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咏诚老师

上篇文章发表后，有朋友提醒我，为什么没提《我和我的祖国》？

确实，后来大火特火的《我和我的祖国》（张藜词，秦咏诚曲）也在1984年问世。虽然深得业内人士赞许，却并没有广为流行。我认识张藜先生以后，有一次说起秦咏诚先生，说起小时候极喜欢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并且提到同样喜欢他们合作的《我和我的祖国》。张藜先生一次特地在一场音乐会后把我介绍给秦咏诚先生认识。可惜秦先生当时是北京沈阳两地往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好好采访他。不过很多作品的流行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倒是值得艺术传播学者好好研究一下的课题。

我那时忙着想调回北京城区工作，先是领导根本不搭理：好不容易分来几个大学生，没干几年就想走？后来主任干脆明说：老金啊，这种调动的事上头没人根本不行，别指望县里放人。你们家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就不认识几个头头脑脑的？我气得不行，关键是我们家确实住了三百多年，眼下却真没认识几个“头头脑脑”的。不管怎样，最终还是批准了我的调动，也谈好了去同系统的崇文业大。

1986年初，同学蒋力来找我，他早些时调去了当时极具权威性的《文艺研究》杂志，那时文化界、文艺界热热闹闹，他也就认识了大批业界人士。

蒋力对我说：“你看过《人民音乐》吧？”

我说：“学校阅览室有，还真看过，批这批那的。”

蒋力笑道：“是这样，《人民音乐》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当然得指点江山了。中国音协去年换了届，《人民音乐》新聘的主编叫李西安，约我帮他做改版设计，我建议了一个‘文化纵横’栏目，就是谈谈音乐与其他姊妹艺术的关系。我想你也算是个杂家，就写一篇呗，发表有把握了，然后咱们再谈别的。反正成不成的崇文业大已经答应要你了嘛。”

我听了，就忘了，如是他催我三四回，我忘三四回。

没过几天，李欣等老同学到我家来喝酒，到了晚上十点来钟，大家问我：“你这工作调动到底怎么着了？”

我猛然想起蒋力的约稿：“哦，对不起了，我们大学约我写个稿，我忘了好几回，快过期不候了。咱们散了吧，我得把稿子赶出来。”

半醉半醒之间，我想了想，写下个题目《哲学与音乐》。略作盘算，下笔开写。写完两千来字，粗看一遍，觉得尚可，一头栽倒睡去。

第二天起来看看，大致不差，调整了两段，重抄了一遍，骑上车直奔离家不过一站地的东四八条52号。那时音协的几家刊物和剧协、美协的几个部门在那儿共同办公。编辑部在三楼，我上去怯生生地说明来意。一个女同志笑笑：“蒋力约的稿？那就放这儿吧。”

几天后的晚上，我正在炒菜，蒋力带了两个人进来：“兆钧，《人民音乐》主编李西安先生、副主编舒泽池先生，看了你的稿子想跟你聊聊。”

我放下菜铲，连忙请他们进了我的蜗居。

李西安先生似是不经意间问了问我的履历，然后问我听过谭盾、瞿小松等人的作品没有。

这之前蒋力送我一盘磁带，正是谭盾、瞿小松等作曲家的早期作品，我还真的特别欣赏《Mongdong》，且按习惯写了一些笔记，就找出来给他们念。

聊着聊着，李先生突然问我：“看来你还是从小就喜欢音乐，也自学了不少？”

我说：“就是因为我们家都是搞美术的，我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我考过中央音乐学院，就是没考上。”

李先生说：“那你如果有机会重新回到音乐界工作，你会考虑吗？”

我心里一动：“那，那当然求之不得了。”

一说说到十点来钟，我也忘了问问人家吃饭没有。

第二天一早李先生就来敲门，进门就严肃地对我说：“我确实想要你来《人民音乐》，你虽然没上过音乐学院，基本的东西还是可以的，大学又是中文专业，正好适合做音乐刊物的编辑。”

没过些天，李先生又找我来了：“这样，我安排了一下，反正你现在也不用再去大兴上班了，你家又离编辑部这么近，先来见习一下吧。工作手续一步一步来。”

4月，也就是我的《哲学和音乐》发表的这个月，我去了《人民音乐》编辑部见习。

我去了也没有什么任务，就是了解一下大致的工作流程，常务副主编张弦也拿一些稿子让我看看。

那一年是央视青歌赛的第二届，很受关注。与第一届最大的不同是分设了三种唱法：美声、民族和通俗。这一年专业组的获奖者有：彭丽媛、巴哈尔古丽、阎维文、苏红、韦唯、王虹、毛阿敏等人。

同时，中国音协也举办了“孔雀杯”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获奖者有张暴默、鞠敬伟、远征、孙志宽、成方圆、牟玄甫、刘欣茹等。

一天，李西安先生把我叫到音协的办公地——朝内大街203号简陋的抗震棚内，时任中国音协党组书记的原战友文工团团长、作曲家晨耕，秘书长、原战友文工团副团长张非两位和我亲切地打了招呼。但很快，他们表情都有点严肃了。

李西安先生问我：“听说‘孔雀杯’巡演团‘罢演’的事了吗？”

我说：“不是前两天中央电视台播的，巡演团到了杭州因为演员要钱罢演？”

李先生说：“你怎么看？”

我已经听同学们说了很多刚刚兴起的“走穴”的故事，回答说：“我不清楚具体情况，但我想这种演出一定会有合同，发生问题也应该在经营者双方，演员再大胆也不可能自己决定罢演吧。”

李西安先生说：“关键是对咱们协会的声誉影响太大。这么大的事，文化部也非常重视，要求组成联合调查组去杭州一趟。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派你去一下。”

七月二日，我和文化部派出的调查组成员，《中国文化报》记者、诗人马高明一起飞往杭州。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还是刚刚进入民航序列的波音707客机。

开了联席调查会，我们用了两个钟头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第二天早上不到八点，我奔西湖而去。看《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穷逛西湖，已经有了准备，我先看三潭印月，从湖上奔南岸，走到南屏山下，一山翠绿，满眼山花，心中油然出现了《南屏晚钟》的优美旋律，自觉“乐随情出、情由景来”的道理不错。

回北京向文化部领导汇报之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时任市场司司长焦勇夫宣布调查结果为：杭州停演事件杭州方面负有直接责任，巡演团方面负有重要责任，演员没有责任。有趣的是，晚上的新闻只播出了前两条，没有播第三条。可见当时社会情绪对于文艺圈刚刚“富起来”的演员们是何等的愤懑。

李西安先生告诉我，马上要在辽宁兴城召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全国中青年理论家研讨会，要我去。文化部的事情交代完，我匆匆赶在大会头一天前夜赶到了兴城，按照李先生的指示找了一辆“蹦的”去了海边的宾馆。李先生给我安排了一次发言，我念了我新写的《音乐思维断想》。发过言，有一些年轻人过来和我搭话，知道我不过是可能调入《人民音乐》的一个中文系毕业生，大多又颇有点茫然。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音乐界的大会，确实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会代表大多是改革开放以来毕业的学士和硕士生。除了专题发言之外，会上大多是自由讨论，彼此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连我这样的门外汉也敢时时插嘴，会后知道各位代表来历与资历，不免自惭形秽！

回到北京，李西安先生告诉我：“你的调动终于可以了，找办公室的人问问怎么办手续吧。”

没想到回到大兴，领导又来一句：“你怎么又变到中国音协了呢？第一出北京市了，那是中央单位，第二又出教育口了！”

我可没有好气了：“主任，在这四年多我挺感谢您的。好不容易到了这地步您就不能行行好，把我当个×放了？”

1986年9月，我的人事档案调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这一年，我28岁。

2022-09-30

文/金兆钧（乐评人）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