最终完成。）因此，每次在关口家，我们几乎都是从一大早就开始工作，直到晚上六七点钟，常常是中午只吃几片面包。

而永山老人时时都在关注我们的翻译进度，他的腰去年跌伤了，至今仍扎着一个大钢板腰带。即便如此，他也常常要骑自行车到关口家里来看我们，随时准备回答我们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甚至有一天还从家里专程为我们送来他夫人做的晚饭。这更使我们丝毫不敢懈怠。

在我回国的前一天，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口译工作。当时，我们谁都不知该说些什么，三个人就把彼此的手紧紧地叠在了一起。

关口很感慨地说：“永山老人的故事等了几十年，好像就是在等你的出现啊！”

用他们基督徒的话来说，是上帝安排我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上帝让我认识了关口，又通过关口让我认识了永山老人，就是为了要我做出今天这本书，为了让人们知道，曾经有一位多么了不起的中国女性改变了日本青年永山央的一生。

我不是基督徒，也不信上帝，但我也确实无法解释他们所说的“神迹”。

即便此刻，我仍然觉得我只是在记录一个故事，只是为了帮助一位老人实现夙愿，如果还有一些别的想法，那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人类的友好是无国界无民族的。

然而，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回国后，当我于夜深人静将王兰的信一封一封地输入电脑时，我也开始一点一点地理解了永山老人为何一提起王兰，就会泪如雨下，为何一再强调王兰是他人生的导师和精神上的母亲。王兰在给永山的信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学识、见识，那种宽容、豁达，那种超越了种族和国别的精神境界，即使在今天，也依然令人感动。

犹记那个凌晨，我在键盘上敲入王兰的最后一封信：“你看吧！不久的将来，中日两国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世界上的人类如果没有误会，全是好朋友。”当这几行字出现在屏幕上时，我愣了半天，忽然泪如泉涌，哽咽不能语。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要做的并不仅是为了永山老人，也不仅是记录下一个故事，而是为了一颗心灵的展示，通过永山老人的每一句话，通过王兰的每一封信。

尽管这样的展示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如永山老人所说，“现在的人可能不会对这样的故事感兴趣了”，我也知道，这样的书也不会有很多的人有兴趣来读，但我相信，美丽的东西，永远都是美丽的。

就像六十多年前，王兰曾经感动了一位敌国的年轻人；而六十多年后，也仍然会感动我，感动关口加代，感动那些听过这个故事的人。

来源：南京大学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