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建川博物馆展厅内，一幅尺幅不大的画作静静挂于墙上（见图）。闪闪暖灯下，父亲背对观众，高举幼子；母亲注视婴儿，笑容温婉；一只花猫蜷伏于地，似在倾听人间欢腾。画幅左侧一行小字——“日本投降后三日，子恺书赠”。这便是国家一级文物——丰子恺的《胜利之夜》。

乍看寻常，画作却如一个窗口，照见一个民族的浴火重生。

1945年8月10日，重庆酷暑难耐，一栋青砖灰瓦的平房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潘永元颤抖着扭开送音开关：“各位听众，现在播送重大新闻……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则消息如闪电划破漫漫长夜，响彻云霄，山城瞬间沸腾。

史料记载，那夜的重庆宛如熔炉：民众如潮水般涌上街头，素不相识者握手拥抱，吼声、歌声、锣鼓声交织；餐馆里禁酒令形同虚设，猜拳声彻夜不绝，商店高挂“庆祝胜利，八五折廉价”的布招……狂欢的声浪中，丰子恺位于沙坪坝的陋室灯火通明。平日谦和的友人破门讨酒，他翻出珍藏佳酿，众人喧闹至深夜两点。待客人离去时，已是夜深人静。丰子恺辗转难眠，思绪如潮。

女儿丰一吟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想起了被毁的缘缘堂……想起了惨败的日本的命运，想起了奇迹般地胜利了的中国的前途……”这位以“缘缘堂”为精神家园的画家，以笔为枪，创作《漫画日本侵华史》控诉暴行，始终怀抱“人间情味”的哲学。

三日后，丰子恺挥毫泼墨，将心潮凝于《胜利之夜》。画中无宏大场景，仅一家四口与一猫，却暗藏深意：父亲举子，喻民族新生；母亲含笑，示坚韧守望；幼子伸手，指未来希望；暖灯照耀，意味光明重现，花猫安卧，象征久违和平。丰子恺常以简淡笔墨包裹生活哲思，此画一反往日风趣，以背身父亲强化情感张力，让观者代入“举杯邀明月”的狂喜。题字“日本投降后三日”，恰是历史的精准锚点。

《胜利之夜》仅是重庆欢庆的序章。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广播传来，市民敲打脸盆、摇铃呐喊，将城市变成“声响的海洋”；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签署投降书，重庆满街贴上V字红标，鞭炮柏枝售罄；9月3日，解除警报长鸣10分钟，五六万人的游行队伍从较场口出发，人流塞巷，彩灯彻夜不熄——防空照测队的探照灯、商号的霓虹与川剧锣鼓交织，将夜空燃成白昼。

丰子恺的画笔外，历史细节更显壮阔：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中描述，农民挑着蔬菜进城，只为“看一眼胜利的模样”；学生撕碎课本折纸飞机，上书“自由”……这些碎片拼出民族的集体疗愈，战争曾让重庆承受200余次轰炸，直接伤亡3万余人。

《胜利之夜》最珍贵之处，不在于其技法繁复，不渲染悲壮，而正在于它以朴素技法和平凡场景，以日常温情直抵人心，记录了这个光辉的永恒瞬间，浓缩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心灵史诗。建川博物馆专家指出：“‘日本投降’4字，是人世间最美妙的词汇。画作是抗战精神的微缩，更是重庆作为英雄之城的铁证。”

八十载时光流转，重庆的狂欢夜随长江东去，但《胜利之夜》的墨色未淡，反因历史沉淀愈显厚重，如琥珀封存时光。当我们驻足《胜利之夜》前，画中明灯仿佛仍在提醒：珍视和平，自强不息。

文/刘新吾

编辑/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