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衬纸：关于书籍、战争、逃亡与故乡的家族故事》的作者在柏林生活一年，深入研究了自己的家族档案和大量历史档案资料，挖掘了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著名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与其子尼科——的非凡历史。媒体称库尔特·沃尔夫“或许是二十世纪最具鉴赏力的出版商”，而他的儿子尼科则在二战期间为德军效力，随后移民美国。
库尔特·沃尔夫出生于波恩的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德裔犹太家庭，自幼喜爱书籍，23岁时成为出版商，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出版了弗朗茨·卡夫卡等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些书籍后来被纳粹焚毁。1933年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一天，库尔特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海伦逃离德国，在法国、意大利辗转，最终定居纽约。他们在格林威治村的小公寓里创办了万神殿出版社，该出版社因出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而载入文学史，并成为将重要欧洲文学作品引入美国的桥梁。
然而，库尔特与第一任妻子伊丽莎白·默克所生的儿子尼科被留在德国，尽管他有犹太血统，却在两个战场上为纳粹效力。当亚历山大·沃尔夫查阅尘封已久的档案并会见远房亲戚时，他发现了家族中诸多未曾传到新大陆的秘密，包括希特勒与家族制药公司默克公司之间的联系。
《衬纸》通过沃尔夫家族未发表过的家书、日记和照片，揭示出令人惊讶的真相。作者巧妙地将其父亲与祖父的“双线”故事置于宏大的军事史与政治史之中，将自传、回忆录和文化史的内容融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呈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家族故事，编织出一幅关于历史和流亡险境、胜利与秘密的文学织锦。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沃尔夫（Alexander Wolff），知名图书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的孙辈。美国《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作家、记者，曾报道过奥运会、足球世界杯、世界大赛、环法自行车赛等。
■译者简介
王聪，大连市金普新区历史学科教研员，中学一级历史教师。译有《酷的起源》《坦克行动：一名装甲部队指挥官的战争》《军用飞机图解百科：1945—1991年》《图说世界文明史·埃及》《图说世界文明史·罗马》，合译有《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等作品。
■《衬纸》书摘
导言
追寻库尔特与尼科的足迹
这本书中的故事跨越了整整两代德国人，记述了两名土生土长的德国人如何成为美国公民。他们便是我的爷爷和父亲，前者背井 离乡流亡至美洲新大陆，后者则是通过移民手段来到美国。本作分别回顾了二人的人生，记述了他们各自的命运起伏。此书成书于右翼民粹主义在大西洋两岸有所抬头之际。其间，我以旅居柏林一年的所见所闻为背景，融入自己对家族与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
我的爷爷名叫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是一名书商，在“一战”爆发前曾叱咤整个德国文学界。他遗传了母亲的犹太血统。 彼时阿道夫·希特勒及其邪恶政权的势力日渐壮大，但并非这血统 使我爷爷不容于时代，而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敏锐感知力使他与时代格格不入。脆弱的和平、恶性的通胀，加之动荡的时局，在种种因 素的冲击之下，库尔特举步维艰，无奈于1930年关闭了亲手创立的库尔特 ·沃尔夫出版社（Kurt Wolff Verlag）。三年后，他逃离了纳粹德国，一路辗转来到纽约，于1941 年在此创立了万神殿出版 社（Pantheon Books）。与此同时，被他留在大洋彼岸的家父尼古拉斯·沃尔夫（Nikolaus Wolff）先被征召进德国国防军（Wehrmacht，第三帝国的军队）服役，后在战斗中成为俘虏，被投进美军战俘营，1948 年他移民美国。
从我出生（1957 年）到家父去世的整整五十年间，美国社会盛行着种族融合之风。受此影响， 父亲保持着“一切向前看”的生活态度，我也因此跟着安享盛世太平，坐看河清海晏。“二战”结束后， 怀旧思潮在美国方兴未艾，但父亲却无动于衷。他不愿意回首往事，我也只好闭口不谈过去，随他一同积极活在当下，用努力工作治愈过往的心灵创伤，这就是德国人所说的投入到忙碌的“工作疗法” （Arbeitskur）中去。
但是，在我父亲去世十年后，年过六旬的我渐渐地发现，自己对家族的往事愈发感兴趣，内心渴望深挖先人们在欧洲的生活经历，探寻他们未曾详述的黑暗岁月。像我这一代的德国人，常常会缠着长辈问关于纳粹的各种问题，会催着父母和祖父母讲他们知道和做过的事情。相比之下，我对家族历史的了解很不充分，内心的 愧疚感油然而生。回想起20 世纪60 年代与70 年代之交，“西德经济奇迹”的浪潮裹挟着毒品、摇滚与内乱，席卷了德国社会。当时的人们认为，德国经济能够复苏，归功于一种保留了纳粹残余的政 企体制。因此，年轻一代的德国人对长辈们淡忘历史和逃避历史责 任的做法感到不满，指责他们堂而皇之地用忙碌的“工作疗法”麻痹自我。自那以后，德国民众普遍愿意正视“反省、悔罪与承担历 史责任”问题，即愿意“克服过去”（working off the past，德语为 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此思潮愈演愈烈，现已成为现代德国 的一大特质。
有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德国表弟，是我父亲的教子。他从事的 也是记者职业，并且与我父亲同名。有一次，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尖 锐的问题：“你们为什么决定去柏林？ ”我回答说：“你们很早就开 始‘克服过去’，而作为美国人的我，却迟迟没开始这么做。”听我 这么一说，尼古拉斯表弟豁然开朗，因为他年轻时就致力于宣扬自 己的反主流文化主张，甚至参加过“洗涤父辈罪孽仪式”。可以确定 的是，我虽然很晚才开始“克服过去”，但应该可以得到谅解，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我的亲戚，也就是沃尔夫家族的成员们，如今 散居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和纽约州罗切斯特市（Rochester），几乎和德国不再有任何瓜葛。其次，我所盘点的过去主要是美国人的罪行，如奴隶制与吉姆 ·克劳法案，它们牵涉到的是母亲那边的祖先。最后，家父来到美国时只有 21 岁，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英语。但在这个包容的国家里，他很快就被接纳为纯正的美国人，地位丝毫不输自己的妻子（土生土长的康涅狄格州欧裔白人）。
有了想法后，我便着手为柏林之行做准备。为此，已在《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工作了36 年的我，毅然选择买断工龄， 然后将买断金存入德国的一家银行。我的妻子瓦妮莎（Vanessa）也向工作单位递交了辞职信，辞去了访视护士的工作。我们还找到了一对夫妇，让他们搬进位于佛蒙特州的旧农舍，替我们照顾 小猫小狗。为了安顿两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弗兰克（Frank ）和克 拉拉（Clara）］，我们把他们送进了柏林城郊的国际学校读书。在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瓦妮莎和我租下了一整年的公寓， 与来自 190 多个国家的居民为邻。这片区域仍未受到“中产阶级化”浪潮的冲击，尚存有一丝古朴的东地中海风情。另外，得益 于柏林有大量共享工作空间，我很快便在家门口的 AHA 众创空间 （AHA Factory）找到了一张办公桌。从这座工作空间的命名不难看出，创始人期望里面的租户每隔几分钟就能迸发出令人欣喜的灵感。
2017 年8 月的一个下午，我们乘坐的航班降落在泰格尔机场（Tegel Airport）。当时，我对爷爷和父亲在欧洲的生活轨迹，仍然只存有模糊的印象，只知道爷爷库尔特·沃尔夫在1933年2月28 日 那晚永远地离开了德国。他飞离柏林时，德国国会大厦的大火虽然 已被扑灭，但余烬仍在闷燃。在接下来的六年半时间里，他为了续签即将到期的德国护照，在瑞士、法国和意大利之间辗转奔走。而 在 1931 年，他就已经与奶奶正式离婚，将我的父亲（当时只有 11 岁）和他的姐姐玛利亚（Maria ，当时只有 14 岁）留在慕尼黑同我奶奶一起生活，奶奶的家族拥有默克（Merck）制药帝国。与三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还有奶奶的第二任丈夫，此人和我奶奶都是非犹太血统。
在库尔特签下的作家中，有不少是犹太人［如弗兰茨 ·卡夫卡 （Franz Kafka ）］、表现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或“反动”文人。相比库 尔特母亲的犹太血统，纳粹似乎对这些作家更深恶痛绝，将他们的 作品全部丢进火堆焚毁。卡尔 ·克劳斯（Karl Kraus ）、沃尔特 ·梅林（Walter Mehring）、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 ）、约瑟夫 ·罗特 （Joseph Roth）、卡尔·施特恩海姆（Carl Sternheim）、格奥尔格 ·特 拉克尔（Georg Trakl ）和弗朗茨 ·韦尔弗（Franz Werfel）均未能幸免 于难。德军攻占法国后，库尔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海伦（Helen）， 在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莱（Varian Fry）及其所属紧急救援委员会 （Emergency Rescue Committee）的出手相助下，携他们的儿子（即我 同父异母的小叔克里斯蒂安）逃离尼斯，后于 1941 年3 月从里斯本 启航前往纽约。到了第二年年初，库尔特和海伦便在曼哈顿租住的 公寓内创立了“万神殿出版社”。
接下来，库尔特的公共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名字至今仍然能 够引发部分文学界人士的好奇。相比之下，我父亲的生活却从未走 进公众的视野，因此给我的写作带来了一些难题，致使我对我的父 亲尼科（Niko）·沃尔夫的许多经历心存疑惑。比如，他是犹太人， 却为何能被征召进德国国防军服役？ 当他的父亲逃离德国时，为何没有带上他，而是把他留在原地，让他亲身遭受纳粹统治的蹂躏？ 尼科把怎样的罪孽背负到了新大陆，以至于要用余生偿还？ 他能逃过战后的审判，难道是因为有人暗中干预，或是被豁免了罪行，还是享有什么特权？ 那我能来到这世上又因为什么呢？ 我需要悔过 哪些事情呢？
与库尔特不同，我父亲尼科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我从中听不出半点“信仰流亡者”（Gesinnungsemigrant，指因坚持信仰而流亡海 外的德国人）的孤傲。刚刚来到柏林那会儿，我对尼科的了解与他 告诉我的内容相差无几：他在巴伐利亚的寄宿制学校读书期间曾加 入“希特勒青年团”；他在 19 岁的时候，曾被征召进准军事组织国家 劳役团（the Reich Labor Service，德语为 Reichsarbeitsdienst）；德国入侵苏联期间，他曾驾驶卡车，为德国空军的某支飞行中队运送后勤补给。当我问起他是否杀过人时，得到的回答是：从未故意杀人。 战争结束后，他为了争取进入慕尼黑理工学院化学系读书的名额， 按要求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在慕尼黑的废墟一块块地捡拾瓦砾。本科毕业后，库尔特帮助尼科拿到了学生签证，得以前往美国攻读硕士学位。从那以后，除了偶尔几次回家探亲外，我父亲再也没有回过德国。
库尔特成为一名“连字符美国人”时，已是60 岁。在他看来， 这样一种先断后连的符号是走上重塑自我之路的通行证，曾两次在 其人生之路上发挥作用。第一次是在走下逃难客轮后的几年内，他 用英语出版了多本畅销书，而这种语言他自己还没掌握；第二次是在二十年后，当他因种种原因被迫再度逃亡，流落欧洲时，正是把 他驱逐出公司的那类美国经理人拉了他一把，让他在逝世前的短短 几年时间里，以赎清罪孽的德裔美国人身份，享受了不期而遇的职业巅峰。
库尔特以自己的工作热情为豪，总是带着愉悦心情，孜孜不倦 地开展工作，然后强迫别人以他的眼光欣赏事物，偶尔遭到对方拒 绝后，便会极力掩饰自己的尴尬，但事后还会一如既往地向身边的 同事、宾客、读者或者合作伙伴热情推荐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一 本好书，但更多的是一幅好画或一首佳曲、一道美食或一瓶美酒。 在20 世纪的前六十多年里，毁灭与恐惧成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库尔 特却一直在找寻能认同自己品位的高雅之士。我想，身为这样一个 人的儿子，我的父亲必定过得很不容易，特别是从兴趣和人生经历 来看，他和他父亲简直南辕北辙。当我的爷爷身处曼哈顿，不再担 心性命之虞，一心想着如何发掘下一篇论述普遍主义的文章或奢华 的对开本书籍，以取悦大众之时，我的父亲却正在慕尼黑的废墟中 艰难地扒开一条小道。
我在出发前往柏林前，就已从祖辈传下来的故事中，以及少许二手资料中，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一些事情。事实上，在了解家族历 史的全貌后，我倍感惊叹，感慨自己发掘出如此多的家族往事，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大量的结论。相比之下，我父亲以前告诉我的东西实在太少。幸运的是，我爷爷库尔特的文章被收藏在德国与美国 的档案馆，并且其中大部分已经出版，比如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卡夫卡博士：
您新创作的中篇小说是叫《虫子》吗？弗朗茨·韦尔弗 （Franz Werfel）和我提过很多次，所以我想亲自拜读一下，不知道您是否可以寄给我？
此外，我还从库尔特的日程本、日记和笔记中，得知了两件事情的细节：第一件事发生在 1919 年9 月的一天，他以业余大提琴手的身份，与瑞士表现主义画家兼小提琴手保罗·克利（Paul Klee）同台演奏三重奏。第二件事发生在20 世纪50 年代的一天，他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大提契诺餐馆（Grand Ticino）花了75 美分请 T. S. 艾略特（T. S. Eliot）吃了顿午饭。尼科在晚年的时候，将库尔特几十年积攒的日记整理成册，按照人物、时间、地点和杂项的分类，编制出一个电子索引表格。通过这件事，我不仅感受到了库尔特的社交魅力， 而且还给我父亲取了个绰号——“人形制表机”（Human Flo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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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