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危亡的号角吹响，中国妇女打破传统桎梏，从内宅深院走向烽火战场，从灶台纺车旁奔向救亡前线，在军事斗争、后勤保障、文化宣传等各个领域，以独特的力量推动着抗日战争的进程，成为民族救亡史上不可磨灭的荣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北京青年报》和北京市档案学会联手推出“抗战就在我身边”系列报道。近日，学会秘书长王兰顺向我们讲述了抗战时期北京及周边地区妇女群体的担当、牺牲与贡献，她们以觉醒之心、勇敢之气、血肉之躯筑起抵抗屏障，诠释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深刻内涵，在烽火中绽放成不屈的玫瑰。
《大众生活》第一卷第6期（北京市档案馆藏）
知识女性率先发出救亡的呐喊：大众起来！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在全国上下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一群知识女性发出了妇女救亡的呐喊。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北京市档案馆藏有1935年12月21日出版的《大众生活》第一卷第6期，封面和封底刊登两张照片，都是清华社会学系1932级女生陆璀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场景。其中封面是她在西直门外城墙根下手执大号喇叭向学生和市民宣传抗日，神态慷慨激昂。邹韬奋在封面照片上配文字：“大众起来！”
12月16日，学生们再次走上街头，抗议国民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城外游行队伍冲破西便门，但在宣武门受阻，陆璀从城门底下缝隙爬进去，敏捷地把门栓抽下，高喊：“冲过来呀！”她被当场逮捕。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警察所采访了陆璀，被她无畏的爱国激情打动，称她是“中国的贞德”。这张封面照片成为一二·九运动的经典画面，陆璀也成为这场爱国运动中极具代表性的形象。自此，陆璀作为中国进步青年的代表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象征符号之一。
有一张从东单十字路口向苏州胡同方向拍摄的老照片，从中可以看到苏州胡同西口有一座鹤立鸡群的独栋小楼。这栋小楼曾是一个绸缎庄老铺号，也是这条胡同里最漂亮的建筑，七七事变后，这家绸缎店被日本人强购。
1938年7月23日19时30分，在苏州胡同西口的巡警佟占光突然发现有一个青年女子出了苏州胡同口便往北飞奔而去。佟占光立刻追上去，追赶到恒威德粮店门前将奔跑的女子截停，随后到苏州胡同83号名为“吴起”的日本绸布店内了解，才知道刚才有三名中国女学生来到这家绸布店，以购物为名，暗将盛着燃烧性液体的玻璃瓶放入绸布店的衣柜内，致使两件衣服被烧毁。
放火后，这三名女学生中的两名向东跑去，一名向西跑去，向西跑去的女学生被警察和追上来的日本女店主抓获。日本女店主要求巡警继续协力逮捕另外两名女学生，巡警未听从。被抓住的女学生名叫“拐美”，被送往日本警察所“训办”，日本宪兵队以“巡警不协助”为由，扣除了当天值班警士的饷银。
这三位女学生的行动受到人们的赞许，尽管至今不知她们的真实姓名，但她们的事迹深深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
1944年冀中妇女缝制军衣
为抗战物资筑牢坚固的“生命线”
1938年3月，在中共中央的倡导下，“中华全国妇女救国联合会”成立，这一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妇女的抗日救亡运动从分散走向统一，从自发走向有组织的行动。1938至1942年，在党的领导下，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对北平、天津的日伪军形成了包围态势。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妇女救国会”（简称“妇救会”）成为最广泛的群众组织，不仅是动员妇女的机构，更是妇女参与抗日的“主阵地”。
平北地处山区，斗争条件异常艰苦。在《延庆革命史》和《1983年征集的各乡镇、公社口述党史资料》卷宗中显示，昌延联合县“妇救会”的干部们，时常坐在村口的大石头上，给村民们讲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她们将抗日战争的理念，转化为妇女们听得懂、看得见的切身之事。
《巍巍海坨山》《延庆党史资料》中提到：1942年，李淑君到昌延联合县一区任“妇救会”主任时，面对的是“房子被烧，居无定所”的环境，但她没有退缩，而是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救国、男女平等”，把妇女从炕头、灶台拉到抗日的大舞台。她推动建立了按“劳动力强弱”分配任务的机制，让每个妇女都能根据自身能力参与抗战——年轻力壮的承担军鞋缝制，年长的负责搓麻绳、打袼褙，连孩童也能帮忙传递针线。这种精细化的组织，让原本“零散”的妇女劳动力变成了“成建制”的支援力量。
据《北京英烈传》《海坨风云》记载，柳沟村妇救会主任贾桂珍成为那一时期的代表。1944年，柳沟村一个月要完成500双军鞋，平均每人每月做军鞋5双。一双军鞋从“打袼褙”到“纳鞋底”，需经十余道工序，耗上千针细线。贾桂珍白天动员宣传，夜里就着煤油灯带头赶制，还把妇女编成“互助组”，让“会做的带不会的”，用“样板鞋”校准质量。
平北、冀东根据地自然环境险恶，物资极度匮乏，部队粮饷补给十分困难。在日军“扫荡”与封锁下，军鞋、军粮、弹药等物资是支撑抗战的“生命线”。妇女们坚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最困难时期，妇女们用智慧和奉献破解了军衣短缺难题。
据《延庆革命史》记载：石佛寺村的高桂英，用“拆被褥、开染坊”的巧思解开物资匮乏的危急。当时布料奇缺，她带头拆掉自家被子、褥子，将旧布打成袼褙；为让军衣颜色统一，又在村里搭起简易染坊，将各色碎布染成灰黄色。在她的带动下，全村妇女纷纷献出被褥，为八路军赶制出一批批合格的军衣，让战士们在寒冬里有了温暖的保障。
日军的严密封锁让物资运输异常艰难，她们装扮成普通村妇，背着物资沿着崎岖的山路，巧妙地避开巡逻队，将物资安全地运送到前线和根据地。密云区金叵罗村的曹乃伶年仅十六七岁，得知八路军战士在艰苦的环境中缺衣少粮后，她节省零花钱购买布和鞋。穿上长裙将布和鞋缠在腰间，通过了日军把守的卡哨，步行数十里将物资送到了抗日根据地。
战争的残酷难以想象，伤害与牺牲随时都在发生。1943年春，彭家窑村妇联主任张兰香刚收集完军鞋，就遭遇日伪军“扫荡”。她当机立断，组织妇女把军鞋藏进土窑洞，外面用草苫伪装。敌人包围村庄时，她们在威逼利诱下绝口不提军鞋的下落。
东三岔村作为存放军粮、弹药的“保险仓库”，曾遭遇过一次惨烈的考验——十位母亲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紧闭双唇。
1943年，伪满军35团包围东三岔村，将未及撤离的陈殿凤、张淑娥等十位妇女抓到村东头的庙台下。敌人以“烧房、施暴”相威胁，逼问军粮和军火的藏匿地点。背着四岁孩子的张淑娥第一个被拷打，皮鞭抽在身上，她却始终说“不知道”；敌人追问八路军的去向，她如实回应“八路军自带干粮，从不在村民家住宿”，即便被打晕过去，也没吐露半个字。陈殿凤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时，孩子掉在地上哭嚎，她却强忍剧痛，始终紧闭双唇。这场毒打让她的胳膊肿得“像包子一样”，落下终身残疾，再不能干重活。但直到最后，十位妇女被打得遍体鳞伤，也没人泄露半个字——她们用血肉之躯，守住了根据地的“粮仓”和“军火库”。
在平北红色第一村展览馆，讲解员讲述道，大庄科乡沙塘沟村的张自明，虽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却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伟大。1942年，八路军将出生才几天的小秀芳送到她家寄养。刚生完三女儿的张自明，奶水不足，却把仅有的奶水先尽着小秀芳，自己的闺女只能喝米汤充饥。看着饿得哇哇大哭的亲闺女，她不知偷偷掉了多少眼泪。可即便如此，她依然视小秀芳如己出，悉心照料。然而，残酷的战争年代，物资匮乏，同时抚养两个孩子根本不可能，她的三女儿仅六个月大就夭折了。
在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和游击队相继创建了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对北平、天津的日伪军形成了包围态势
档案资料《延庆胡氏家谱》
《延庆胡氏家谱》见证隐蔽战线女英雄关露的传奇一生
关露原名胡寿楣，祖籍是北京延庆，档案资料《延庆胡氏家谱》记载了隐蔽战线女英雄关露的传奇一生。
寿楣这个名字取自其父清末举人胡元陔“生女亦可壮门楣”的愿望。胡寿楣年幼家贫，自学完成中学课程，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上世纪30年代初，胡寿楣以笔名“关露”震动文坛，她的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海外，她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主题曲《春天里》，歌词广为传唱。
九一八事变后，关露参加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左联”，用手中的笔，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1939年，组织决定派她打入汪伪76号特工总部，接近日伪政权的特工首脑李士群，并相机策反李士群。她的上级潘汉年给出了那句著名而残酷的叮嘱：“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的回答坚定而决绝：“我不辩护。”
从此，作为女诗人的关露死去了，她隐姓埋名，背负着文化汉奸的污名，忍受着朋友的决裂、亲人的不解和世人的唾骂，周旋于恶魔之间，将获取的关键情报秘密送出，保护了无数抗日志士的生命。任务完成后，她受组织派遣，又潜入汪伪政权和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任编辑，在该刊发表长篇小说《黎明》，同时以此作掩护，收集日伪情报，并积极组织策反，成功完成了更为艰巨的联络任务，成为优秀的“红色间谍”。抗战胜利后，她顶着汉奸的污名，却未辩解半分，虽然疾病缠身，身心备受摧残，但她从未后悔。
用鲜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邓颖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报告中说：“妇女们对抗战事业所贡献的业绩是空前的……中国妇女不但参加了后方的工作，而且受到军事、政治训练，同时还能在前方与敌人作斗争……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全民抗战大时代，给中国妇女运动以从来未有过的突飞猛进发展的机会。”
许多妇女不仅秘密行动在隐蔽战线，更是直接参与军事斗争的战斗者。她们或加入正规部队，或组成地方武装，在枪林弹雨中展现出不输男性的勇气和智慧，成为烽火中绽放的“战地玫瑰”。
除了正规部队，地方妇女武装更是遍布敌后根据地。在冀中根据地，“妇女自卫队”是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武装组织，队员们手持土枪、大刀、长矛，负责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捕捉汉奸。1941年，冀中根据地遭遇日军大规模“扫荡”，定县妇女自卫队队员张淑珍在站岗时发现日军骑兵，她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炮火跑到根据地机关报信，为根据地军民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出身贫苦的劳动妇女戎冠秀，积极为八路军筹集粮草，组织妇救会、识字班，宣传抗日，带头送子上前线，积极支前，照顾伤员，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1944年，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上荣获“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
北京密云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为了革命事业，邓妈妈先后有7位亲人壮烈牺牲，这位广为传颂的“英雄母亲”，被当地人民誉为“当代的佘太君”。
战地救护是妇女后勤保障工作中最危险也最感人的部分。在抗日战争中，大量妇女加入战地医疗队，深入前线救治伤员。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建立“模范医院”，招募了一批妇女担任护士和卫生员。她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前线阵地，为伤员包扎伤口、输送药品，为伤员做手术。手术台是门板拼成的，消毒用的是开水煮过的纱布，甚至有时要靠火把照明。这些救死扶伤的巾帼英雄在极端环境下展现了坚忍与奉献，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资料供图/王兰顺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汪浩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