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曾巩、苏轼、苏辙、程颢、程颐……这些光耀千古的名字背后是一群风华绝代的人物，他们的文章、思想引领千年风骚，然而他们的现实人生最后都深陷于无休止的政坛纷争之中。

天才成群而来，他们的相逢相遇是文化史上的大幸；天才与天才之间却不能和平共处，他们的相斗相争是政治史上的大不幸——一切皆因王安石变法。

在王安石还没有位登宰执的时候，他早已是众望所归的宰执人选——“当时天下的议论，都认为王安石当不上执政就没天理”“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必可致太平”……就连后来成为王安石死对头的司马光都说：“我目睹王安石一人身负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华高绝而且学识深博，自尊自爱，恬退淡泊，把官位看得很轻，认识他的、不认识他的，都说王安石不出山便罢，一旦出山那就可以马上实现太平之世，天下百姓都能得到他的惠泽。”

为什么王安石如此受推崇？因为当时是士大夫精神高扬的时代，而王安石就是士大夫理想人格的现实代表。

“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这是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对苏轼的总印象。当这样一位绝世天才遭遇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的个人际遇充满了悲剧色彩。他的后半生一直在与青苗法斗争，将一种批判精神坚持了数十年。

苏轼的父亲苏洵据说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因为他写《辨奸论》很早就判定王安石是奸臣，那时候王安石还没有开始变法。

苏轼的弟弟苏辙是青苗法的第一个反对者。当他被神宗派去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的时候，青苗法还在酝酿之中，所以苏辙较早地知晓了青苗法，当时他就已经明确表示不认同这种放债取息的做法，并因此离开了中央。此后很多年都得不到升迁，显然是受政治立场的影响。

苏轼也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并且迅速成为年轻一辈官员中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

熙宁二年，34岁的苏轼自从陕西凤翔府签判任上回到京城之后，颇受神宗重视，而且得到司马光、韩维、张方平等大臣的交口称赞。他们多次举荐苏轼担任谏官。但是，王安石知道苏轼和自己是说不到一块去的，坚决反对任命苏轼为谏官。一番曲折之后，苏轼被任命为权开封府推官，兼任直史馆。

开封府推官主要负责开封府的司法刑狱事务，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同时任务也很繁重庞杂。这一任命也被解释为王安石意图用这一繁杂的职位来困住苏轼，让他没有精力去妄议新法。不过苏轼非常胜任这一职位，不仅把各种政务都处理完毕，还腾出时间写下了抨击新法的战斗文章。

熙宁二年十二月，在青苗法的命令公布了三个月之后，苏轼就把一份万言书递到了神宗手中。

新法，是年轻官员的机会，能当棋子的机会。

正因为如此，那些刚刚被提拔上来的“新进少年”，比如赵济、李元瑜，他们敢于攻击那些比自己资历高得多的元老重臣、地方大员，其结果也往往是一击而中，仕途荣显，如此一来也加剧了官场上的权力斗争。

官场，变成了战场，为权力和理想而猎杀。少年进击，老臣让位，新进的大门敞开，勋旧的威权落地。王安石变法运动，首先是一场官场的更新运动，是官僚系统的大换血，少壮派的野心与荣耀让大宋帝国血脉偾张，亢奋不已。

这可能容易产生一种误解，那就是新旧党争被简单地理解为元老派大臣和少年派新进之间的斗争，特别是将其进一步引申为大地主阶级和小地主阶级之间的阶层斗争。赵济、苏涓也是出身于官宦世家，在出身上和谢景初、李杲卿并无本质差别。反对新法的也有不少是年轻官员，比如苏轼、苏辙、刘挚等。就是那些积极参与新法的新党官员们，也会为邀功争宠而斗得不可开交。

对于所有官僚来说，新法是一场考验，有的人选择抓住机遇，有的人选择坚守理念。而他们的个人选择背后的原因千差万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终极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个人选择而已。而变法是一场运动，是一种浪潮，被潮流所挟裹者必然是多数。

四月十九日，王安石被罢相，出知江宁府。

正当神宗有所动摇的时候，前线熙河传来捷报，王韶破西蕃，降其首领木征。神宗听到之后，十分高兴，继续推行新法的意志再次坚定起来。

王安石在罢政的同时，对朝局走向做了相应的安排：推荐知大名府的韩绛入朝为相，代替自己，并让翰林学士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辅佐韩绛。

韩绛被称为“传法沙门”，吕惠卿被称为“护法善神”，他们都是王安石新法坚定的支持者。当初司马光反问宋神宗是否可以独自和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这三人共治天下，可见韩绛、吕惠卿在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那么，王安石被罢相的原因也就很明显了，神宗不过是让他暂避风头，一旦过了这阵风，王安石还是要回来的。

有人说一幅《流民图》断送了北宋的改革大业，也有人说一个保安叫停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这些说法完全是不对的。虽然王安石被罢相了，但新法继续向前推进。

自新法推行以后，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关系变成了“冰炭不可同器”。虽然两个人的态度是水火不容，但二人的倔强个性异常相似，他们都是战斗风格极为鲜明的政治家。

如果说王安石是“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那么司马光则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力战到最后一口气，将他的政治能量发挥到了极致。

自熙宁四年（1071）到了洛阳以后，对于新法，十几年间，只有熙宁七年那一回，司马光应诏言朝政阙失，对新法痛加指责。其他时间他很少对时政公开发言，如同苏轼所说“年来效喑哑”。

到元丰五年（1082）的秋天，64岁的司马光感觉身体有恙，担心自己突发重病，于是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封《遗表》。这是他想留给皇帝的遗书，情感真挚，言辞激烈，直待临终之际，委托范纯仁与范祖禹呈给神宗。

……司马光的《遗表》最终没能呈上去。元丰八年（1085）三月，38岁的宋神宗突然去世。年仅9岁的哲宗赵煦登基，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一时之间，风向大变……司马光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大救星，是“相天子，活百姓”的不二人选。

北宋王朝的历史，瞬间进入了“司马光时代”。

与郭沫若相比，胡适对王安石的崇拜之情毫不逊色。

1936年1月9日，胡适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舍吾眼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王安石是胡适神龛里的三位大神之一。

三人之中，张居正并不能常驻胡适神龛。1932年胡适《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答孟心史先生》中说：“一个时代的范型的人物：理学以前，有范文正、王荆公诸人；理学时代，有朱子、方正学、王文成以至东林诸公。”这里面未见有张居正。1957年有人问：“如果一个外国人要你举出十个对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人物，你将推荐何人？”胡适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的排名榜是：(一)孔子，(二)老子，(三)墨子，(四)韩愈，(五)杜甫，(六)范仲淹，(七)王安石，(八)朱熹，(九)王守仁，(十)顾炎武。若是再加几名，则可列上：孟子、司马迁、王充和张居正。”可见张居正屈居副榜，只能算是从祀。

至于把青苗法称为“类似于一种政府性质的天使投资”，则是为青苗法唱颂歌唱出了新花样。

“天使投资”，难道不是人们所梦寐以求的东西吗？为何这种“政府性质的天使投资”，要通过强行摊派的方式来推行呢？

所谓王安石的青苗法与黄世仁的两斤白面，一方面是官府与民间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投资与消费的问题。官营借贷不一定用于投资贷，民间借贷不一定用于消费。青苗放款也可以用来消费，也可以换成二斤白面，甚至是半斤黄酒，北宋的很多士大夫比如苏轼就认为农民没有理性，借了青苗款就去换酒喝，喝光了之后还不上款，最终难逃官家的一顿鞭打；两斤白面也许在关键时刻能够保住劳动者的性命，只有性命还在的前提下，生产劳动才有可能。

金融投资业务和金融消费业务，本身没有高下之分。生产与消费，都是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有效地发展生产和合理地促进消费，最终都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可以说是最浅显的常识。

本书应当是世上第一部以青苗法为中心的历史著作。所涉及的内容从千年之前一直延续到当代，但仍以宋史为主，焦点在北宋最后60年，内容涉及当时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我想通过青苗法透视北宋王朝最后60年的思想冲突、体制变革与政坛风云，重探道学家社会建设的远大理想及其现实困境，揭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王安石现代形象的构建过程，追问普惠金融在中国土壤之上何以成为可能。国家理财问题上的“义利之辨”是本书最核心的关切。

关于北宋变法，熙宁时代最受关注，那是梦想的开始。实际上这场造梦运动如何终结，更值得重视，徽宗时代绝不可以忽视。有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是徽宗朝“盛世危图”，画家张择端在图中表达着对时局的忧心，正如郑侠的《流民图》一样，只是一个表达得隐晦，一个表达得直接。这种解读是否能够成立姑且不论，徽宗时代确实是在表面的盛世之下危机四伏，当时需要危图，需要危言，而真正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已经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士人都沉醉在徽宗君臣营造的盛世图景之中，对大厦将倾的危机浑然不觉。

当我们在欣赏《清明上河图》的时候，除了感叹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生活的丰富以外，不要忘记画中普通百姓的真实生存处境，他们正承受着通货膨胀之下的生活压力，承受着不断扩张的国家垄断政策所带来的财产损失，承受着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即便此刻拥有着难得的安宁和片段的幸福，不久之后也将灰飞烟灭。今天的历史研究者不能还沉浸在“东京梦华”的幻象之中，而要有洞穿末日繁华的眼光和勇气。

本书也是为献礼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而作。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