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北京青年报》和北京市档案学会联手推出“抗战就在我身边”系列报道。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各系统情报组织遵循“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隐蔽战线工作方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为抗战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

说到北平城的隐蔽战线，北京市档案学会秘书长王兰顺提供了一张“神秘”地图——北平通往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线示意图。一条条秘密交通线的开辟，打通北平城内进步人士前往抗日根据地的路。北平城内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都是通过秘密交通线到达了根据地，参加敌后抗日工作，为抗战贡献力量。

八十多年前的北平城，上演着怎样的暗战故事，又涌动着怎样风云诡谲的激流？近日，王兰顺特别邀请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刘岳为我们讲述北平抗日隐蔽战线的故事，跟随着刘岳的讲述，四处散落在北平的地下联络点或情报站浮出水面，北平抗日隐蔽战线上发生过的故事也跃然眼前。

抗日战争时期，在北平的隐蔽战线上，有数以万计的同志奋勇斗争，潜入敌人“心脏”，不惧危险，与城内地下党配合武装斗争，向根据地输送了大批人才，运送了大量物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情报搜集工作，打击日伪，保护、壮大革命有生力量。

历史的痕迹不仅仅留存在文字与照片中，它就活在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街巷里。无论在多么黑暗的年代，总有一些人，愿意做那点亮黑暗的微光。他们在信仰力量的支撑下，不忘初心，创造了一个个抗战奇迹。

北平通往各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 供图/王兰顺

电视剧《潜伏》原型之一 安家北平架设秘密电台

地点：大石桥胡同

什刹海潜伏期间，王文、陈老太太、王凤岐“一家”合影

1942年初冬，25岁的王文和26岁的王凤岐举行秘密“婚礼”，住进了什刹海畔的小石碑胡同11号。

“王文、王凤岐这两个名字大家可能陌生，但说起电视剧《潜伏》就都知道了，他们正是这部电视剧主人公的原型之一，是当年中共中央派来的北平潜伏者。”刘岳介绍道，抗日战争时期，王文、王凤岐夫妇先后在北平什刹海小石碑胡同11号、大石桥胡同7号“潜伏”，并在大石桥胡同7号架设秘密电台，把北平城里日伪军的举动变成“滴滴答答”的电波，发往平西。

这户看似普通的人家，夜晚把窗帘一拉，就变成了刀尖上的前哨。

住进胡同后

三个月内不准开展活动

王文原名吴启满，安徽金寨县人。他参加过长征，在莫斯科学习过无线电和情报工作。1939年5月学成归国，王文在延安枣园政治训练班学习，后到中央社会部电台当报务员。1940年5月，他被派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工作，化名“王文”；王凤岐原名刘桂芬，河北安新县人。全面抗战爆发后，她先在村里“青妇会”当中队长，后来调到冀中定兴县一区任妇女武装部游击队队长，带领民兵挖公路、拔电话线杆子、剪电话线，破坏日伪军的通讯、交通。

1942年秋，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西情报站决定派王文潜往北平建立秘密地下电台。要想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北平潜伏，就必须为王文组建一个“家庭”，社会部领导决定让河北涿州的陈老太太给王文当“妈”、让王凤岐当“媳妇”。

平西情报站规定，王文、王凤岐三个月内不准开展情报活动，主要是熟悉环境，了解街道、胡同情况。

小石碑胡同院小、房少又有点吵，刘岳透露，王文和王凤岐在小石碑胡同11号居住期间其实没有开展任何活动，“因为3个月之内不开展活动的规定，他们只是熟悉周围的情况。俩人在这小石碑胡同住了一个多月就搬走了。因为这是一个杂院，还有一户两家，不方便开展工作，后来一家三口搬到了大石桥胡同7号”。大石桥胡同7号在旧鼓楼大街西边，紧邻着北城墙，这里独门独院，南、北两个院一共六间房，宽敞、气派、消停。刘岳讲述道：“房东是日本宪兵队翻译官，对门儿是在伪警察所混事的张警长。在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四九城，有这么二位‘罩着’，麻烦少很多。”

两个月拼凑零件自制发报机

三个月过去了，他们在北平站稳了脚，开始工作。

弄一台传送情报需要的发报机成为摆在眼前的首要困难——王文在妙峰山游击区使用过一台5瓦干电池发报机，辗转托人秘密运进北平后才发现，北平城不同于山里，交流电线多、干扰大，天线不能架得太高，电台输出功率太小，无法与平西情报站的电台通联。经平西情报站领导同意，王文决定自己组装一部发报机。

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城组装一部电台，其困难和危险可想而知。王文知道不能急功近利，开始一件一件分别购买零件。“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庙会时，马路便道上会有人摆旧无线电地摊，卖些旧零件。有合适的，王文就买一件。”刘岳说。

经过两个多月“游击”采购，刻度盘、真空管、大小电阻等终于买齐了。没有工具，王文就用剪子、斧子、菜刀、生煤火的通条，在南屋昼夜组装。终于，一台有三个6L6真空管、输出功率30瓦的发报机组装成功了。

门轴上滴油、竹竿套棉袋子、晾衣绳变天线

发报机有了，怎么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架天线、发电报呢？这成了摆在俩人面前的第二道障碍。

王文、王凤岐开动脑筋，想了许多掩护电台的妙招。他们弄了个粗铁丝，白天是晾衣服绳，晚上搭上电台的线，就成了天线。

日伪当局为了侦查北平的地下电台，设立了无线电侦测台。要保障地下电台通联的安全，必须搞清楚日伪无线电侦测规律和手段。情报组成员“七哥”叶绍青经多方介绍，终于和日伪侦测台台长拉上了关系，推杯换盏间，侦测台的情况摸清了——半夜是日伪侦测台监听警戒比较放松的时段。

叶绍青将这个消息转告给王文，王文便着重在凌晨2点到5点间抓紧与社会部电台通联。他还大胆模仿日伪电台报务员的手法，即使日伪电台报务员听到呼叫，也会以为是自己人在工作。

夜间发报不能让外面看到一丝光亮，王文就用红绸子缝了一个双层的小口袋，套在灯泡上，窗户也用专做的棉垫堵上。夜深人静，电台发出的任何声响，都可能引起邻居怀疑。于是，王凤岐穿上自己做的软底布鞋，夜间走路没一点声响；夜间放天线，要过三道门，她在门轴合页里滴上几滴油，开门时没有了吱吱声；她还在竹竿上套上半米长的棉袋子，往瓦房上放天线，竹竿就是碰到瓦片也没有一点声。

刘岳提到，当时我党的地下活动经费紧张，一家三口吃不上饭，王凤岐就天黑后悄悄去菜市场捡菜叶子回家充饥。她还养起了鸡，借喂鸡、捡鸡蛋、开门找鸡的机会，观察院子内外、胡同情况，而且别人还不会发觉。

搞好街坊四邻的关系也很重要。王凤岐与邻居伪警察所的张警长算是“老乡”。她时常给张太太送小物件、鸡蛋，笼络感情，警长家的小孩出天花，她主动把老母鸡炖好送过去。这招真管用，每次张警长带日本宪兵队来检查“卫生”，总能顺利通过。

就这样，从什刹海畔发出了源源不断的红色电波，飞越北平，一直传到了平西。

古玩铺成秘密地下情报站

地点：百花深处

北京城有一条名字很有诗情画意的胡同——百花深处。刘岳拿出了一张自己拍摄的百花深处胡同的照片，这条胡同位于新街口南大街的路东，他提到，八十多年前，这里曾有一处我党重要地下秘密情报站。

1939年初，百花深处胡同西口开了一家古玩铺“明华斋”，东家叫黄浩，人称“黄长老”，铺子上下两层、古色古香，谁也无法联想到，它竟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北平城内建的地下秘密情报站，主要任务是为根据地购买、收集和运输稀缺药品，黄浩的秘密身份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黄浩情报组负责人。

刘岳介绍，北平沦陷后，为了加强北平和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北平城内先后建立起了地下情报站、联络站。在此期间，黄浩陆续设立了十几处像“明华斋”这样的秘密掩护点，构建起一张严密的单线情报网络。

黄浩出生于1895年，广东揭阳人。1920年后，黄浩、王佩芝夫妇来到北平，先后创办了一个小诊所和一家挑补绣花厂。由于捐款修缮了新街口基督教堂主办的崇慈小学校舍，黄浩当上了崇慈小学校长和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这两个身份，成为他日后开展地下工作的掩护。

刘岳说道，当时北平城日伪军对我党抗日根据地实行全面封锁，对药品管控非常严格，地下工作者购买急需药品，要冒生命危险。

黄浩每次接到任务，就立即布置组内多名骨干在平、津、沪等地的药房和医院购买药品，甚至还曾以教堂长老的身份只身南下香港，找朋友、同乡，并通过他们与南洋各地侨胞联系，动员他们捐款、捐药，寄往北平。

为躲避搜查，待夜深人静，黄浩夫妇便在灯下将药品和器材打软包或装柳条箱，以便于同志们路上携带；有些怕潮的就先用蜡纸封好，再用油布包裹起来，像奎宁粉、磺胺消炎粉、片剂类的药品，适合打软包，但碰到下雨天就会受损。王佩芝想出了办法：用蜡纸和油布，把药品一层层包扎起来。

曾经的古玩铺如今不见踪影，但这条胡同却真实见证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暗战。

法国名医化身交通运输员

地点：贝家花园

说起黄浩为我党转运药品和物资的事迹，就不得不提到一位来自法国的友人——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院长贝熙叶，他曾多次帮助黄浩往城外运送药品。

贝熙叶1912年来到中国，先后任法国驻华公使馆医师、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院长、北堂（西什库教堂）医院院长、燕京大学校医、震旦大学医学院院长等。日军占据北平后，贝熙叶大夫同情、支持抗日。由于教会的关系，黄浩和他建立起密切联系。不久，贝熙叶成了黄浩情报组的一名交通员。他在西山北安河村西阳台山东麓建的花园别墅“贝家花园”，成了秘密联络点。

因为贝熙叶法国名医的特殊身份，利用这些条件，他可以携带药品和医疗器械出城过卡，往来于城里和西山之间。他常把电台、药品等从王府井大甜水井甲16号自己的家中秘密运送到西山贝家花园，平西、晋察冀根据地的交通员再来取走，运往前线根据地，运送药品和物资的通路就这样打开了。

刘岳提到一个故事：1939年5月某日清晨，黄浩收到一张药品需求清单，开这张单子的人正是白求恩大夫，这份“二尺长、五寸宽”的清单上，密密麻麻写着药品和器材的名称。黄浩立即打点采购，送到王府井大甜水井16号贝熙叶在城里的家，再由贝大夫带往贝家花园，然后再由交通员送往根据地。辗转几天后，这批药品器材就摆到白求恩大夫所在的战地医院药架上了。

如今，贝家花园保存完好，具有很高文物价值，2011年，贝家花园被纳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评为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一处备受游客喜爱的景点。

百年老字号出了“红色战士”

地点：西打磨厂同仁堂乐家老宅

“说起同仁堂，是有三百多年历史的京城老字号，名闻天下。但是，以同仁堂少奶奶李铮为代表的同仁堂那段红色历史，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刘岳提起了同仁堂老乐家秘密抗日的事迹。

同仁堂老乐家的宅子位于前门西打磨厂（今东城区西打磨厂街46号），民国时期，乐家在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西门南侧，开了一家永仁堂药铺。经理是乐益卿，经理的儿子叫乐元可、儿媳叫李铮。

在老乐家的外甥——杨宁（原名杨德修）的影响下，乐元可、李铮夫妇从同情抗日最后投身抗日地下工作。1939年夏天的一天，杨宁住到了西打磨厂老乐家来。杨宁看起来整天无所事事，但实际上他的身份是中共北方分局（1945年8月改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陈叔亮地下情报组的成员。

同仁堂老乐家社会地位高、房子多，便于掩护。杨宁把这里当成接头、开会的地方，每逢有人来接头或者密谈时，李铮主动担当起暗中掩护的任务，里外支应着。

刘岳讲了一个“米汤写情报”的故事，足见李铮在隐蔽工作上的成熟。一天晚上，杨宁等人在书房里交换情况、分析情报，杨宁对书房外的李铮说：“表嫂，我们饿了，给我们熬碗粥喝吧！”

李铮在外间应声说道：“我早知道你会有这么一出儿，粥早就熬好了。不但够吃，米汤还特多！”杨宁听罢说：“我们的事你全门儿清了！”

喝粥只是个托词，用米汤密写情报才是真的。粥端上来了，米汤也盛了一大碗。杨宁开始用米汤密写情报，李铮又回到外间“站岗放哨”。杨宁曾将重要文件档案材料交给李铮保管，她懂得文字材料和档案的重要，视同生命。

1946年6月，我党加强北平城内的地下工作，建立秘密“金库”，把同情共产党的北平社会各界资助的黄金保管好。党组织决定把金库放在乐元可家中，由李铮负责金库收支。当时北平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李铮拿到经费后，由乐元可兑现成银元、美钞、金条保存起来。在日伪当局严苛的封锁下，李铮协助乐元可用“金库”的钱采购紧缺物资，通过秘密通道送往解放区。

刘岳补充道：“乐家是开药铺的，乐元可、李铮夫妇自然也利用这个优势为解放区免费提供不少中药，老寒腿的同志喝上了虎骨酒，心脏不好的同志用上名贵的安宫牛黄。”

新中国成立后，乐元可、李铮夫妇把“金库”账目簿、剩余黄金和外汇悉数交给党组织，账目清楚，分文不差。

供图/刘岳（除署名外）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雷若彤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