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距离9月1日开学还有13天，深圳本地学校的学生已在为开学作准备，深圳各个边检口岸前往香港工作、学习的人群也渐渐排起了长队。只是队伍中相对往年少了一类人的身影：深港跨境学童。
据香港教育局2020年10月的数据，全港中小学跨境生大概有27000多名，集中于香港北区、大埔及元朗等地区。
深圳临港的特殊位置，和香港独有的教育机制与资源，造就了跨境学童这一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跨境学童包含父母都是内地户口的“双非”儿童、父母一方是香港居民的“单非”儿童，以及父母双方都是香港居民但居住在深圳的“港宝”。
自2020年初，因疫情影响被限制通关，这些“住在深圳、学在香港”的深港跨境学童迫于无奈，告别香港校园和堂课，持续上了3个学期、16个月的网课。9月1日，新的学年即将到来，截至此时，仍然没有传来回校“复课”的好消息。等待他们的，是不知道何时结束的网课。
而摆在家长面前的，却是要么看着孩子在网课下日渐荒废学业，要么赴港陪读，要么告别跨境生身份，回流深圳就读。几种选择都有多重的难言之苦，不为外人所知，却牵动着许多人的心。
深圳临港的特殊位置，和香港独有的教育机制与资源，造就了跨境学童这一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 IC PHOTO
长期上网课的弊端
7月的早上，小学6年级的Simon睡眼惺忪地打开iPad。前一晚，为了将作业上传网络，他睡得很晚。上午听课时，他睡着了。由于父母都上班去了，没有家人、包括老师也没有叫醒他。Simon在书桌前足足睡了两节课。
当他把这件事告诉爸爸时，爸爸的责备让他倍感不悦。他关上了门，把自己锁在房间，拒绝与父母沟通。
这时，Simon的爸爸邹先生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Simon已经把自己困在家里多日没有出门了。而这种上网课的状态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半。
2020年2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升级防疫政策，自2月4日起，罗湖、落马洲、皇岗口岸及港澳码头共4个口岸关闭，仅保留深圳湾大桥、港珠澳大桥两个口岸通关。2月8日起，所有从内地抵港人士，包括港人、内地人及其他国籍人士需强制检疫14日。这在外界看来几乎等同于“封关”。
而“封关”政策受疫情影响多次延期，从最初的5月7日到期开始，屡次延期至6月7日、7月7日、8月7日、9月7日、10月7日、12月31日、2021年3月31日……至今仍未取消。
也就是从2020年初开始，进入5年级下学期的Simon被学校通知开始在家中上网课。与其说是网课，不如说是看老师上课的直播录像。没有问答，没有师生的互动，听课效果很不理想。Simon也没有了预习、复习功课的动力，没完成作业的情况越来越多，这也导致他的期末考试成绩从以前的各科A或B下降到C和D，尤其是英语。
除了成绩，邹先生还很担忧孩子的心理和身体健康。他说：“他整天都是一个人学习，没有机会参与集体活动，长期下来，孩子变得自我封闭，拒绝与父母沟通；有时候他在游戏里才能找到玩伴、朋友，有一些互动，在网络视频里看到一些社会生活的场景。但网上鱼龙混杂的信息，让我十分担心他不能明辨是非，甚至会学坏。”
此外，长期近距离上网课看视频，也让Simon的视力下降了。此前不近视的他也戴上了200-300度的眼镜。邹先生认为，这也和Simon在深圳没有同学、朋友，出去玩的机会不多有很大关系。
邹先生迫切希望，深港两地政府能尽快协调通关政策，让像Simon一样的跨境生尽快回到校园复课。真实的校园生活和课堂是任何线上教育形式无法替代的。他知道，在目前的防疫形势下，全面放开“封关”很难，但若能考虑到跨境学童这一特殊群体的迫切需求，开辟一条跨境生专属的“绿色通道”豁免他们双向的防疫隔离要求，对于上万名翘首以盼的跨境生来说将是极大的关爱和负责。
和Simon一样盼着返回校园的，还有刚刚结束初二的Damon。准备读初一那年，Damon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香港北区Band1最好的学校之一风采中学。谁料刚上了一学期堂课就面临着“封关”和网课。而且，这一上就是3个学期。
渐渐地，Damon的父亲喻先生发现，Damon很难长时间把精力集中在网课视频上，常常是打开了视频后点名签到，自己却在画画或开小差。“班里大约有20多名跨境生上网课，但可以看到在线的人数经常只有十一二个人，在线的人除了极个别特别认真的女生始终在听课，大部分人都不在状态，或者在玩游戏。”喻先生说。加上上网课的孩子，许多书籍、资料，都要请在港的同学家长购买邮寄，每天上传各科作业也十分麻烦，他发现孩子渐渐不爱做作业了。而且，由于自知学习效果不好，Damon开始对考试反感，因为知道本身没学到东西，考试肯定考不好，他情绪也变得很低落。最后一个学期，Damon主动放弃了参加期末考试。也正因为没有期末成绩，他不得不选择在即将开学的初三年级留级一年，重新读一遍初二。喻先生十分无奈地说：“留级的决定也是我们做父母的与他反复做工作，他才同意的，孩子也要面子嘛。但是考虑到一直读网课基本上就等于‘废掉了’，我们还是做了这个决定。”
但让喻先生感到茫然的是，即将到来的新学期，如果仍旧不能恢复堂课，留级复读还有什么意义。
家长与学校的挣扎和尝试
事实上，在家长眼里，让跨境学童返港上堂课，办法总是有的，也曾有过成功的经验，但都无疾而终。
2020年6月，曾有部分香港学校在教育部门的指引下，联合跨境巴士公司，为跨境生提供“点对点”接送巴士服务，巴士在关口统一接载跨境生，逐一送往各学校。避免学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学，减低风险。但这一方案只实行了一个月左右就没有了。有家长分析，可能是因为香港教育局在学校上课方面规定以半日上课为原则，同时学生要分批回校及离校，所以许多凌晨五六点就送孩子出发上课的家长发现，上午12点不到，孩子就又坐上车回深圳了。实际上课时间才4小时，还不及通勤的时间长，每周也上不了几天课，于是渐渐也就不送孩子坐“点对点”巴士，这一方案无疾而终。
据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8月2日召开的抗疫记者会上称：若学校内已完成接种第二剂疫苗并超过十四天的直接雇用教职员及全校学生，即两个组别，分别达到百分之七十，教育局会按这些学校的实际情况，让有关学校的学生恢复正常的校园生活，包括进行全日面授课堂、午膳，及参与其他学习及课外活动。在多数家长看来，如果能恢复到下午3点下课，“点对点”巴士不失为目前最佳的让跨境学童返港上课的方案。
除了等待“封关”的结束和特殊过境方案的曙光，深圳跨境学童的家长也在积极寻找在深圳上线下课的可能性。
Damon的弟弟Peter比他小2岁，今年刚刚小学6年级毕业。Peter所属的香港学校在暑期开设了一门小初衔接课程，为期10天，将在内地展开，由香港的老师来深圳为孩子们上课。在喻先生看来，这种个别学校的积极尝试十分值得赞许，“正课如果能够参照此举，请香港教师来深圳授课，协调深圳教育部门提供场地，哪怕只上部分重要课程如中英数，那也是极好的作为，但目前来看，香港教育部门在这条路径上还没有任何作为。”喻先生说。
他还指出，如果香港政府部门想要帮助跨境学童解决返校的问题，是有可行办法可供参考的。
自2020年6月3日，香港规定26类人士入境香港可以豁免14天强制隔离，包括跨境司机、仲裁员、医院人员、公营研发机构人员、联交所相关工作人员等。
在他看来，多类跨境特定职业人群可以由特殊通道通关，跨境学童的通关也应具有可行性。
此外，记者了解到，原本定于2021年5月实施的“来港易”计划（在内地居住的非香港居民抵港均可豁免14天强制检疫）因深港两地疫情反复而几度搁浅。至记者发稿前尚未能实施。
而针对香港居民的“回港易”计划（2020年11月23日，香港政府开始实施“回港易”计划：从广东、澳门回港的香港居民回港后可豁免在港检疫14天。有限制名额，且有申请前提，入境前14天未到港粤澳以外地区）虽可让像Damon这样的学童入境香港时豁免检疫，但入境深圳时仍不能豁免大陆一侧的14天隔离检疫。
所以，喻先生深知，只要深港两地不实施双向豁免检疫的通关政策，无论是跨境学童返校，还是香港教师来深授课，都是难以实现的设想。
一方面，孩子们无法忍受每次跨境都要隔离14天的规定；另一方面，香港教师来深授课在法律上也面临着一定的制约。
喻先生告诉记者，Damon的学校在这一年半里曾经试图组织过两次在深圳举行的线下考试，由香港教师来深监考，并聘请少数深圳监考老师，租用深圳的场地。但只成功了一次，另一次未能施行。原因是深圳防疫升级，不允许人员大量聚集，于是考试改为了线上。但即便是这样的尝试也仅仅限于时间为一周之内的考试活动，并不能够应用于日常教学活动。
“大概是因为教育体制和法律不允许吧。”他说。但在他看来，如果跨境生因为疫情长期无法返港，那由深港两地教育部门在遵守防疫要求的情况下，组织少量香港教师来深集中授课，不仅仅是一个折衷方案，还应是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体制机制创新应该探索的方向。
回流深圳，“三难”的选择
由于香港学校在报考内地高校和申请海外学校上具有优势，不少家庭甘愿经受每天漫长上学路的辛苦，把孩子送进香港的学校。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和内地生一起在激烈的中考、高考中竞争。此外，香港教育的理念、方法，也让这些家长们认为这是相比内地学校更值得争取的优质教育资源。
疫情之下，为了守住这个资源，也有部分家长不惜放弃深圳的生活和工作，在香港租房陪读。但每个月少说也要5000-6000港元的租金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受的，租住在香港的孩子也面临着与父母其中一方两地分居，长期见不到面的无奈。家庭关系经受着煎熬。
谢女士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因为深感网课效果的不如人意，她近期已经办好了各种证件，准备开学陪同儿子一起去香港租房居住和上学。
家长们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让孩子在深圳入学。和谢女士儿子处境相似的还有他原先的同班同学小黄。他们都是在2020年初上6年级下学期港校暂停堂课时，开始在深圳上网课的。一个学期的网课让两个家庭倍感失望，孩子们连小学毕业典礼都没有参加。不过，在上初一时，两家家长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谢女士当时了解到，内地的公立学校与香港学校课程体系完全不同，孩子也一直学习的是繁体字，进入内地公立学校孩子恐难适应，甚至需要留1-2级才能进入。况且，进内地公立学校等于放弃了原有的港校优势，又回到了内地普遍的升学竞争序列中。这与绝大多数跨境儿童去香港读书的初衷背道而驰。“更何况内地公立学校也不是那么好进的，除非在初一就按积分入学的规则，以非深户身份报名，统一排名，不然初二再转学也几乎找不到学位。”谢女士说。而能够与香港的课程体系、教材、教学内容完全相通、互认学分的内地学校，在深圳只有一间——培侨中学。
小黄在港校时成绩一直名列班级前茅，去年9月家人给她提交了培侨中学的初一入学申请。可没想到，报名竞争异常激烈，该轮招生6000多人报名，培侨只招300人。小黄在第一阶段资料审核阶段就被“刷下”，没有进入笔试和面试。“因为上网课的那个学期，老师只会管在教室里的学生，与听网课的学生没有互动和对话。期末考试小黄英语只考了29分。所以在第一阶段审核时成绩就不过关，进不了培侨。”小黄的妈妈戚女士说。
成绩还不错的Damon去年曾有机会进入培侨。但因为培侨需要住校，且学费也不菲，一年学费10万-20万。Damon一心挂念着港校的同学和校园生活，不想转学，于是他放弃了进入培侨的机会，继续在家上网课。
谢女士说：“简单地讲，跨境生在香港能享受的免费教育资源和体系，目前在内地是享受不到的。”
最终摆在小黄的妈妈戚女士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去上国际学校。
目前，多数国际学校提供的A-LEVEL、IB、AP等课程体系涵盖了与香港地区、英美、加拿大、澳洲等互认学分的各类课程。进入国际学校也就等同于进港校，未来可以以和港校相同的优势考取内地高校或者出国留学。
但在许多家长眼里，国际学校的学费不但贵，教学质量也呈现出两极分化。喻先生说：“国际学校有两个极端，好的国际学校就水平特别高，一年学费要30多万；差的就很差，里面部分学生是为了混个留学机会，学费也要十几万。”
“好的国际学校也很难进，不光是钱能解决的，也要看各方面成绩和面试。”戚女士说。
如此一来，对于大多数并不把出国留学作为教育目标的跨境学童家庭来说，“三难”的选择，哪一条路都不好走。
如今，“走一步看一步”的戚女士只有先让孩子上了深圳的国际学校。戚女士仍盼望着，孩子能在9月开学后尽快返回港校上课。而能否返港，返港后原先分配的学校能否给予学位，仍是个未知数。“学校说，回去后仍要参加‘叩门’考试，原先分配有学位的学生优先录取。”戚女士说。一切都变得十分不确定。
香港教育局：暂无跨境学童返港安排
针对深港跨境学童面临的长期无法返校上课的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致函香港教育局与深圳市教育局，问询在即将开学的9月能否协调深港两地政府，为学童返校打开“绿色通道”。
香港教育局8月12日回应称：在跨境学生未能来港进行面授课堂的情况下，学校按其校情及学生在各学习阶段的不同需要，灵活运用不同的学与教模式，例如进行实时网课、发放教学短片、分享多元学习资源、网上递交课业及邮寄学习材料等，支援跨境学生在家继续学习。教育局亦推出了一系列的支援措施，包括透过专页、电话热线、流动通讯程序、网上自学课程及网上研讨会等，持续为有需要的教师提供意见及分享学校良好做法，并更新相关指引，供学校参考。就跨境学生的情绪和精神健康，教育局鼓励学校透过电话及电子通讯方式与学生保持联系，表达关心，并与家长加强沟通，共同观察和留意学生的行为表现。
同时，香港教育局指出，为了加强对跨境学生的学习和情绪支援，教育局已委托承办机构于2021年5月至7月期间在深圳罗湖、福田及南山区开办“心理社交支援课程”及“学习支援课程”，供居于深圳的中小学跨境学生参加，透过小组面授形式，为他们提供在家学习以外的支援。同时，教育局亦委托承办机构于2021年6月至8月期间在深圳上述区域设立综合服务点，为跨境学生及其家长提供实用信息、有关学习及情绪支援的材料、免费借阅书籍及借用康乐用品及设施等服务，并为他们举办交流活动及分享会，促进彼此之间的联系。
就下一学年的安排，香港教育局表示：“我们会听取卫生专家的意见，并适时与内地当局商讨跨境学生回港上课的可行性，并与学校配合为跨境学生作出合适的学习安排。”
8月7日，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曾对媒体表示，暂时来说，看不到在新学年开始，跨境学童方面立即会有一些安排，令部分或者全部跨境学童可以回港上课，所以原则上要跟从去年（的安排）。他表示，会与相关学校商讨，看看怎样可以尽量提供一些更好的服务予跨境学童。
深圳市教育部门截至发稿，尚未对此做出回应。
此外，记者看到，部分教育专家包括香港教育界人士和深圳人大代表正在为跨境学童复课问题积极呼吁。
香港教育评议会副主席陈玉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跨境生已长逾年半未能回校上课，这不单对学童学习及成长构成深远影响，更对家长、学校行政、教学及成长支援带来沉重压力。现9月开学在即，通关仍未可待，跨境生回校无期，然学童学习、成长支援实在刻不容缓，必须正视。
陈玉燕从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首先，针对点对点校巴上课计划，能让跨境学生回校上半天课，实在弥足珍贵，确能令学生回到校园常轨，惜只限于高中，未能惠及其他各级，且计划亦只推行一次，而过往一整个学年亦未有再度推出此一弹性措施，实在可惜！（2020年6至7月期间，香港曾通过学校安排中三至中五级跨境生乘搭点对点校巴回港上课。）
其次，对于教育部门曾委托社会服务机构开办“心理社交支援课程”及“学习支援课程”，这能顺应学生成长及学习需要，可惜该举措接近学年终结时方推出，成效难以彰显，且计划名额有限，杯水车薪，受惠学童实在有限。
第三，对于照顾跨境学童的学校教师来说，线上线下双轨进行，工作也日见繁重。
为此，陈玉燕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应尽快与内地政府洽商通关安排，有序安排跨境学生能回港上面授课。如果疫情又有反复，短时间未能通关，实有必要采取以下行动：必须对录取跨境生为主的学校，提供对焦支援，先与内地政府洽商，觅取合适地点，如中小学或其他教育场所，让学生在未通关前，可恒常上课，不用个别在家学习，以增加与人相处机会。再增拨资源予录取跨境生的学校，专款专用，让学校可因应校情及需要，调拨人力或其他资源，支援长期缺面授带来的学习及成长需要。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樊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