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的假，并不像我所说，非得明天回去。我可以后天回去。但次日天亮，我却早饭也没吃，就去下街的岔道口等车。我出门时，大姐夫还没起床，在里面大声喊，说叫杨津送我去火车站。我说不用了，这么早的，我去坐个组合车就是。大姐夫再三说，我再三推了。大姐便给我封了一大包榨菜，一瓯子豆瓣酱，一方盒藠头，都是我妻子爱吃的；还要给我一壶菜籽油、半口袋绿豆、几只鸡，我怎么拿得走！尤其是鸡，不方便带不说，带回去又不忍杀，只能养着，家悬在半空，没有土坷垃，没有青草，鸡活着也是受罪。每次回来，临走时都像吵架似的，推掉大姐给的许多东西，就像那些有母亲的人推掉母亲给的东西。
大姐送我去车站，我不要她送，她非送不可，只好依她，心里却叫着苦，因为我今天还不想回省城，打算去县城，找老朋友玩一天。
……
所谓文明，就是曲折，就是暧昧，这些东西，山里是不会有的，山里树就是树，草就是草，岩石就是岩石；城里人偶尔去趟山里，只是为了知道曲折和暧昧的好处。
正这么觥筹交错，大姐夫的电话来了。
“你在哪里？”
我不好当着朋友的面撒谎，就说今天没走成，还在县城，明天一早就走。
“赶快回来，爸爸病了！”
大姐夫的电话让我很不开心。
“爸爸病了”是什么意思？昨天黄昏时分他才回去呢。是又流口水吗？那也叫病吗？那不过是人老了，管不住自己口水。但大姐夫说得那样简短，怎样病的，什么病，都不说，只叫我赶快回去，像我在县城跟朋友们玩，是宗罪过。他多半是见我早晨走恁急，结果却待在县城，而我在县城兜揽的朋友，按他的说法，“屁用没有”，心里不乐，便对我发号施令。他当了多年村干部，发号施令惯了。
挂了电话，我没对任何人说，又若无其事地，端了杯子，跟今晚的东道主说些彼此倾慕的话。这人我以前没见过，是新结识的。
过了不到半点钟，大姐夫的电话又来了：“到哪里了？”
我心里才咯噔一声，未必父亲真的病了？
紧跟着兄弟的短信来了，说父亲既流口水，话也说不明，让我直接去镇卫生院。
这席桌是因为我设的，如何说出提前离席的话，真叫我为难。但又必须说。正要说，两个女诗人提议：喝完酒，再去唱歌，春明哥哥难得回来，不到后半夜，谁也不许散！一片声响应。只是东道主压了压手掌，说：“酒喝够了再说二话。这里喝够了，还要换个地方喝。河边有个‘牛千里’，烧烤嫩牛肉，老板之前十年都在韩国做烧烤，上个月才回来，‘牛千里’前天开张，我昨天去吃了，整得我这吃遍五湖四海的，也舍不得丢筷子。今晚本来该请许老师去那里欢喜，可惜说迟了，没订到六点的席桌，但我订了九点的，我们先在这里喝舒服了，再杀到那里去！”掌声四起，边拍掌边喝彩，接着举杯。
这时候我变成了两个人，一个在我脸上，一个在我心里。脸上的我笑着，尽量去配合席上的气氛，心里的我却在那里孤单着，心里的我语调荒凉地对我说：“春明，你爸爸病了。”这个我终于跳出来，把脸上的我赶开。我站起来说：“各位，实在抱歉，我有点儿急事。”
本不想说具体，但不说是走不掉的，便把兄弟的短信给他们看。
席上雅静下来，像刚才是另一群人在这里喧闹。
遇这种事情，自然是不能挽留的，大家都送我下楼。
需个人把我送到回龙镇去。大姐夫没叫杨津来接我，也是知道县城的朋友一定会送。但都喝了不少酒，开不了车，好在东道主有司机，便让他司机送我。
想到不可能再来县城，我去宾馆退了房，取了行李。
回龙镇卫生院，在上街一处高台上，外面黑灯瞎火，上到二楼，见只有一间病房开着，传出嘈杂声。二哥、二嫂、大姐、大姐夫、兄弟、弟媳、小兰和她儿女，都挤在那房间里。父亲半卧在床上，一手拉着聪儿。父亲跟聪儿姐弟并不亲近，他们去看他的时候少，父亲到了街上，住在大姐家，聪儿姐弟除到姑婆家吃饭，顺便看看祖祖，是不会专门去看的。可这时候，父亲拉着聪儿的手，泪流满面。见我到了，他才把聪儿丢开，泪水流得像泼，说儿呢，我怕活不成啰。说得明明白白，也不流口水。我安慰了他，问医生咋说的。
大姐夫见我一张酒脸，很生气：“你喝到明天才回来，就晓得医生咋说的！”
我也很生气，要是我回了省城，未必也要等到我才拿主意？
其实他们已找医生看过，医生说，看样子是脑出血，但要照CT才能确诊，卫生院没CT机，要去巴河谷，天然气公司开的医院才有。既如此，早该送去才是。我知道为啥没送，是无人出面主张，怕说钱的事。大姐夫不会出这个面的，岳父对他再好，毕竟是岳父，养儿靠儿，无儿靠婿，岳父又不是没有儿子。
我对大姐夫说：“叫杨津送一下吧。”我本是想让小兰叫贵兵送，但小兰没主动开腔，二哥二嫂也没有，还都把眼神缩了，生怕被我逮住的样子。大姐夫察知我的用意，同时也看透了二哥他们的心思，犹豫一下，问是谁送我回来的，能不能让那人顺便带过去。我说人家把我送拢就走了。大姐夫有些为难。杨津虽是跟他跑，到底是私车，私车送病人，是忌讳的。你家里又不是没人有私车。但大姐夫还是给杨津打了电话。
不一会儿，杨津到了。兄弟背着父亲，下楼，上车。二哥也到马路边，却站在一旁，没有上车的意思，就由我、大姐夫和兄弟跟去。谁知巴河谷这边的CT机刚好坏了。只能去县城。医生说，病人已很严重，用救护车送。这时候是真的严重起来，可能是抖的，镇上过来的那段路，坏得厉害，抖得肚子肠子的乱蹦。于是父亲躺到救护车的担架上，护士跟随，输着氧，我和兄弟坐在担架两侧，把父亲稳住。大姐夫坐在杨津车上，联系县城的医院。
县第一人民医院是王牌，所以直接就简称了县医院，但那里没熟人，三医院的苟院长，则不仅是大姐夫的同学，还一直没断过来往，便去了三医院。
确是脑出血。主治医生姓康，很年轻，说出血量不大，出血位置也不打紧，做手术的话，好得更快，可他年纪太大，建议保守治疗，住几天院，多半就没事了。
既如此，当然听医生的。
我身上钱不多，找大姐夫借了五千，预交了四千，父亲就住院了。
医院是这样一种地方：任何时候去，都可能去得太晚。上上下下，挤得像赶庙会，病房是没有的，父亲便在三楼的走廊上，占据了一张床位。拿药，挂针，输氧，套上心电监测仪，一番忙乱过后，大姐夫和杨津离开了，留下我和兄弟。
00033428，这是父亲的住院号。我喜欢这个数字。我觉得这是个吉利数字。可刚输上液，父亲就陷入昏迷。紧跟着浑身簸，被子簸起老高，像他那身体里装了台愤怒的马达。挂在头上的瓶瓶罐罐，晃来荡去，相互撞击，乒乓作响。我和兄弟两头站了，使力把父亲压住。压着的是一把颠簸的骨头。兄弟大声叫医生，医生没叫来，叫来了护士。
那护士是个苗条女子，胸牌上写着“程芳兵”。她把父亲侧翻过来，在脊背上啪啪拍打，边拍边唤：“大爷！大爷！”这么拍一阵，唤一阵，父亲不那么抖了，她便给父亲吸痰。一根灰白的长软管，伸进喉咙，发出古井似的声音。吸过痰，父亲安静下来。程护士收了家伙，去了又来，拿着个扁平塑料袋。是导尿包。她把被子揭开，麻利地脱下父亲的裤子，在他下体套根管子，再将导尿包顺下来，吊在床槛上，对我和兄弟说：“这里有个开关，过一阵开一下，不要一直开着，一直开着不好，会让他以后小便失禁；接满，将这盖子拧开，倒进床下的便盆，再倒进厕所里去。”她弯腰朝床下望了一眼，见便盆蹲在那里，又说：“去买些尿不湿来，再买张擦洗的帕子。”我忙应了，起身下楼。
兄弟说：“三哥，我去嘛。”
我没应他，一直下楼。
程护士不知是一直等在那里，还是刚好又过来，我脚没停稳，她就接过尿不湿，拆开一个，垫到父亲屁股底下，同时转眼看我们，似乎在问：就这样做，学会了吗？
她并不需要回答，快步去了另一张病床。我和兄弟也才坐回到凳子上。走廊上的临时床铺，窄，陪护人没法放个屁股上去，累了，只能往地上坐。但医院给了我和兄弟一人一把凳子，据说还是因为大姐夫跟院长的交情，特别照顾的。凳子湿浸浸的，是被身上的汗泼湿了。发梢也滴着汗珠，前额挂成水帘子，遮没了眼睛。
我敞开纽扣，正摸出纸巾擦汗，兄弟说：“爸爸又抖！”
同样一句话，兄弟说了七八回。
一模一样的程序，也经历了七八回。
当父亲真正消停下来，我已不知道热，只感觉累，便对兄弟说，你先看住，我去抽支烟来。就去三楼和二楼的拐角处，坐在梯子上抽烟，那里空阔，抽烟没人管。把烟点上，见墙上的电子显示屏，滚动着血红字幕：脾切除、子宫切除、卵巢切除、胆囊切除、胆叶切除、胃肠切除、食管癌切除、肾输尿管切……我把眼睛移开，起身下到底楼。
底楼的厅里，靠墙横着两条长椅，有个不上二十岁的小伙子，坐在那里打电话，满口污言秽语，骂的是他爹妈，还有他叔叔婶婶姑姑姑父姨妈姨父，好像与他有关的所有人，他都骂：他爷爷需要输血，但三医院血库告急，让转院，他父辈谁也不签字，一旦签字，就意味着去更大的医院，就要花更多的钱。我从小伙子的骂声里，听出了这些。
骂着骂着，他就哭了，把手机捂在脸上，伤心断肠地哭。
我坐到傍门的地方，不去听那哭声，只无所用心地望着街景。这条街是段斜坡，对面是一家接一家的饮食店和小卖铺，有几家昼夜营业，做病人和病人家属的生意，我买那尿不湿和帕子，就是去的其中一家。街上偶有夜车开过，装了超载的重物，轰鸣震耳，可此时听来，是那样亲切和生动。遗憾的是，不到半分钟，车声远了，街道又沉寂下去。
一切都如梦境。想想几个小时前，我还在这城里和朋友们把盏言欢……
接连抽了三支烟，又坐了好一阵，我才上楼去。
走廊上挨挨挤挤，搭满了临时床铺。靠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坐起来，又躺下去，再坐起来，再躺下去，她的邻床就问她是不是饿，她说是。原来，她丈夫早已弃世，儿子在外打工，儿媳给她送饭，送一次要她给一次钱，不然就不送，她经常没饭吃，经常挨饿，邻床有时把饭分给她一些，今晚分给她的，大概不够。她说了饿，不好意思，又说不是饿，只是想咳。果然就咳起来。屋里屋外，到处是病人在咳。
此起彼伏的咳嗽声里，响起高跟鞋的声音，那声音从楼道升上来，如同恐怖片里的魅影。半分钟后，一个染着栗色头发的女子，抱着大束鲜花，到了三楼，四处张看，找她探望的病人。可就是找不到。站在楼梯口打了好几个电话，也没问个明白。于是又抱着鲜花离去了。从她打的电话听出，她是从市里租车来的，那车子还在下面等她。
这已是凌晨三点过。
女子刚走，斜对面的重症监护室里，传出一个尖厉的声音：“你莫动，你没穿裤子，你咋不怕羞哦！”这声音仿佛熟悉。门半开着，朝那边斜了一眼，见是在楼下打电话骂人的小伙子。他爷爷胃穿孔，下面屙血，上面吐血。他一个人在那里照顾。爷爷发了火，想起来弄吃的，他饿得不行，却不给他吃的。但医生告诫，他不能吃。那小伙子就护住爷爷，对爷爷反复说那句话：“你莫动，你没穿裤子，你咋不怕羞哦！”他变成了爷爷的爷爷。他边说，边为爷爷收拾下身。被子一揭，腥臭逃出门外，张皇失措的，在廊道上横冲直撞。
正这时，父亲又抖。
一抖，又是好几个回合，程护士又过来，拍背，叫“大爷”，拿软管吸痰。
几个回合过去，那个经常饿饭的老太婆，一蹶一拐，走到我和兄弟身边，细声说：“你们爸爸那样子，怕是不行了。”父亲闭着眼，张着嘴，重浊地呼吸着，像是在印证她说得对。兄弟不由自主地喊了两声：“爸爸。爸爸。”父亲没理他。
他摸了摸父亲的脸，对那老人说：“医生都说有救。”老人说：“只要还有口气，医生都那样说。他们是吃这碗饭的。不如趁早弄回去。要是死在医院，跟医院熟，还能躲过火化，收个全尸回去，可收回去又咋样的？堂屋都进不了！”
人死后，魂魄离散，可又舍不得散，便暂时凝聚，回到家中，最后看上一眼，就去投胎转世，但要是死在外面，魂魄便找不到回家的路，一直找一直找，误了转世的行程，最终成为孤魂野鬼；因此，死在外面的人，尸身不能进到屋檐底下，只能停在露天坝，让那魂魄看见自己，引领它找过来。祖祖辈辈，清溪河流域就是这样认识死亡，也这样相信死亡。
可老太婆的话实在太难听了，我和兄弟都没应。
她正还要说啥，过来一个中年男人，把她岔了。那中年男人瘦瘦的，但很挺拔，越挺拔越瘦，像根竹竿。他肩上挎着个带子很长的女式皮包，走到父亲床位前，侧脸盯上两眼，扁了扁嘴，摇了摇头，就迈着轻快的步子，下楼去了。老太婆望着他被梯坎渐次吞没的背影，低声说：那人看上去像个探望病人的，其实他就是个病人，胰腺癌，不痛的时候，就不分白天黑夜到处跑，表明他不是个病人。他在骗他自己。他活不了多久了。你们看他那脸，一张青脸，那是鬼脸。
说过这些话，老太婆回到自己床上，发出细细的绵长的呻吟。
节选自《谁在敲门》著者：罗伟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