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程耳:我是一个幸运的导演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3-02-06 07:00

虽然之前只有《第三个人》《边境风云》《罗曼蒂克消亡史》三部长片上映,但在业内和观众心中,导演程耳却有着独特醒目的标签。提及他的作品,人们会以“有腔调”“高级”等词汇来形容,包括程耳的新作《无名》。

距离上部作品《罗曼蒂克消亡史》七年之后,程耳导演新作《无名》于今年大年初一上映。程耳表示,如果说《罗曼蒂克消亡史》像一坛好酒越放越香,那《无名》则没有观影门槛,“开盖即饮,是一部爽片”。

而这个“爽”是建立在程耳对自己要求的极致的基础之上——对于将“强迫症”视为“本能”的程耳来说,每一帧画面都必须精准唯美而又不露痕迹,每个剧情脉络都要精巧复杂而又浑然天成。在《无名》中,程耳的个人风格更加鲜明,他试图以一丝不苟的精准展现“匠心而不匠气”的风格,传递出独特而迷人的审美情趣。

《无名》是一个大爽片,没有解读的困难

程耳的另一个身份是小说家,这保证了他电影的文本性。和他之前的作品一样,《无名》同样是程耳创作的故事,程耳不仅担任了编剧、导演和剪辑,还为《无名》主题曲作词。追溯到影片创作的缘起,《无名》的出品人及总制片人于冬曾透露:“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在鱼龙混杂的乱世当中,这些隐蔽战线的地下党,是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在这个故事背景下,导演开始了创作。所以说《无名》的创作就是源于这两个字‘无名’。”

电影《无名》再现了奋斗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共特科,在隐蔽战线与各方势力殊死较量过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特科在上海周旋于重庆、汪伪、日本间谍机构之间,通过错综复杂的敌后情报系统,策反敌人,获取情报,诛杀汉奸,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的前夜……

在程耳看来,《无名》不仅仅是一部谍战片,“我自己内心里,它可能比所谓的谍战片更加宽泛一点,关乎那个年代,有些像是那个年代的史诗,或是一曲挽歌,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电影的基调是沉闷的,《无名》不是那么急功近利的一个所谓极端剧情的电影,我们还是试图在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里,融入更多的历史感和个人的人生感悟。

《无名》与《罗曼蒂克消亡史》都是民国戏,而相比于《罗曼蒂克消亡史》的“观影门槛”,程耳表示,《无名》是“开盖即饮”。“其实我个人也不认为《罗曼蒂克消亡史》有观影门槛,但是《无名》更简单。它的整个叙事、故事非常简单,而且我认为它巨大的优势在于结尾,非常酣畅。虽然我看了这么多遍电影,但是我在调色的时候,当我自己看到电影最后那一刻,即便我已经知道一切,但是,那一刻配合着剧情,配合着演员的表演,配合着音乐,我觉得还是很爽。这是一个大爽片,它没有解读的困难。当然它表达了沉重的历史,但同时它又有非常幽默的段落,有对人生的思考,真的是一部非常商业的电影。”

钟爱上海,尽可能去还原那个年代

程耳钟爱上海,他从电影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1999年到2008年,一直在上海生活。“我在上海的生活很舒适,它很雅致,很闲散,工作压力是比较小的,我非常懈怠,每天喝喝咖啡,聊聊天,为了工作,我最终选择回到北京。但上海是一个让人迷恋的地方,我现在仍然很喜欢上海,常常回去。”

程耳认为很多优秀的电影都基于一个非常独特的城市,“大家不妨回忆一下,我们随便选几部自己内心钟爱的电影,其实都得益于一座非常独特、魅力四射的城市,无论它是纽约、上海、北京,还是其他地方。我觉得城市和你的人物以及最终呈现给大家的电影,这中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所钟爱的、熟悉的地方,对于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着吸引力,重点在于我们需要把人物、叙事真正地渗透到这座城市以及这个环境中去。”

想了解、分析民国历史,自然无法忽略上海,所以《无名》在上海拍。程耳坦承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个人对上海的情意,一方面则是因为上海在民国时期的独特气质。“我觉得无论是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还是当下的上海,都代表了某种更多样化的可能性、更多样化的选择。这次的《无名》和之前的《罗曼蒂克消亡史》,里面都有各种方言。方言是一个城市的魂魄,《无名》里面有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日语,我们尽可能地让戏中人都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去说话,因为生活中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无论去到世界任何角落,最忘不掉的还是我们的家乡话,我们内心的那一份乡愁。”

也因此,在影像上,程耳要求《无名》尽可能去还原那个年代,“当然也可能出于我个人的习惯,我更希望去真实地还原那个年代,而不是简单地把大家臆想中那个年代的元素做一些简单铺陈。其实我一直回避旧上海的元素和符号,希望尽量通过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环境、真实的语境,去营造一个更加质朴、朴素的质感。”

四个多月,建立一个专属《无名》的独特语境

《无名》由梁朝伟、王一博领衔主演,周迅、黄磊特别出演,森博之、大鹏、王传君、江疏影、张婧仪主演。谈及演员的选择,程耳的要求是:“需要他们的精神气质更雅致,不仅优雅,还要非常沉稳,好像内心有千钧之力,然而表现出来的却是风轻云淡。”程耳感谢所有的演员,他称赞他们都非常优秀,“我们通过四个多月的相处和拍摄,建立了一个专属于《无名》的独特语境,在这个统一的语境之下,平衡了每一位演员的表演。”

影帝梁朝伟在片中奉献出上佳表现,程耳称赞道:“《无名》中,梁先生的年龄感是最饱满的,塑造了一个既饱满,又深邃,成熟而又幽默轻松的形象,我觉得他的状态非常完美。”

对于王一博,程耳称赞他礼貌、谦虚,沉稳得超出了年纪,“他做完造型、换完衣服后,就像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他的优雅、力量感,以及偶尔展现的一点点脆弱,让人愿意相信他就是那个时期的人,就属于那个年代的上海。他非常用功,而且在现场的工作态度、工作状态特别好。他有足够的耐心,我们在现场有时会一条一条地反复拍,因为时间安排的关系,我们曾经连续拍他42个小时,他始终非常投入、非常礼貌地在边上等着我们布好光、架好机器去拍摄。”

周迅在片中的戏份不多,但是她在看完剧本后立刻就同意加入了,“我当初跟迅姐说我们要拍一个民国戏,你的戏虽然不多,但是每一场戏都是饱满的,直接带来剧情的转折,甚至是颠覆性的。你想不想试一试?她说我想看看剧本,我就把剧本发给她。最终,她完成得太好了。”

和王传君合作《罗曼蒂克消亡史》后,程耳与他成为好友,“传君是我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人,我特别感恩他,他永远急我所需,我常常会对他提出要求,让他做这个做那个,他从来不拒绝。”

每天都“飞页”,即兴部分最珍贵

程耳表示,有了演员和环境的加入,一部电影就像有了生命,开始自己生长。所以,他每天都在修改剧本,剧组每天都在飞页(指编剧为了拍摄效果在现场对剧本进行修改),“我们每天都在随着前一天的拍摄,或者我预想之后的拍摄进行创作。我每天都在重新去写一些新的段落,最少的飞页一页纸,最多的飞页有五、六张。”

程耳感谢于冬的支持和配合,使得他们拍摄进程很从容,“这一次几乎都是我们搭建的景,所以就跟上班一样,演员每天都去片场。有三四天,或者两三天,剧本的内容都已经拍好了,但我还是会让他们都扮上妆,我在现场会即兴写。其实最后电影成片用到了很多,包括开篇的很多戏,都是原剧本里没有的。我觉得这一部分都是随着拍摄、随着每个演员的表现,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那一部分,而即兴的这一部分是特别珍贵的,也是在我们最终的完成片里用了特别多的。”

梁朝伟在看了《无名》的剧本后很喜欢,之后看了《罗曼蒂克消亡史》,就决定接演。程耳透露,那时给梁先生看的剧本其实很简单:“大概只有30页纸,一个框架,他说还不错,可以合作试试看。正式开拍后,因为每天在飞页,梁朝伟说,导演,我普通话不行,需要台词老师,你可不可以提前一天给我飞页?所以,我尽量提前一到两天给他飞页。久而久之,这个剧本渐渐地也就成型了。传君说他一直没有看到完整的剧本——确实,我们大概差不多快要杀青了,我才终于在一天下午给了所有人完整的剧本。”

程耳说自己的“飞页”有时对白多到五、六页,“我会突然恐慌,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是谁都能够完成的。这个时候我尊重的黄磊老师出场了。黄磊老师承载了大量的对白,承载了大量的起承转合,是全片不可或缺的纽扣。”

与其说是强迫症,不如说是本能

程耳是著名的“细节控”。《无名》在剧本打磨、布景细节、道具考究上可以说都做到了极致。拍摄时圆桌上的烟灰缸、窗户打开的角度都很讲究;短暂出场的道具拿破仑蛋糕是从上海最好的餐馆新鲜出炉的。程耳笑说大家都说他是强迫症,但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本能。

《无名》全片采用阿莱65摄像机拍摄,这是一款迄今为止都被称为“地表最强”的摄像机。它不仅能拍出明亮里的反差,暗下来以后,会有不同层次的暗,暗里面还有反差。程耳说:“我希望让画面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享受,包括服装、造型,食物也好、每一次剧情的编织也好、每一次伏笔也好,它最终会融汇到电影这个完整的产品中去,然后感染到大家,让每一个不同的观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都能得到独特的收获。”

《无名》中有很多吃饭的戏份,程耳说:“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吃饭,而人生中很多重要的时刻,都是发生在饭桌上。”

可是吃饭的戏并不好拍,程耳认为很有挑战,“你一旦拍好,它的那种生动感是扑面而来的,是你用其他的环节很难去取代的。我们这次也拍了大量吃饭的戏。一博和传君吃早饭,他们一起带来事件扭转性的那些饭局,还挺丰富的。吃饭中的细节,直接参与到了我们叙事之中。另一方面,我自己就特别爱看电影里吃饭的戏,有时候能给自己看饿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吃饭的戏拍得成功的标准。饭桌上看似挺平静,饭桌下面波涛汹涌,它有一个反差,有一个台上和台下的关系,这个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也曾特别着力去表达,这次在《无名》中也有延续。”

《无名》的幕后团队不惜耗费大量精力,最大程度还原了那个年代,也真正凭借作品做到了导演程耳当初的承诺——“带观众去看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造型设计吕风珊特地从海外订购所需的布料,对细节的考究严格到了蕾丝与发饰,要确保服饰既能贴合角色性格,又要富含精致的民国年代感;视效总监王晓伟为了在影片中还原历史画面,亲自去广州、佛山和汕头的街头,一栋一栋地寻找老房子,他还用同样的执着还原了民国时期的上海弄堂;动作指导陈超为一场打戏做了三套方案的设计,还带着动作组提前尝试了至少四个小时,而这场打戏整整拍摄了九天。去剧组探班后的于冬曾感慨道:“程耳每天在剧组工作都超过了16小时,这是一个非常执拗、非常疯狂的导演。”

拍戏基本都打尾板,不打头板

出演《无名》的很多演员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剧组在拍摄时非常安静,程耳说自己在拍摄中也反复强调这点,“我说我们现在有了剧本,各个部门都已经到位了,现在要进入拍摄了。那么在拍摄期,我希望以我为起点,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护演员,要保护每一个演员微妙的情绪。因为演员跟其他的工作人员不一样,电影需要他们直接贡献自己的身体、贡献自己的五官,在现场,他们的情绪是最脆弱的,他们的情绪是最需要去关注和保护的。所以我说打板不用那么响,我拍戏基本都打尾板,我从来不打头板。不然‘啪’一下,演员情绪都被影响了。我觉得在整个拍摄期,我所有的工作,百分之八十就是在维护和保护每一位演员的情绪。”

程耳认为《无名》是他迄今拍电影完成度最好的一次,“整个剧组的方方面面,我觉得我们磨合到了一个最好的程度,这次电影的完成度非常高。对我来说留下的遗憾其实非常少。”程耳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导演,虽然拍的电影不多,但都留下了痕迹,“对得起这个行业和我的职业。”

而对于自己拍片不多,却能为观众接受,程耳在表示幸运之余,也表示自己时刻牢记不要低估观众:“创作者和观众的审美之间,更多是相得益彰的,不要觉得观众会理解不了,不要认为自己比观众更懂审美,不要觉得自己比观众更懂人性。”

也因此,程耳说自己每一次都在很用心地架构一个故事,把电影当做结构既简单又复杂的建筑物,就像音乐一样会有主题、有过渡、有“桥”、有变奏。实拍阶段更是会时刻注重风格感的统一:“每一天在现场,我都在试图找到跟剧作一以贯之的语境,把有差异的演员统一到剧本语境中。电影最大的价值就是借助影像和故事,让大家进入情景,带来一些感动,看完影片之后,还能够留下思索。”

供图/微观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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