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身工人

2009 年冬季某夜的凌晨三点，西岸二十一号码头附近只有三座桥式机正运作着。几座红黄色巨型探照灯，分别照着在岸上来回移动的桥式机、停泊在码头边的货柜船，以及一两辆各自在不同桥式机底下等着装卸货柜的货柜车。从车头来看，它们应该都是公司车，这些大货柜车和装卸工人的身影一样，在巨型桥式机底下显得极为迷你。

约十层楼高的桥式机吊绳，正移动到海平面的船舱上方，吊绳上的四个铁环分别吸扣住货柜箱的四个角，接着货柜箱被拉回陆地码头上空，由上而下铁箱对准卸在货柜车的货架上。此时，除了这几座正在运作的桥式机附近是通亮的，其他大部分没在运转的偌大码头，只剩昏暗的路灯兀自照着空旷的货柜车通行道路。

这个深夜，我再次跟着阿顺进了码头。除了每隔几分钟，货柜箱擦碰货架时的清脆金属撞击声，以及桥式机移动时发出的尖细警示音，整个码头是静寂的。不同于早期“红透半边天”的震天价响与通亮，“静”已是1990年代末以来，当地人对于这座港城的普遍印象，特别是对于码头上的男性工人和码头周边的小吃店来说，“静”更深地联结着死寂之感。

码头上，在一座探照灯光线可及的边缘处，停着一辆汽车和两辆摩托车。车辆与海岸间有三位男人或蹲或坐在系船缆的圆铁锥矮柱上，其中两位拿着钓竿，脚边各自放着几个简单的白色塑料桶，还有几瓶看不清是什么内容的铝罐，三人偶尔低声交谈。

阿顺和四位同事，是一座桥式机底下的一组工作人员，他们的年龄差不多在五六十岁之间。阿顺与其他同事的职务分别是司机与徒手工：一位司机负责开桥式机，另外四位徒手工则两两一组，一组上工、另一组休息。两位徒手工的工作位置在桥式机底下，开桥式机的同事即将把货柜箱卸在货柜车货架上的前几秒钟，分站在货柜车两侧的两位徒手工，需要快速将货柜箱底下用来卡进货柜车货架的四个扣环解开，让货柜车可以安固好柜子离开。

从货柜车开进桥式机底下，货柜箱卡进货柜车货架，到货柜车载柜子离开的这段重复流程里，同在路面上的徒手工或不同货柜车司机之间，几乎都没有交谈。偶尔，拿着对讲机的徒手工，会通过对讲机引导坐在十层楼高的桥式机驾驶座上，正弯着腰往下看的司机同事，前后调整柜子的位置。

……

在人声鼎沸的1970年代初，码头上的工人共有6300余位。在1980 年代，不论晴雨的深夜，东西岸码头上的巨型探照灯全部开启，照着不间断进出港口的货柜船、一座座繁忙的桥式机，以及来回穿梭的一辆辆货柜车。整个港口码头上空照得通红，恍如不夜城，当时码头工人昵称此景为“红透半边天”。

然而，自1990年代末开始，夜里的码头外围和码头上一样愈发静寂，许多小贩不再出现于码头边。西二十六号码头外，现在只剩下清水嫂和另外三辆卖早点的手推台车；而早期聚集各类食摊的流笼头仔和西二十一号码头外，也同样是稀落的景况。即使是目前还留着的少数摊贩，摆摊时间也不再是跟着大批24小时轮班的码头工人跑。现在小贩们的摆摊时间愈来愈短，多半集中在日间的用餐时间，只有极少数像这两家面摊在天还没亮时就开始摆摊，捡拾所剩不多在凌晨当班的码头工人。

我们到的时候，两家食摊的客人差不多都是三五位，彼此间并未交谈。这些客人应该全都是码头的装卸工人，他们穿戴着样式与阿顺穿的差不多的反光背心和工程帽，距离下一个交接班应该还有几小时，趁着中间的休息时段各自出码头填肚子。

不到20分钟的时间，阿顺就吃完25元的鱼汤，以及因为两家面摊竞争而分量愈来愈多的20元干面，我们循着原来的路返回码头。阿顺戴上棉布手套接续另一组的工作，一直到清晨六点半，这艘货柜船的货柜全数装卸完成。在大家各自跨上摩托车预备回家前，这四位已在码头上一起工作20 余年的苦力，彼此间没有任何闲聊。

民营化前阿顺与四位同事便在码头上工作了，民营化后转进同一家装卸公司。虽然同在码头上几十年，但现在上工时的气氛已不像往常。民营化之后，留在码头上的工人变少了，上工时各人独自作业，卡在不同位置的同事不太方便交谈。此外，大家的收入都远不如从前，为了避免吃饭后谁请客付钱的尴尬，中间几段的休息时间，大伙多是各自在码头边打盹、抽烟，或者各自出码头觅食，下工后再各自回家。

……

即使相较于更多在民营化后失去工作的同事，这群留在桥式机底下的苦力仍有可三餐温饱的收入，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令人感到有尊严或富含生存感的日常情境。此变动过程不仅在意识上重塑了码头工人对自身价值的感知方式，亦全面实质改变了他们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这群男人之间的情谊首先自“ 彼此为伴”的情感文化中退场。工作之于人，成了阿顺口里一再说的“ 现在什么都没有”的苍白劳动。

在这样的世道下，人们变成“谁也顾不了谁”。我当时没想到因而没问的是：如果阿顺并非天性如此，那么他的寡言是否与这几年下来他所意会到的“大家都比较没感情，比较远了”有关？

现在，留在候工室的码头工人愈来愈少了。候工室里有时会有一两位正准备上工或刚下工的工人，在玩计算机上的接龙或魔方。偶尔有较多人的时候，会有人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烧泡茶桌上的水准备泡茶。但大部分的时候，偌大的候工室空无一人。相较于其他同事，李永发算是极少数较常留在候工室的人，他说：

以前工作量少，钱又多，手头很方便，人家找去茶店仔，就说“好啊”。现在工作量多，也没有足够的钱，工作时间又长，好不容易下班可以休息，现在下班后大家就各自过各自的。现在比较少人会进来候工室了，可是我没地方可以跑，不在这里，要去哪里？

市街港边的泥地已“净化”为禁止钓鱼的观景广场，茶店仔与红灯户也全然不能与1970—1980年代的盛况相提并论。铁路街仔的各式霓虹招牌仍在，但仅存几户稀稀落落营业着，几位年纪五十余岁、略施脂粉的女性，坐在门口临时摆放的桌子旁抽烟，大多数店家拉下了生锈的铁门，门前堆积着满是累月灰尘的广告单。铁路街仔之外，码头附近原本散落于各巷道的茶店仔、清茶馆与卡拉OK，一部分歇业了，另有不少店家改为弹珠店，小小空间放上几座弹珠台，偶有几位抽着烟的中年或年长男性落座其间。陈女士对比铁路街仔今昔截然不同的景况说：“码头转民营之后，有人办退休，就没有理由出门来喝酒。码头现在也是比较不好了，之前客人点的东西比较多，也比较常来；现在没有了，就算来，也是点一点点，意思意思。”

当全球经济市场挂断了与这港的连接，原本港口所带动的产业盛景，随着货柜船的减少快速萧条，基隆不再是令上一代自豪的，能不断吸引外来人口的盛城。相反地，人口流动的方向已然改变，外来移民潮不再，而基隆城的年轻世代正在流向邻近城市。这整座港城就像是埋进地里，成了几十年来未被翻找出的时空胶囊，冻结在1990年代末。

由码头内的静寂工作情境，码头外围稀落的食摊小贩，以及铁路街仔等待客人的年长妇人所构成的这幅社会图像，描绘的正是1970年代由一群码头工人共同创造的公共空间，以及在当中发展出来的丰富情感网络，自1990年代末随着国际货柜船的离开，接连快速地消失。这个由总体社会生活、关系网络与自我意识所组构的时代情境，指涉的不只是因经济衰落而被公众（或说政经眼光）普遍界定的底层，还是更深层的码头工人“孤身”时代的开始。孤身不单指这群男性工人在码头上形单影只，事实上，码头外的世界才是推倒他们的最后一张骨牌。

他们与我们

公众对于劳工的想象，大多来自就业、失业、薪资、生活水平此类经济统计数据，以及文字和影像所描绘的典型劳动身影，而这些所共构出的是“劳、苦、底层”的意象，即低技术、以辛苦劳动换取工资、处于单调贫乏生活情境的劳工图像。在此类图像里，自然有着描绘者对于劳工的同情与其他情感，但同时存在着想当然尔的叙事：劳工被想象或认定为特殊的、自外于主流、中产或精英阶级的群体；他们被视为贫乏的他者，其细致丰富且充满文化意义的生命世界遭到曲解；其“底层”状态被归因于工人在经济市场中不利的劳动条件。

此种过度化约的视野，对于国际政经力量所架设的时代背景视而不见，关键性地遗漏了社会历史在此间所施展的力道，使得码头劳工特有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情境，被化约成无差别、无历史性的劳工特性。末了，劳工集体的底层与苦境，便不证自明地被评断为无价值，并被拨入历史的隐沟里。

表面上，基隆码头工人确实不再为“现代”所需，但更真切来说，他们只是恰巧在该时代先被连接、后被挂断，那是新自由主义“理性”所带来的过程及必然结果。全球化的政经逻辑连同地方文化，深深掘出这群男性劳工的苦境，造就他们集体退无可退的位置。当地自2000年代初连年居高不下的男性自杀率也许部分揭示出，面对全球政经体系、当局及地方文化共同造就的社会变迁，决然离世成为这群码头工人所采取的沉默的回应行动；讽刺的是，该行动避免了社会冲突，成全了新舞台的完成，以及维系了连接与挂断变动历程中的稳定。

基隆港城是台湾及全球其他各地方社会的缩影，映现出在新自由主义下必然遭逢的苦境。紧随码头装卸工人之后，会有货柜车司机、中产阶级，以及更多群体的消失，这些劳工依序被界定为结构性失业，仅是跨国供应链在不同时点进出不同地方社会的结果；基隆港城与台湾其他地方的差别，不过是历史时序上的不同而已。在全球化的情境里，码头工人身上发生的故事，不会是单一、偶发、特殊的；那样的故事，会在不同的历史时点，以不同却相似的样貌发生。

今日，岛上各地惊人一致地朝向观光化发展。政策制定者放弃独立而深刻的思考，全然绕着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打转。台面上可见的总是某些新群体在历史舞台上活跃闪亮，然而，在“连接”之后的第二回合“挂断”下，新群体被集体挥赶下舞台的结局早已等待着。如同码头工人在1970及1980年代即将进入底层前的缤纷一样，此刻暂时的繁华掩盖了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重复上演的冷血戏码。

虽然这样的戏码和结局看似必然悲观，但基隆港城的过去与现在，实可照见不同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尽管国际经济市场引动灾难危机，但政策的制定与地方社会文化才是决定灾难的程度，甚至转化危机的关键机制。跨国供应链或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对地方社会造成影响，部分原因确实是外来政经力量的进入，然而，如何进入、造成什么影响及影响的程度，都取决于不同地方的文化与社会情境。

全球化正自由地在全球流动，地方总会与世界相遇，但地方社会的内部文化就像一道沟渠，可决定全球化如何流进地方。不同地方与当中的行动者，既可是宿命的继受者，亦能成为有思想与作为的行动主体。这样的能动主体，不再只是随从跻身于资本主义所界定的“现代”或“发展”之列，宿命地臣服于全球市场经济逻辑；相反地，此主体能决定如何独立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经视野及文化情境，选择如何接受跨国供应链的离开，改写“连接与挂断”的必然结局。

然而，如果行动者未能看见文化于此间所扮演的关键作用，进而采用更大的视野来检视整个过程，并据以跳脱舞台、框架、价值信念，那么，在这个新自由主义所串起的价值世界里，基隆码头岸上的男性工人所展露的生命处境，将预示着绝大多数人的未来。

曾经，在那亮晃晃的码头岸上，工人们被一种置身其中而难以觉察的方式改变着，在国际货船驶离基隆港城的多年之后，当时被触动的生命世界，至今仍潜藏弥漫在那些年老苦力的胸口，成为一处处的静寂之所。

但，那些被同情怜悯的究竟是谁？又将会是谁？

节选自《静寂工人：码头日与夜》

来源：文景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