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的儒学通识类书籍，我印象最深的当推杜维明先生的《儒教》一书，此书最初是作为“世界宗教入门”丛书中的一本而刊行，后来台湾地区的麦田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有繁体和简体中文版出版。

将儒家列入一套宗教类的书籍，可能会引发一些争议。在以一神教为模板的“religion”定义的“刻板”印象下，关于儒家是否为一种宗教始终存在着“削足适履”般的争论。但作为强调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家，杜维明对于儒家的宗教性的肯定，以及由此推论出的儒家注重内在精神修养和培育社群生活态度的思想品格及价值追求，给人以思想的震动。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杜维明在著作中体现出对儒家的“同情”和“敬意”，这种写作风格或许会让以“客观性”为衡量标准的学者们诟病。于是，我们可以选择英国学者丹尼尔· K.加德纳的《儒家思想》一书。

很显然，儒家的宗教性始终是海外学者对儒家的“特性”的独特关切。本书一开始就讨论到中西宗教差异这道“宇宙观的鸿沟”，认为与西方的一神教所不同的是，中国人的世界中，并不是缺乏祖先和自然的神祇，而是不承认创始神或负责创造和维持自然秩序的“存在”或“实体”。所以，作者在讨论儒家的家庭伦理特性时认为，儒家与祖宗和地方神灵之间是“熟悉”“亲近”的，并不像基督教信仰者与上帝之间那样是陌生的。同样，在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中，儒家相信自然界与人类之间自然保持着平衡与和谐，圣人的作用就是通过礼乐来保持这种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

既然存在这样的出发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儒家的道德追诉和治理思想的基础。比如，就个人修身而言，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对他人或社群产生影响，有人将之称为“道德乐观主义”。儒家义理坚信通过修身，将自己塑造成君子，并成为其他人的榜样，这构成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在这样的过程中，儒家的仁爱、礼乐、诚信的价值观念及其意义才能得到充分的呈现。

作者并不生活在儒家文化背景的社会环境中，但他十分敏锐地绕过对于“仁”的内涵的种种“规定性”的讨论，而是强调了儒家仁爱的“感同身受”的理解进路。他说：“一个人共情的感受和做法消失的那一刻，他的仁也随之而去。”（第23页）的确，仁爱的艰难性在于如何能在复杂的自然和人事环境中始终保持对于别人的爱憎、苦乐的敏感，从而真正对他们展现出爱心，而非表面的敷衍。这样的讨论可能要到二程兄弟才十分明确，但这恰好也能展现作者对儒学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所以，作者在讨论儒家的“家庭”观念及其“孝”的德性的时候，十分看重这些礼仪背后的情感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将人类对于长辈的亲情和对于动物的关爱区分开来。

儒家对于道德修养的目标是让自己成为君子，让自己成为这个社会的理想的治理者。与法家的严酷和道家的遁世不同的是，儒家的治理是通过展现统治者的道德感染力来展开的，这客观上导致了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切实际”，但这也给后世的儒家带来了困难。在理念上儒家主张贤者居位的道德理想主义，这与大一统格局下的嫡长子继承制之间，存在着血缘法则和道德选择之间的紧张。孔子、孟子和荀子虽然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政治观念提供者，但他们并无机会将他们的理念落地。

作者将孟子和荀子看作儒家的两个“变体”，这种说法可能会引发歧义，更好的说法可能是孟子和荀子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很显然，孟子的良知和性善论，是要为儒家伦理奠定发生学上的正当性，而荀子则更为强调礼与规范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孟子式的儒者更接近于要成为世俗君主的老师，而荀子式的儒者则更倾向于成为君主的辅佐者。在战国末期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孟子式的理想主义遭受空前的质疑，而荀子则更为趋时地试图让儒家思想更符合时代的需要。在汉代的转折中，儒家更为现实地成为现实秩序的辩护者，并小心翼翼地试图通过恢复自然秩序的神圣性，来维护儒家理想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性，这样的观点在董仲舒的天人观中得到了整合。

基于对经学传统的重要性的忽略，作者更为看重儒家“观念化”的精神传统的重要性。对于经学的忽略可能会导致作者在处理“四书”和“五经”的关系时产生一些认识上的扁平化，从而导致对宋代儒学的复杂性的理解略显不足。作者认为从“五经”转向“四书”是儒家的一种“哲学转向”，更为注重经典中与修身相关的内容，这也是从哲学视野来看待宋代儒学的最为流行的看法。

本书充分意识到理气关系对于宋代理学的道德修养论的重要性，认为气的多变性促使人们认识到格物修身的重要性，从而既在天理的先在和后天的心性修炼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也让他们与先秦儒学之间建立起如下的共同点。

·人是可以实现道德完善的；

·学习是改善道德的关键；

·古代的圣人提供了品德端正和在社会中表现得当的“道”；

·道德君子具有转化他人的影响力；

·社会和谐是民众满足了各自角色所承担的道德责任的结果。（第88页）

作者对儒家的“制度化”表现出足够的关注，此为本书十分明显的优点。首先，他重视科举制度对儒家的道德理想和实践在整个中国社会传播的意义，这种官员选拔制度并非单纯地建构了社会流动的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内容，促成了道德观念的普及和国家共同价值的建立。

与流行的儒学通识作品不同的是，本书特别设有儒学与女性的内容，既看到了传统中国社会中女性的从属地位，也肯定了女性对于教育子女、涵养个体的道德观念，以及促进家庭和谐的作用。作者引用曾国藩女儿曾纪芬的文字，从中看到了对传统女性的意义的最好阐述。他指出：

在家庭这个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内部，妇女作为母亲、教师和家务管理人，被赋予了合法的权威地位。（第113页）

在西方影响巨大的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曾经判定，儒家已经是“化石”，只具备怀念功能，而难以在未来的中国发展中产生作用。针对中西流行的此类说法，现代新儒学不断在为儒家的现代意义进行辩护。现代新儒家尤其强调了儒家与民主、科学之间的兼容性，以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试图让儒家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承担责任的做法。但本书作者的敏锐之处，在于他对21世纪以来儒学在中国大陆民间社会兴起的关注。虽然从今天的状况看，于丹及其《〈论语〉心得》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由她通过电视媒体所引发的人们对于这本古老的儒家著作的兴趣，依然是本世纪以来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

儒学的复兴，夹杂着经济崛起之后的民族主义的心理需求，也有普通民众寻求精神力量的原因，还有为维护国家统一寻求文化基础的因素，不一而足。如此多层面的混杂，可能难以为一个国外的学者充分体会，但他们已经不再将儒学视为博物馆的陈列物，而是看到了儒学对于中国社会建构和文化自觉的意义，这足以让人敬佩本书作者的视野之高远。

（本文选自《儒家思想》一书的序言）

文/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 干春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