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曙蓝》是作家张翎的最新中篇小说精选集，收录《如此曙蓝》《何处藏诗》《恋曲三重奏》三部中篇小说，都取材于异域萍遇，情感矛盾与内心冲突，曲折经历与流亡创痛，凸显爱情艰难与精神动荡，内蕴时代烙印和社会变迁。不同之处在于异乡男女的不同归途，跌宕出尘世情缘的悲与欢。

逃离，向来是文学的母题，从米兰·昆德拉到帕斯捷尔纳克，再到爱丽丝·门罗。作为身居海外的作家，张翎的小说也大都围绕逃离，她塑造的主人公面临逃离或无处可逃的命运走向，全球疫情爆发背景下的叙事与构思，更加复杂与多变，使得故事读来惊心动魄，又意味深长。

作家张翎

蔚蓝而静谧的唯美封面，有种拨动心弦的力量，流转出作者对《如此曙蓝》的偏爱，这也是她为什么在创作谈中交代来龙去脉的缘故。这部小说的梗概并不多么高妙：一个中国新富人曙蓝，一个加拿大老富人史密斯太太，两人因出售二手车产生交集，演绎出一段扑朔迷离又引人入胜的悲喜故事。

另一方面，小说的敞开性和开放式结尾着实叫人眼前一亮。曙蓝邂逅史密斯太太的丈夫提姆和他的新任妻子，得知史密斯太太因抑郁症于四年前去世。曙蓝开了家园艺公司，英文名为拯救发妻，不禁引人发问，既然可以拯救世界，为何不能拯救发妻？如此巧妙设置，彰显作者在边缘上勇敢探索的“野心”，即放下对终点的执念，回归真诚和自由。正如她所说，“凭什么小说非得达到某种诉求，图谋一种终结感呢？假如出发时不想着罗马，途程就可以自由。”这种自由可谓一语双关，不仅是文学重构的自由表达，亦是女性自身的精神解放，包括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和心灵自由，对曙蓝来说，“元林抽身离去，让她没有遮挡地看清了自己”。譬如，女儿小书举着蒲公英在草地上奔跑的场景，不啻于对女性婚姻的一种隐喻，像蒲公英那样向上飞升或坠落，归于大地，指向逃离的两种结局。

不得不说，中篇小说兼具体量和文本的优势，后疫情时代的书写呈现出精神层面的开掘与反思，抑或说剥落新的精神岩层，直面人性的迁移。以《何处藏诗》为例，为了在多伦多获取移民卡，何跃进与梅龄假离婚，梅龄发现了那些诗，牵扯出何跃进做知青时与端端的爱恋。端端因一个考大学的名额而失身，梅龄因母亲病危时郑阿龙慷慨解囊交上住院费，两人的命运错综交织，愈发凸显人性的复杂和无常。无独有偶，《恋曲三重奏》里，身在加拿大的王晓楠，孤独境遇下邂逅打杂工章亚龙，引出与丈夫许韶峰、与初恋张敏的情感纠葛。这两部小说的叙事策略惊人地相同，都毫无例外地体现“好人好报”的道德审美——前者，当年端端同时收到母亲冤案错判平反昭雪的信和车祸丧生的消息，在绝望中自杀。梅龄知道真相后，把那些诗歌装订成诗集寄给何跃进。后者，半个月后王晓楠收到移民局寄给章亚龙的信，鉴于他入境以来努力工作、按时交税，破例通过他的移民申请。如此视角下，梅龄与何跃进、章亚龙与王晓楠，不过是苟延残喘生存状态下的互相依赖，逼仄困顿中抛过去的一段缆绳，恍若深夜大海航行途中的一盏灯火，丁点光亮也会蔚然成片，氤氲出生命的爱与希望。

“真正理想中的女性写作，是即使你不借助性别这个火把，它依然可以成为文学史上的路标。”倍感欣慰的是，张翎的《如此曙蓝》，让我看到了超越性别的自我突围，以及被忽略的普遍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立场，这种视角和立场并非把摄像头对准一个群体，而是借助女性，更好地审视和理解男性，从而窥见整个社会的世俗困惑和精神困境。正如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的评价：“虽然有风雨有黑夜，有背叛有困窘，人们依然会在阳光里看着孩子吹飞蒲公英。”这是行走在人生窄途的阳光心态，何尝不是都市男女对自由与远方的向往？生活充满泥泞与未知，但永远不要弄丢自由的心，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与谁在一起，每个人都应“如此曙蓝”。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