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内蒙古作家艾平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有读者说，读完它就像在呼伦贝尔草原这片土地上真切地活了一遍。
艾平深耕文坛数十年，将全部创作精力投入到对呼伦贝尔这片土地的深情观照、思考与书写中。自1972年发表处女作以来，她笔耕不辍，多部作品刊发于核心文学报刊，此前曾两度入围鲁迅文学奖。
近日，艾平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讲述扎根呼伦贝尔大地，书写草原风物与生命温度的创作历程。
记录文明转型之际，人与万物重新寻找相处之道
北青报：《天生草原》获鲁奖之前，您还曾凭借《草原生灵笔记》《隐于辽阔的时光》两度提名鲁迅文学奖，这十余年，您的创作心路发生了怎样的蜕变？
艾平：这次获奖的散文集《天生草原》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前经过和编辑们反复磋商，选编了我在2022年至2025年期间的一部分散文新作，按照鲁迅文学奖的申报条件，占全书三分之二；也收入了《草原生灵笔记》《隐于辽阔的时光》中的部分作品，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比照一下前后的作品，不难看到我创作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循序渐进的，也是一脉相承、水到渠成的，不是突兀的跨越或转向。
当年《草原生灵笔记》的出版，不是为了申报鲁奖，是在自我回顾之际，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写了一批和草原有关的文章，比如《阿巴嘎的狼岛》，写人与狼的纠葛；《游猎之地的你》写一位女猎人面对动物消失的迷茫和自持；《风景的深度》写老阿爸用冰冻的方式让骏马回归草原；《羊群中的一只雁》写一个额吉救助雏雁的故事，等等。
因为我生长在呼伦贝尔大地上，这里的生态，决定了我面对的生活题材，于是就有了那本书。当年也完全没想到它能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的提名。我在那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我对故乡有一种深深的眷恋。这种眷恋不止于舌尖上的鲜美，不止于风景的辽阔，不止于空气的洁净……不是用“故乡情”三个字可以尽释的。呼伦贝尔天地浑然，大野芳菲，万物亘古，树木与花草、飞禽与走兽，也包括人类，皆如吸吮母亲乳汁的孩子，无不依偎着这里原初的生态繁衍生息。这里的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具有深刻的启迪价值，让我懂得了人不是高高在上、睥睨一切的主人。土地给了人和其他生灵相同的恩赐，大自然让万类生命以互补的方式构成生物链，从而庇护所有物种生生不息。可以说，这是故乡大地给我上的一课。
获得鲁奖提名以后，我的信心得以提高。在继续写作的同时，我多次行走于呼伦贝尔的草原和森林，也把脚步拓展到内蒙古的其他地域，包括兴安盟的科右中旗、赤峰市全境、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阿拉善的部分地域，我看到草原在变，人也在变。比如在《隐于辽阔的时光》一书中，《时光走上了草原的神情》《你从草原来》《呼伦贝尔银色的春天》《额布格的秋天》等篇目的落脚点，都在草原的变化和人的进步上。我的创作谈《变是最有魅力的》上也提及：上世纪 80年代末，草原实行草场承包，极大推动畜牧业发展，却也带来草场压力、生态退化，人们的价值观念随之发生巨大转变。而今重返牧区走访，我目睹全新的养殖模式、生态修复方案成果，包括围绕放牧、养羊产生的种种分歧，这些变化的表层是生产方式之争，深层缠绕着生态保护、集约化发展与古老游牧文明如何共存的命题。
北青报：《天生草原》这部作品这次不再是提名，而是获奖，您觉得这部作品与自己过往创作相比，有着怎样的不同？
艾平：我会换一个角度，使用在地者的淳朴眼光看森林，看草原，看世界和时代对这块隐秘之地注入的力量，看其中文化间的冲撞和融合乃至提升。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显现在人物的身上，贯穿在每个人物的成长和行动之中。这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变成了人们活生生的神色和温热的手掌。当他们目送秋雁的时候，当他们栉风沐雨的时候，当他们放马草原或驾驶汽车追随羊群的时候，当他们第一次用手机录制草原婚礼的时候，我在一旁被深深感动。
当一个民族大步向前，每个普通人都是一部活生生的文化辞典。辞典里记载着宏大的历史和鲜活的个人命运记忆，这是最珍贵的文学矿藏。时代之变无法阻挡，人们主动迎接改变，本质上仍是追寻更美好的生活。
很多人习惯把草原书写成宁静的田园，然而在波澜起伏的时代变迁里，人的彷徨、失落、新生，才是文学创作需要洞察和跟踪的。我尝试不刻意渲染怀旧式挽歌，不刻意美化原始游牧，也不片面歌颂现代化。我愿意更多地书写“变”带来的撕裂，也捕捉“变”中不曾断裂的精神根脉——草原民族敬畏天地、善待生灵的信念，始终没有消散。我在草原上行走，常常看到动人的故事和细节：风力发电机支架上出现了喜鹊巢，牧民为保全鸟巢自愿断电；母狼在蒙古包前产崽，老额吉模仿狼嚎呼唤来狼群相助；额吉捡到一枚雁蛋，孵出小雁，小雁一直跟在额吉后面，不肯离开……在新旧事物共存、传统智慧与现代生态观念彼此映照的当下，这些画面不断提醒我：文学的重心不在于定格逝去的时光，而是记录文明转型之际，人与土地、万物生灵会重新寻找相处之道。
需要新的表达方式，把草原视野带入文学页面
北青报：《逍遥熊》是您极具代表性的经典篇目。有评论者认为，《逍遥熊》的写作视角，奠定了您的创作方式：以微小生灵观辽阔大地。这种写法是否影响了《天生草原》的整体叙事逻辑？
艾平：通观《天生草原》全部作品，你会看到，像《逍遥熊》《原始森林中的路》《大鸟盛放如花》《白雪森林》这种以小生灵透视辽阔大地的篇目不少。但你也会看到，我的写作切入点是不断变化的，像《驯鹿之语》《我在大森林里找你》《阿哈的金牌》《时光走上了草原的神情》《林区的民间故事》《雪无止境》等样式多变的作品也在其中。我认为一个敏悟的作家，需要总是处于寻找的状态，直至找到一种最契合素材的表达方式，而不拘泥于某一种习惯。
北青报：相比《草原生灵笔记》的自然哲思、《隐于辽阔的时光》的人文回望，新作《天生草原》这本书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艾平：在新的创作中，我对天地自然的认知在加深。呼伦贝尔是一个典型的草原森林交错带，是一个万物共生的母体，牧民在介绍自己的家园之时，不会画地为牢，也不会以主人自居，他们手心向上，两臂展开，表示我的家就是辽阔的草原，也表示对长生天的敬重。因为游牧生活告诉了他们，他们是生存在浩瀚天地之间的一种渺小生灵。
我的书写，避免使用俯瞰的视角，因为那样你看不到草原的质感，体会不到万物的纠葛和疼痛。我像一个牧民一样，站在平地上，让风吹来，让光阴从我的肩头和手掌上移动，切身感到，一个写作者，就是草原的百草之一，我只能像婴儿那样依恋着母亲的心跳，不能把草原当成一个他人的故事来任意讲述。那么，写着写着，不仅仅是因为走得越远，而是因为走得越深入，我感觉到，需要新的表达方式，才能传达出万物的心声，才能把草原的视野带入文学的页面。
《天生草原》一书中的《驯鹿之语》，让动物开口说话，给它们一个平等的悠久的视角看人类，看它们和人类置身其中的历史变迁；《会飞的樟子松》中的主角是樟子松，但这不是在写一片树林，抑或一棵树的成长，而是在写物种的自然演替，写樟子松从一颗芝麻脑袋小飞蚊般的种子，历经百代千年，长成高大硕壮、不畏严寒酷暑的擎天大树，写她们的种子流落四面八方，由苏格兰向东北跨过欧亚大陆到达东西伯利亚和中国，向西北遍布美洲环北极圈及部分以南地域，其中零散的一些竟然跨过赤道，漂泊到了澳洲和非洲……光阴荏苒，凡樟子松所到之处，皆有衍生出来的生命变种，已达一百多个。因地而异，樟子松获得了许多称谓——欧洲的苏格兰松、美国加拿大西部的黄松、蒙古高原的蒙古松、德国的德国松……而在黑龙江左岸的外兴安岭、在中国北部大兴安岭原始林区、在海拉尔西山和红花尔基沙地、在辽宁的章古台，则被称为樟子松；到了长白山西坡又有了更好听的名字——长白松、美人松。此文之中，笔墨所及之处在拓展，程度在加深，还尝试同时使用第二人称，像是老友对话一样，倾谈樟子松的生存史和地球生态变迁以及战争、科研的关系。
北青报：《天生草原》被评论认为是当代北疆生态文学的标杆，书中既有动物草木，也有人文历史、时代新貌。您如何做到让生灵、土地、人、时代四条线索统一在草原文脉里？
艾平：《天生草原》写的是个人的感知和发现。北疆大地丰富辽阔，每一个作家会有不同的理解，也会有不一样的创作成果。我的写作视野本身就是一个浑然的整体——天地万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长。我有一个观点，多次言及：生态决定了人们的生活和人类的历史，历史又生成文化，文化时刻在塑造着人。你看，《锯羊角的额吉》中额吉对百灵鸟的呵护、《风景的深度》中老哥哥用冰雪埋葬冻死的马群、《阿哈的金牌》中呼和勒在暴风雪中的智慧，都体现了文化的地域特质，也展示着他们沉静丰富的内心世界。
好奇不停地化作力量，驱动我继续远行
北青报：近十年您推出三部主要散文集，形成非常清晰的创作序列。能否简单概括这些作品承载的文学追求，以及您坚持的草原文学底色是什么？
艾平：写作之初，自然地会用身边的事物为题材，带着对家乡朴素的热爱。写得多了，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呼伦贝尔的读者也就多了。我想，是创作加深了自己对家乡大地的认知，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书写家乡的使命感与追求。
我坚持的草原文学底色就是：天人合一。
北青报：有读者称您是“呼伦贝尔的文学代言人”，在您看来，草原作家最重要的担当是什么？
艾平：如果草原是一本书，我读得还不够。至于代言人这个角色，实不敢当。如果读者这样认为，我可以回答：这仅仅是因为很多年来我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做了一点事情。记录风景是摄影家的长项，留存文明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专家在工作。文学旨在让世界看到人的内心曾经遇到的波折和起伏，看到时代变迁中人性的光泽和升华。
北青报：从写“万物生灵”到写“时光记忆”，再到写“当下草原”，您的写作一直在拓宽边界。是什么支撑您长期扎根呼伦贝尔，深入实地观察、持续挖掘新的写作素材？
艾平：这个问题可以用《会飞的樟子松》中的一段话来回答：自己多年来在呼伦贝尔大地上行走，渐渐地将这种行走演变成了走读，我和二十五万平方公里草原森林中的植物、动物，产生了同呼吸共命运般的亲近，每一天我都要默默地和它们对话，向它们讨教生存的微言大义，其中那些树，是我尤为重要的教科书。樟子松、落叶松、白桦等等，就像一个个千古之谜，活生生地在我眼前深邃着，让我百读不倦，学无止境。哪怕是一片凋零的黄叶，一组残缺的轮枝，一根长满苔藓和蘑菇的外生菌根，一段斑驳曝裂的树皮，都会让我产生种种的好奇，每每穷究，眼睛里就会增加更多的好奇，这好奇便不停地化作力量，驱动我继续远行。
想要有能力按捺住浮躁，透视平凡人物的命运
北青报：您对年轻写作者有什么建议？
艾平：我想每一个青年文学创作者，最重要的就是“诗酒趁年华”。抓紧阅读和行走，不停地写作，与万物以及人类深谈。
北青报：您的草原书写已经形成体系，未来创作会尝试哪些新题材、新表达？
艾平：我会尝试一些新的题材，新的课题，新的体裁，新的叙述方式，但不会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当然，我也必须面对AI的挑战，考虑如何守卫有血有肉的生活经验，考虑守卫公共经验以外的个人生命发现，坚持文学之美。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除了文学，没有谁能说透孔乙己和阿Q为啥总是摊上倒霉的事情，没有谁能诠释出堂吉诃德疯疯癫癫背后的人文主义思想，没有谁能描绘西尔万·泰松在《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的独特体验，没有谁能道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AI的确强大，可以在瞬间把世界的记忆统统搜刮出来摆摆盘。见到江河，它会说出滚滚长江东逝水之类的名句，见到大山，它会吟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等珠玑，但是，它有被雪埋在车里，信号全无，分分秒秒和死神对垒，在最后时刻转危为安的亲历吗？它有索尔仁尼琴那种绝望和不屈的记忆吗？它喝过漂满蜱虫尸体的山泉吗？它有手指被草原火烧成蛋白灰的体验吗？AI靠网络的记忆支撑，拥有的是程式化经验，面对文学创作所达到的高度，AI目前还只能被称为工具。
不容小觑的是，AI们正飞也似的驱赶着人类的脚步。如果有一天人的大脑真的被其控制，谁也无法预料那时候文学的牺牲有多痛。自然文学也好，生态写作也好，包括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诸多的探索性写作，都离不开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日新月异的生活每天都向文学提出拷问，日新月异的生活中出现的也是日新月异的人。文化演替永远在路上，作家就像高速公路上的一辆自行车，时刻处于滚滚的洪流中，却不一定能看到周边的好山水，你熟悉的只是你身边的同行者。如此，我们需要重提一句老话——文学是人学。我想自己要有能力按捺住浮躁，守得了寂寞，久久地凝视生活中的那些人，哪怕都是平凡的小人物，只要透视了他的性格和命运，就是抓住了时代的脉搏，你所在的位置就是文学的大舞台。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