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广州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了“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考古发现。据介绍，东晋城墙在夯土墙芯两侧用砖包边的方法，也是我国较早使用砖砌城墙的实例，是中国古代建筑考古的重要发现。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明晰了广州古城的发展和变迁。

遗址内出土汉至民国时期陶器、瓷器、铁器等文物共2800件

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位于越秀区中山五路南侧、教育路东侧，地处广州古城腹地，处于“广州古城至珠江北岸”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核心地带。1996、1998年，曾在遗址东北部发现一段东汉、东晋、南朝时期的城墙，系当时广州城的西城墙，在遗址周边也曾发现较多重要遗址。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4年1月起对项目用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本次发掘面积共2400平方米，遗址内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现存堆积从汉代一直持续至晚清民国时期，最深处距现地表约9米，已清理汉至清代各类遗迹572处，其中在发掘区域东部揭露了东汉晚期、东晋、南朝及唐代广州城西城墙的一段及其附属设施；在发掘区域东部和中部清理了五代南汉时期大型建筑基址和唐宋时期西湖石筑、木构堤岸，并发现疑似码头的遗迹；在发掘区域西部清理了明清时期流水井古道、明代大型居址和清代书院建筑基址。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砖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和礌石、蒺藜等城防用具，以及汉至民国时期陶器、瓷器、铁器等文物共2800件（套）。

据介绍，在遗址中部发现一段南北向走道，方向336°，清理长约20米、宽3.1米。路面自上而下分属清晚期、明晚期和明早期三个历史时期。清晚期路面用红砂岩条石铺砌，仅北部、中部有零散残存。明代晚期路面保存较好，两侧用红砂岩条石顺向包边，中间用碎砖石平铺地面，路面中间略高于两侧。

遗址西部在现代层下还发现了6处房址，房址砖均为砖结构建筑，排列有序、布局整齐，呈东西向分布。初步来看房屋有四间、五间多种形式，整体东西长21米，南北约14米，房基垫土厚约30厘米，内间门位置不一，地面经过处理，坚硬、平整。

古城遗址对广州古城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地层堆积深厚、出土遗物丰富，建筑基址密集，延用时间较长，各时期建筑或等级颇高或规模较大，是小马站一带一直处于广州古城核心区的重要实证。遗址内的文化堆积多呈斜坡状，东高西低，高差最大可达10米，反映了这一区域从东部古城墙所在岗地向西部古西湖水域的地形变化，对广州古城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发现的东汉、东晋、南朝及唐代城墙是当时广州城的西城墙，结合历史文献和东汉墙体下更早时期的柱洞、灰坑等遗迹，或与“步骘迁州”的历史相印证。在包边砖上发现的“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二年”纪年、不同时期墙体及附属设施的叠压打破关系，和在东晋包砖上发现唐砖补砌的情况，说明城墙自东汉末年建成后，在东晋、南朝时期不断修缮、加建，并沿用至唐晚期，也说明了东汉至唐代广州城的西界在近700年间未发生变化，同时东晋城墙在夯土墙芯两侧用砖包边的方法，也是我国较早使用砖砌城墙的实例，体现了在南方多雨潮湿环境下的建筑特点，是中国古代建筑考古的重要发现。

遗址发掘进一步明晰了广州古城发展和变迁

城墙两侧的南汉建筑垫土、磉墩及发现的兽面瓦当、脊头瓦和脊兽，说明在五代南汉时期该处经过大规模的平整，应有一组大型高等级建筑。这一发现符合南汉高祖刘岩升广州为兴王府，大兴土木、广建宫室的历史记载，结合遗址西部地层堆积的水域特征和西南侧的药州遗址，该处大型建筑很可能与南汉宫苑有关。

遗址内发现的南汉石护堤、宋代砖驳岸和唐宋时期木堤岸结构，反映了汉唐广州城外的这片水域经过了唐甘溪西支、南汉仙湖和宋西湖三个阶段的变化。而发现的宋代疑似码头的建筑基址，说明这里在宋代可能有一处码头自子城外向西湖内伸出。

遗址西部发现的明清时期流水井古道和清代书院建筑基址，反映了明代广州“三城合一”后，这一带经过淤积已成为广州城市中心的繁华区域，而这批排房建筑，从结构和布局来看，很可能和清中晚期书院有关，对研究广州古城功能布局和城市变迁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明晰了广州古城的发展和变迁，为认识广州古城的结构布局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是广州城市文脉传承赓续的又一生动实例。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铁柱
编辑/朱葳
校对/罗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