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是毒药？”——夏洛克·福尔摩斯（《斑点带子案》）

夏洛克·福尔摩斯常常寻思有关毒药的问题。那个时代的科学思考者必定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因为在19世纪，关于有毒物质的检测有过一些重大发现。

当华生在圣巴特医院的实验室中首次与福尔摩斯见面时，后者的手上贴满了橡皮膏，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创可贴。他解释道：“我不得不小心一点，因为我常和毒药接触。”作为一名医生，华生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信息，他知道化学实验不可避免地会与危险物质接触。但华生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次提及毒药是在预示他日后与福尔摩斯共同面临的奇妙挑战，例如这对搭档在《斑点带子案》《魔鬼之足》和《血字的研究》中的调查经历。

柯南·道尔的这些故事明显受到当时公众对投毒者及其罪行充满矛盾的兴趣的启发。在维多利亚时代，有一大群人会热情地定期参加著名的中毒案件审判。他们对此类案件充满兴趣，因为被告常常是迷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就像福尔摩斯在《四签名》中指出的：“一个我一生所见的最美丽的女人，曾经为了获取保险赔款而毒杀了三个小孩，结果被判绞刑。”

女人可以进入病房和厨房。并且人们相信，出身良好、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绝对值得信赖。19世纪，她们中有很多人站在了被告席上，因为毒理学有了新近发展，能够检测出她们精细而险恶的所作所为。

曾激起公众兴趣并让法院门口人潮涌动的女人包括：玛德琳·史密斯（Madeleine Smith），这位沉着冷静的格拉斯哥年轻女子在1857年被指控毒杀情人，她在他的热可可里掺了砒霜［审判期间，柯南·道尔的父亲查尔斯·道尔（Charles Doyle）为一份报纸绘制了该案的法庭场景图，陪审团做出了非常苏格兰式的“罪证不足”判决］；弗洛伦斯·布拉沃（Florence Bravo），她涉嫌在难以取悦的丈夫查尔斯的勃艮第葡萄酒中放入重金属锑；而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时，她的美貌和端庄的举止引起了同情（判决为“无罪”）。

看着生命悬而未决的女人的审判令人兴奋，但通常她们都免于被定罪。通常，定罪很难。很容易提出合理的怀疑，因为那个时代充斥着致命物质。水银用来制作帽子。小剂量的砷和类似的物质会用作补品。女人们还用砷来美白肤色，用颠茄让瞳孔变大。当时的法律松懈，很多毒药都可以买到，“用来驱除家里的害虫”。

在《血字的研究》开头，华生刚从阿富汗回来，也许并不了解当时让英格兰着迷的这些案件细节。但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他无疑多少了解投毒的险恶历史，也了解手法微妙的毒杀对法律系统和医学界是如何棘手。

《斑点带子案》与胰岛素

在古代，投毒是极度令人恐惧的，且会被严惩。历史上最早被注意到的毒物来自有毒性的动物，通常是爬行或两栖动物。蟾酥（蟾毒素）是最受欢迎的。这些毒药常在囚犯或奴隶身上进行测试，如果证明有效，就可以用来涂在武器上。福尔摩斯很熟悉动物毒素，他在数个故事中都很快怀疑起它们的存在，比如《斑点带子案》：

“我立即就想到了蛇，我知道医生豢养了一群从印度运来的动物，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时，我感到很可能我的思路是对的。使用一种任何化学试验都检验不出的毒物，这个念头正是一个受过东方式锻炼的聪明而冷酷的人所会想到的。从他的观点来看，这种毒药能够迅速发挥作用也是一个可取之处。确实，要是有哪一位验尸官能够检查出那毒牙咬过的两个小黑洞，也就算得上是个眼光敏锐的人了。”

福尔摩斯的想法是有先见之明的。有几桩20世纪的毒杀案就是在医学检验员经过仔细外部检查，发现皮下注射痕迹后才告破的。其中包括发生在英格兰布拉德福德市的伊丽莎白·巴洛（Elizabeth Barlow）的非正常死亡。

伊丽莎白的丈夫肯尼斯（Kenneth）是附近一家医院的护士。1957年5月的一个傍晚，他曾打电话给当地一位医生，要求他去看望伊丽莎白，说她非常虚弱，倒在浴缸里。医生到了之后，发现伊丽莎白的尸体侧着躺在空的浴缸里，她还呕吐过。刚刚失去妻子的丈夫解释说，她曾抱怨身体不适，因此决定洗澡。他在等伊丽莎白回到床上的时候睡着了，再次醒来时，却发现妻子仍然在浴缸里，头部浸在水中。他曾试图将她抬起，他虽有护理技能，但她对肯尼斯来说还是太沉了。因此他排干了浴缸里的水，试着让她躺着，对她进行复苏，但显然没有用。于是医生打电话报了警。

负责此案的侦探警官内勒（Naylor）立刻对肯尼斯睡衣完全是干的这一事实感到震惊。浴室里也完全没有飞溅过水的迹象。

法医病理学家大卫·普莱斯（David Price）参与了进来。他很快注意到，死者的臂弯里还有水，这更加让人怀疑肯尼斯努力将她救起的说法是否为真。尸体被送到哈罗盖特的太平间，立即进行了尸检。

外部检查未发现尸体那雀斑很多的皮肤上有什么异常痕迹。内部检查显示伊丽莎白刚刚怀孕，但没有发现明确的死亡原因。

普莱斯拿着放大镜，又一次有条不紊地在尸体上慢慢检查了一遍。两个小时后，他终于有所发现：在臀部有两组微小的皮下注射痕迹，但毒理筛查结果是阴性。这个年轻女人被注射了什么呢？

警方询问了肯尼斯的同事，发现他的护理工作包括注射胰岛素。伊丽莎白不是糖尿病患者，因此给她注射大剂量的胰岛素会导致致命的低血糖休克。之前没有过胰岛素谋杀的先例，也没有公认的测试方法。

普莱斯将这些有皮下注射痕迹的部分切下。他和毒理学家A.S.加里（A.S.Curry）给一组小鼠注射了胰岛素，另一组注射了由切片组织制成的浆液。两组小鼠均出现相同的症状并死亡。重复测试了多次，结果不变。

肯尼斯·巴洛因此以毒杀妻子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为公平起见，警方没有告诉评审团另一发现：他的第一任妻子几年前死于类似的症状，当时她被认为是自然死亡。如果对她的尸体也进行夏洛克式的检查，用放大镜观察每一块皮肤，那么很有可能发现微小的痕迹——看起来像被蛇咬的伤口。如果“眼光敏锐的验尸官”当时能够辨识出“那两个小黑洞”，那么伊丽莎白·巴洛就不会嫁给这条叫作肯尼斯的毒蛇了。

史密瑟斯特医生重婚的太太

砷的毒性众所周知，但其独特的味道限制了它作为毒药的使用频率，直到约公元800年，一位叫贾比尔·伊本·海扬（Jabir ibn Hayyam）的阿拉伯研究者将其提炼成几乎无味的白色粉末，很容易藏在食物或饮料中。带着一丝阴森的幽默感，人们将其称为“继承之粉”，因为他们认为不幸的家庭会有效利用这一粉末。尽管砷常常被认为是致死原因，但很难在法庭上被证实。

1842年，德国的雨果·莱因希（Hugo Reinsch）发明了一种更简单的测试砷的方法，毒理学这门新科学似乎必然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随后出现了一次灾难性的挫折：托马斯·史密瑟斯特（Thomas Smethurst）医生因用砷谋杀伊莎贝拉·班克斯（Isabella Bankes）而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

“一个医生堕入歧途，他就是罪魁祸首。他既有胆量又有知识。”夏洛克·福尔摩斯在《斑点带子案》中说。他的这一观点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数位接受过医学训练的投毒者身上得到印证。普理查德、克利、帕尔默、沃德、韦特和克里本——这些医生杀人犯的名字让人胆寒。

但史密瑟斯特案与众不同。这个故事不仅关乎一位无赖医生毒害一颗轻信之心，也关乎一位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因为粗心的错误，破坏了公众对科学证据准确性的信任。

1858年，史密瑟斯特医生五十多岁，而他的妻子比他大近二十岁，他们乘四轮马车抵达伦敦郊区的贝斯沃特（Bayswater），在一处供膳食的寄宿公寓租了一间房。史密瑟斯特精通水疗法，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医学疗法，做法是将人体上每个可能的孔口都浸在水中。他告诉女房东，他考虑在贝斯沃特开一家诊所，因此希望熟悉下该地区。

寄宿处的另一位房客伊莎贝拉·班克斯当时四十二岁，有一点魅力，有足够的金钱，还有偶尔发作的消化道病史。她非常乐意将自己的身体问题告诉医生，史密瑟斯特似乎也乐于与她讨论症状。尽管史密瑟斯特太太对此事似乎有种奇怪的超然态度，但随着伊莎贝拉和医生的亲密闲谈时间越来越长，女房东变得不安起来。

最后，愤慨的女房东要求班克斯离开。她走了，却是在史密瑟斯特医生的陪同下。他们在巴特西教堂举行了重婚仪式，然后搬到了里士满，享受家庭幸福。

但事实并非如此。“婚礼”后不久，伊莎贝拉就病倒了，剧烈腹泻和呕吐。她“丈夫”对她进行了几天治疗但无济于事后，她被送到当地的朱利叶斯（Julius）医生那里去。为了控制症状，医生给她喝了石灰水，然而情况变得更糟。因此她不断被送到别的医生处求诊。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名律师被叫来，伊莎贝拉签署了遗嘱，将她所有的钱留给“我真诚挚爱的朋友，托马斯·史密瑟斯特”。

朱利叶斯医生和他的搭档怀疑伊莎贝拉的疾病是一种刺激性毒药引起的。他们拿走伊莎贝拉的一部分排泄物，带到著名病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斯温·泰勒的实验室中，他也从事毒理学研究。泰勒使用简单优雅的莱因希法对样本进行了检查。

他将可疑物质与盐酸进行混合并加热，然后将一块铜网放进溶液中，如果存在砷，铜网会呈现深灰色。泰勒报告说，对伊莎贝拉样本的测试结果呈阳性。

因为史密瑟斯特是为伊莎贝拉提供饮食的人，也很少离开她身边。鉴于这一可疑情况，他被逮捕了。但他含泪告诉执法官，妻子的病情使他很难离开她身边，她急需他的照料。考虑到这一点，他被迅速释放。

伊莎贝拉·班克斯第二天就去世了。

史密瑟斯特被控谋杀。1859年7月进行的审判引起极大关注，因为这一案件几乎完全依赖于科学证据。但医学证词出乎意料。尸检时发现，死者已怀孕五至七周。她的肠道似乎严重发炎，与砷中毒的症状一致。但对她的内脏进行检查后没有发现砷的存在。那砷是如何在死前还明显存在，却在死后消失的呢？

进一步的实验又得出了一个令人苦恼的事实。泰勒最初进行莱因希法实验时，他将铜网插入混合液之前没有考虑对铜网进行测试。用过多次的铜已被砷污染了。泰勒用自己的试剂彻底破坏了整个实验。

辩方的几位专家证人认为，死亡原因是一种痢疾，这位年纪较大的女士第一次怀孕，会加重病情。但经过四十分钟的商议，法官仍做出了有罪判决，并判死刑。

医学界立即表示强烈抗议，认为科学事实不能证明判决的合理性。唯一合法的史密瑟斯特太太显然已从无动于衷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她向维多利亚女王寄去一封动情的长篇恳求信。内政大臣搜集了一些实情，经过仔细考虑后推翻了判决。

当史密瑟斯特医生以自由人的身份离开监狱时，他立刻因重婚罪再次被逮捕，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因此，政府的这一举措既达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法学的最高道德标准，又同时满足了英国中产阶级道德感的最深需求。

最终出狱后，史密瑟斯特医生（显然是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就班克斯女士的遗产提起诉讼。他赢了这桩官司，获得了钱，然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有人说是在史密瑟斯特太太的愉快陪伴下。普通民众和科学界都对“专家”证人表示严重不信任，很多年里，整个医学法理学领域都无法抹去污点。

阿瑟·柯南·道尔出生于史密瑟斯特受审的同一年。数十年后，当他是一名医学生时，他仍然能感受到这个案子的回响。柯南·道尔的老师、导师和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原型，约瑟夫·贝尔（Joseph Bell）医生对法医界非常怀疑，据说他在参与的诸多案件中都隐藏了身份。柯南·道尔在1876年见到贝尔，这位老人敏锐的性格和推理能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血字研究》与哈里斯案

19世纪接近尾声时，科学家们不断发表他们的新发现，报纸上充斥着骇人听闻的罪行报道，公众对悬疑小说的兴趣也不断增长。尽管一些悲观的评论家提醒人们，这些阅读材料的普及会给犯罪提供更新更危险的想法，使打击犯罪行为变得更难，但更清醒的头脑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大多数小说都极为不准确，小报的报道就更虚幻了。然而随着新的和更危险的药物出现，中毒案件的复杂性确实增加了。

1891年，纽约，名叫卡莱尔·哈里斯（Carlyle Harris）的年轻医学生与康姆斯托克女校的一名住宿生海伦·波茨（Helen Potts）秘密结婚已近一年。康姆斯托克的其他女生被告知，哈里斯是海伦的未婚夫。哈里斯坚持这段婚姻必须保密，因为他担心家人如果知道他上学期间结婚，可能不会继续支持他的学业。

海伦的母亲却坚决主张要揭露这段婚姻。不出所料，海伦因此得了失眠症，哈里斯为她开了六粒低剂量的奎宁吗啡胶囊。（在那个美好的时代，医学生也可以开药方。）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镇静剂，是由著名的纽约药房“麦金太尔”现订现做的。

哈里斯拿起胶囊，但只给了海伦四粒，并指示她每晚服用一粒。她这样做了，度过了三个平静的夜晚。第四个晚上，她在神志失常中醒来，呼吸非常困难，瞳孔收缩明显。学校医生为了挽救她做出了一切努力，但还是没能成功。

哈里斯供出了他藏起来的两粒胶囊，经检查证明，其中只含有允许剂量的吗啡。海伦已下葬，但因报纸上提出太多疑问，她又被掘出调查。纽约毒理学家鲁道夫·维特豪斯（Rudolph Witthaus）在女孩的所有器官中都发现了吗啡，但没有奎宁。这意味着她服用的最后一粒胶囊只含有纯吗啡。如果考虑到胶囊的大小，这已经过量了。药房坚称能够对他们配的所有药物负责，并且药房方面没有任何过失。

哈里斯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在给海伦的四粒胶囊中，有一粒被哈里斯换成了致命剂量的吗啡，他作为一名医学生，可以轻松获得这一药物。他保留了两粒胶囊，这样就可以在海伦服下最后一粒致命胶囊后证明自己的清白。哈里斯在1893年被定罪及处决。

这一案件的情节如此复杂，让人觉得或许受了夏洛克·福尔摩斯故事的影响。有趣的是，大侦探首次出场的《血字的研究》由J.B.利平考特出版社于1890年在美国出版，正是哈里斯案发生的前一年。与在家乡英国相比，这本书在美国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关注，也更畅销，成为广泛讨论的话题。故事中有一个著名场景，角色杰弗逊·侯波讲述他如何谋划杀死受害者：

“有一天，教授正在讲解毒药问题时，他把一种叫作生物碱的东西给学生们看。这是他从一种南美洲土人制造毒箭的毒药中提炼出来的。这种毒药毒性非常猛烈，只要沾着一点儿，立刻就能致人死命。我记住了那个放毒药瓶子的所在，他们走了以后，我就倒了一点出来。我是一个相当高明的配药能手，于是，我就把这些毒药做成了一些易于溶解的小丸。我在每个盒子里装进一粒，同时再放进一粒样子相同但是无毒的。”

故事中并没有写明毒药的名称，但制作方法很类似。卡莱尔·哈里斯是否读过《血字的研究》，并从中找到了摆脱困境的方法？也有可能是一名调查人员读了这部小说，从而意识到海伦·波茨是如何被谋杀的。

正如夏洛克·福尔摩斯在《跳舞的人》中所说：“有人发明，就有人能看懂。”

本文节选自《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科学》作者： [美] E. J. 瓦格纳；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品方：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原作名： The Science of Sherlock Holmes；译者：冯优 / 林燕；出版年：2020-11

来源：凤凰网读书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