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武汉的余素梅怎么也不会想到，刚刚跳槽到新单位仅一年，就遇到了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挑战。
2019年年初，余素梅进入总部位于湖北荆州的一家纺织品服务公司，成为这家公司驻武汉的客户经理之一。她所在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负责湖北及邻近省份湖南60余家医院的布草及敷料收集洗涤工作。
“因为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从今年元旦开始，我们的工作就进入了一种紧张的状态，我和其他工人每天都要去负责对接的几家医院收患者和医生使用过的布草，然后再送到位于荆州的洗涤车间，交给那里的工人洗涤。”余素梅说，“或许除了医生患者，我们是最接近新冠肺炎病毒的一批人。”
仅在武汉，就有几百名类似余素梅这样负责医院布草收集工作的人员。他们每天到医院接收患者使用过的床单、被罩，及医生手术时穿过的手术服。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他们从一开始有点儿茫然和紧张，到逐渐平复心情后的踏踏实实收送每件物品。
医护人员背后那条看不见的“战线”
余素梅清楚地记得，她感觉到武汉的气氛开始有点儿异样，是从2020年元旦那天开始的。
余素梅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武汉普仁医院、武汉第九医院，以及和武汉临近的咸宁市的咸宁人民医院、咸宁市中心医院等几家医院的被服、敷料接收和清洗后返还。“我负责管理20多名工人，他们会定期去这些医院收取，然后统一送到洗涤车间清洗。清洗后再运回医院继续使用。”
身在新冠肺炎最早暴发的城市，又从事与医院密切接触地工作，余素梅比一般市民较早地感觉到了弥漫在医院里的那种紧张气氛。
“元旦那天，很多工人被安排了休息，我就亲自去医院收被服。普仁医院以前只有一个收治发热病人的区域，大多数都是一般疾病的被服，平时我们在普仁医院收被服的时候，除了传染病区的被服，医院的人都是用一个普通的布袋子装起来交给我们。但是1月1日那天，医院送交我们洗涤的被服却是换成了黄色密封好的袋子，而且有几个袋子上还系了标签，提醒工人在处理的时候要注意防护，那天的黄色打包袋，我至今都难以忘记。”余素梅说，这是她来到公司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第一次看到医院这样严密地送来准备清洗的被服，“但是做这个工作，总会接触传染病人使用过的被服，所以也没有再想太多。”
在武汉一家三级医院工作的护士表示，医院一般因为成本因素等考虑，不是所有治疗都使用一次性用品，床单、被套、枕套以及手术时候使用的很多敷料、孔巾都是经过洗涤消毒后反复使用的，这就需要余素梅这样的工作人员来帮助医院对这些被服及反复使用的敷料等进行处理。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一名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和新冠肺炎“抗战”的过程中，医护人员可以说是冲在最前面的，但是为医护人员和患者提供敷料、被服的人也同样重要。如果干净的敷料或者被服“断货”，医护人员的救治工作是很难展开的，这些运送和洗涤医院被服的人，在医院后方，组成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物资紧张时 曾有医生拜托帮忙清洗一次性防护服
余素梅说，他们所负责收取送洗的医院被服主要包括两大块，一部分是医护人员所使用的。另一部分是病患使用的，而患者使用过的被服等物品又会被分为传染类疾病和非传染类疾病的。传染类疾病的被服一般会放进可溶性的密封袋，“这类袋子拿到洗涤厂以后，会单独进行洗涤，洗涤过程绝大多数由机器完成，而这类可溶性的袋子投入到机器会直接溶解掉，里面的被服则会被清洗并且消毒。”余素梅说。
根据流程，医院的保洁人员会根据要求更换医院的待洗被服。之后放到医院专门的污物间，由洗涤企业的工作人员上门收取，或由驻医院的工作人员收取。每一件物品都要清点登记，随后运到洗涤车间进行清洗消毒。
按照余素梅的统计，从2020年元旦开始，平均一个工人一个月所收的隔离待洗涤医疗被服、敷料的数量在11000件左右。
因为是专门洗涤医院的物资，所以无论是平时去医院接收物资的工作人员还是洗涤人员，都会有口罩、工作服等防护，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收被服的工作人员也相应提高了防护的等级，每天都会穿着防护服和护目镜，并戴着口罩工作。“不过防护服数量也是有限的，不能够每天更换，都是前一天穿完以后，赶紧清洗一下晾干后第二天再用。”负责收医院被服的程师傅说。
而在疫情刚开始时，和工人师傅一样面临物资缺乏的，还有医院的工作人员，“曾经有医生让我们帮助他清洗一次性的防护服，我们都会尽量满足医护人员的要求。后来物资渐渐跟上了，就很少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余素梅说。
穿着防护服 在医院逐层收被服
余素梅带领着这个20多人的小团队每天在医院和洗涤车间之间穿梭忙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开始阶段，余素梅曾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工人的流失。
“绝大多数工人都在40岁以上，很多年纪更大一点的都已经有第三代了。他们不少人平时都是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即使工人们自己选择坚持，但是来自家里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很多家人会劝他们不要再做这份工作。”余素梅说，“不过让我挺吃惊的是，这20多个人中除了一个因家里有患新冠肺炎的病人辞职外，剩下的人一直都在坚持。”
而从元旦开始一直到春节，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医院的被服洗涤需求也开始逐渐增大，“以前我们可能是几天去医院收一次，现在我们则是要天天去收取。虽然做了防护措施，但为了防止一旦出现的传染，这段时间我还是尽量吃住在单位。”余素梅说，而她所负责管理的20多名工人，也有很多做出了类似的选择。
每位去医院收被服和敷料的工人，每天工作的时间平时在5到6个小时，从时间上看并不长，“但有时候，他们需要逐层楼地去跑，虽然穿着防护服，还是会有一种对被传染的担忧。”余素梅说，“所以压力还是挺大的。”
和余素梅同在一家洗涤企业的程德金说，负责被服洗涤的工作人员一般是拿定薪，收入在武汉并不算高。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除了正常的加班费，工作人员在收入上并没有太大变化，“这个时候，很多人没有过多去考虑为了钱而工作。”
对话：
收医院被服的工人：虽然“不起眼” 但我知道这工作很重要
今年36岁的程德金在收被服的工作人员中属于年龄比较小的。他也承担了一定的管理工作。程德金说，他现在每天工作结束后，最期待的就是和在黄冈的家人打一通视频电话，然后安安心心地睡上一大觉，第二天，再去面对新的一天。“我希望有一天我醒来的时候，会有人说疫情已经结束，那个时候我想第一时间回到家人身边和他们在一起。”
北青报：您做这个工作多久了？
程德金：我今年36岁，之前一直在深圳打工，是一家电子企业的流水线工人。3年前回到武汉，之后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我的爱人和孩子都在黄冈，想着武汉距离老家更近一点，照顾家人也方便。
北青报：日常的工作内容都是什么？
程德金：除了对工人进行管理，忙的时候我也要与工人一起到医院收被服和敷料。收到这些物品后，我们进行清点、打包后，装车运往清洗车间。车辆都是封闭的厢式货车，这些物品会被分为有传染风险的和一般的。有传染病风险的，医院会用黄色的可溶性袋子密封起来给我们。我们收的都是经过清洗消毒后可以重复利用的物品，医院的那些一次性用品不属于我们负责的范围，会有其他公司专门负责清理。
北青报：疫情发生后的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
程德金：我们每天是早晨7点半上班，开始到医院收集被服，一直到下午5点左右工作才算结束，我一般会再待到晚上7点再回住处。我现在每天晚上都会和家里人视频，看看爱人，看看孩子，然后就睡觉了，因为现在工作压力挺大的，每天都想着睡个好觉，第二天才能有精神。
北青报：主要的工作压力来自哪里？
程德金：一部分是来自于工作本身。以前我们去医院各个科室收被服，都是有规律可遵循的。比如一天或者两天去收一次，使用过的和新的被服也都会放到固定的地方。现在武汉很多医院的其他科室都已经停了，被改成收治发热或者新冠肺炎病人的科室，整个医院的结构都发生了改变，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已没有规律可言，哪里医护人员有需求，我们就去哪里工作，必须做到随叫随到。
另一方面，还是对新冠肺炎会有一点紧张，毕竟每天都在这个环境中工作，总是会担心自己或者同事被传染，所以每天也会提醒他们一定要注意防护。
北青报：在这段特殊时期工作，有没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事让你比较难忘？
程德金：让我难忘的，还是大家对这份工作的态度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的收入并不算高，尤其又要在疫情期间天天往来医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从经济上来说，或许是“不值得”的，可我们的这些同事没有人会说想要退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虽然不算起眼，但总要有人去做，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件事，医护人员的工作就很难完成，医护人员们在救病人，我们就尽最大地努力去帮助他们。
北青报：现在工作中还有什困难？疫情结束了有什么打算？会继续这份工作吗？
程德金：现在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工人还缺少必要的防护设备，尤其是隔离服、口罩和手套。我们很多工人的防护服都是前一天穿过以后，晚上回去用水洗一下，第二天再继续穿。另外口罩和手套也不够用，为了节省，有时候只能反复使用。
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着疫情能早一点结束。这场疫情发生后，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医院这个环境，也重新认识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只想着，能够早一点回到家人身边，陪陪爱人，陪陪孩子。
即使疫情结束，我也不打算换工作。这样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去做，我们虽然不起眼，但是我知道我们也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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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付垚
编辑/董伟
校对/房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