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一些野生动物频频“出山”，离开保护区，进村入城。这既表明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有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种群过饱和与保护区承载力不足问题。随着部分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扩大，构建人与野生动物相处新模式，系统应对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增多挑战，显得愈发重要。

野生动物闯入公众视野，局地过饱和问题凸显

前段时间，野生亚洲象群从西双版纳保护区出走，受到广泛关注。与之类似，今年4月，东北虎“完达山1号”引发全国围观。而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珍稀动物中华秋沙鸭成为常客。

不仅野外环境，城市也时常出现野生动物。2015年上海40余个小区出现貉，到2020年上海有貉的小区数量达到150余个。此外，南京、杭州等地出现了野猪进城现象。

野生动物频频出没于城市乡村，主要得益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与此同时，由于部分植食性、杂食性物种繁殖能力强，缺乏天敌，产生了过饱和问题。

当前，野猪、猕猴等物种已形成区域性生态压力。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放说，野生动物特别是植食性、杂食性动物增加是长期过程，会发展至“过饱和”状态。这一概念最早被用于美洲食草动物。比如美国由于白尾鹿过多，平均每年需要狩猎600万只来维护生态平衡，防止其种群密度过高破坏森林生态系统。“当一个生态系统得到较好保护，又缺少顶级食肉动物时，就有可能出现过饱和现象。”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发起人宋大昭说，江苏盐城大丰保护区的麋鹿已出现密度过高问题，麋鹿、梅花鹿、貉都有可能出现数量太多而没地方可去的状况。

据不完全统计，广西龙虎山自然保护区的猕猴数量已从100余只发展至3000多只。南宁市隆安县林业局党组成员林云地介绍，由于保护有力且缺乏天敌，保护区内猕猴数量激增，保护区承载力趋于极限，猴群逐渐向保护区外扩散。广西陆生野生动物救护研究与疫源疫病监测中心副主任黎德丘说，野生猴群繁育很快，必然寻求扩迁，但现在保护区之间缺乏良好生态廊道，渐渐出现生态孤岛化，导致近亲繁殖严重，不利于种群长远发展。

一些专家认为，人类活动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减少，有些栖息地生态系统也不够完善，无法完全满足野生动物需求，野生动物面临“局部过剩，在大尺度景观上又缺失的态势”。

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频发，多种因素致应对乏力

近年来，由于局地野生动物过饱和问题，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案例不断增多。当前，对人类侵扰较多的物种主要为野猪、猕猴等。在有的地方，一些稀有保护类动物，比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羊、亚洲象等，与人的冲突也开始凸显。

一方面，冲突造成人身伤害。今年5月10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上木拉乡增德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土登相巴在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巡山途中，因遭受野猪攻击不幸遇难。贵州独山县麻尾镇、雷山县雷公山国家森林公园、榕江县等地都曾发生过黑熊伤人甚至致死事件。贵阳黔灵山公园每年发生2000多起猕猴伤人事件，带来一定的疾病传播风险。

另一方面，冲突导致财产损失。四川省道孚县孜龙林场护林员鲍文康说，当地不时会出现数十只猴子“抢劫”村民家的情况。这类情况在广西、贵州等地也有发生。半月谈记者在四川甘孜州多地了解到，该地区棕熊咬死牧民牛马的事件不少。

四川格西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相关统计显示，2017年保护区周边6个牧业村，因野生动物危害造成畜牧业直接经济损失达78.4万元，户均损失约1.33万元。贵州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管理站站长冉景丞说，贵州过半的县年均发生野猪损害庄稼事件超1000起。

在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增多的同时，多重因素导致应对较为乏力，有关政策落地存在障碍。

——应对手段容易被野生动物“攻破”。当前受影响地区村民多以扎稻草人、放鞭炮、敲锣等土办法驱赶野生动物，效果一般。隆安县乔建镇新安村位于广西龙虎山自然保护区山脚，当地村民曾尝试将玉米改种木薯、南瓜等作物，减少“猴害”影响，但效果并不明显。村民李文达说，将原先种植的玉米改为木薯后，发现猕猴也渐渐学会借助工具撬出地里的木薯食用。

——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控制难度大。“目前绝大多数动物都是保护类动物，不能随意捕杀。”冉景丞表示，猎捕也受到一些条件制约。野猪猎捕对专业技能要求较高，而且涉及枪支管制，必须由专业人员执行。

——致害补偿标准不统一，补偿政策落地难。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但据部分干部反映，在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方面，一些地方尚未制定统一的补偿标准和具体发放办法，省级层面无统一的财政预算拨付，加之缺少第三方机构评估受损情况，补偿政策较难落地。

多措并举，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

——科学评估动物种群和环境状况，增强人工调控力度。

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加强野生动物活动情况监测，对种群数量和环境容量进行科学评估，及时开展科学调控。对于局地种群数量较多，且适宜迁移的野生保护动物，可适当迁地保护。在部分野生动物活动较为频繁的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可试点生态搬迁。还可引入商业化运作生物控制手段，制定地方化管理条例，明确什么情况下可以猎捕动物、什么情况下动物可以转移到什么地方、转移由谁来操作等。其中，野猪种群发展迅速，性情凶猛，破坏性大，是首先需要考虑控制的物种，可制定专门的调控处理方法。

——从源头部署防范措施，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在动物活动频繁区加强宣传警示，培训应急技能。为一些农作物增设隔离护栏，在经常发生野生动物损害庄稼的地方，改变生产模式和种植种类，尽量改种不易被野生动物损害的作物。

——健全相关保险体系，优化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

推动保险机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业务，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定损，并完善该保险与农业保险、森林保险等相融合的保险政策。鼓励国有保险公司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试点工作。

——推出更多“网红”物种，适度发展生态旅游业。

持续引导保护区周边农户产业转型，利用绿水青山独特优势，参与野生动物观赏旅游、研学旅游等项目，实现保护与发展双赢。王放说，大熊猫曾经被国外学者认为是一个要灭绝的物种，但我国通过建立高质量保护区，不仅促进了大熊猫种群恢复，还带动了生态旅游发展。可进一步挖掘金丝猴、华北豹等潜在“网红”物种，复制大熊猫案例，实现生态价值最大化。

——构建人与野生动物相处新模式。

宋大昭说，西方更推崇保持野生动物的野外或野性特质、强调人与野生动物的物理隔离。从我国实际出发，可更多提倡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理念。如今在绝大多数地方，不大可能把野生动物栖息地和人类活动完全分开，野生动物在时空尺度上完全回避人类，目前来看并不现实。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