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巨匠弗兰兹·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卡夫卡生前没有获得广泛关注，生后却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后来攀上文学巅峰的文学家，诸如马尔克斯、石黑一雄等都是他的粉丝。在我国，卡夫卡也影响了一代中国作家，莫言、余华、格非、残雪等作家都表达过卡夫卡的独特风格对他们的巨大冲击。

而卡夫卡的作品最初被发掘、出版，得益于一位年仅25岁、有着敏锐文学洞察力的德国独立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这位出版商不仅将卡夫卡最著名的作品《变形记》发表在自己的先锋文学刊物上，还出版了卡夫卡多部作品的单行本，尽管在当时动荡的德国局势下，有的作品滞销，有的被纳粹烧掉，但卡夫卡的名字和作品，已经被库尔特带到了世界文学的潮流中。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历史非虚构作品《衬纸：关于书籍、战争、逃亡与故乡的家族故事》，就对这段出版人与作家的缘分做了一番“揭秘”。

从卡夫卡到帕斯捷尔纳克：书商库尔特的“创业”人生

《衬纸》是作者亚历山大·沃尔夫撰写的家族史，主要围绕他的爷爷库尔特·沃尔夫的传奇人生展开。库尔特出身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教化中产阶层”家庭，热爱收藏古籍，对书籍出版也有极高的热情。21岁时，他放弃攻读文学博士学位，投身出版行业，入职莱比锡一家出版社做编辑。23岁时，他以合伙人身份加入恩斯特·罗沃特创办的出版社，正是在此，他与卡夫卡相识。当时，卡夫卡的终身挚友、作家马克斯·布劳德（Max Brod）携卡夫卡到访，库尔特接待了他们。初次会面，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卡夫卡倍感煎熬。他沉默寡言，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局促不安，就像要参加考试的小学生一样，仿佛担心自己达不到引荐人夸耀的样子。”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建立起了作者和出版人的亲密伙伴关系。

几个月后，库尔特和罗沃特合作破裂，他买断罗沃特的股份，成立了自己的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Kurt Wolff Verlag），并将卡夫卡这个金子般的作者资源留在了自己的公司。他得知卡夫卡有了新创作，便写信约稿：“亲爱的卡夫卡博士：您新创作的中篇小说是叫《虫子》吗？……我想亲自拜读一下，不知道您是否可以寄给我？”

这篇叫《虫子》的小说，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变形记》。1916年，他将这部小说发表在他创办的先锋文学杂志《审判日》（Der Jüngste Tag）上，后来他也出版了卡夫卡作品的单行本。但有时销量不佳，在1930年经济环境恶劣时，甚至印量800册的作品有一半滞销。在写给未婚妻费里斯·鲍尔（Felice Bauer）的一封信中，卡夫卡这样描述库尔特：“库尔特年方二十五岁，长相俊美。上天眷顾他，赐予他娇妻和万贯家财。他虽然对出版事业有着一腔热情，但在出版生意上天资平平。”

但实际上库尔特十分懂得出版生意，也十分努力。十几年的经营有高潮也有低谷，经济危机来时，甚至变卖了许多古董书收藏以渡难关，他最终使自己的出版社在德国出版界崭露头角。纳粹上台后，因为大量出版了“犹太人、表现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的文学作品，库尔特的出版社被列入黑名单，出版社的书大部分被纳粹焚毁，其中包括卡夫卡的作品。又因为库尔特有犹太血统，也面临生命危险，在欧洲诸国逃亡，后流亡美国。

但他始终怀揣对出版事业的执着信念，在美国和妻子海伦一同创立了万神殿出版社（Pantheon Books）。1955年，出版社推出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之妻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来自大海的礼物》，迅速成为超级畅销书，共售出 60 万册精装本和 200 万册平装本。出版社还在美国推出成功出版了心理学家荣格的作品，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日后，该出版社成长为欧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既从美国引介欧洲文学作品，也输出美国本土作家作品到欧洲。

库尔特·沃尔夫的 “朋友圈” 也展现了那个时代丰富的文化生态。他与众多文学界、艺术界人士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如赫尔曼·黑塞、汉娜·阿伦特、托马斯·曼、里尔克等，这些人帮库尔特介绍作家资源，也使他一直保持敏锐的出版触角。

本书还设计了一套精美的“出版人库尔特与他的作家朋友们”卡片一套6张。正面为麦绥莱勒的版画图像小说《太阳》；背面为库尔特与群星闪耀的作家朋友们的书信往来摘录。

库尔特在动荡年代中的出版经历，也践行了他自己的出版理想：“我们出版人的职业生命其实只能活跃短短数年，而且是在我们真的用心活过的前提下……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保持机敏，常怀一颗年轻的心……热衷于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想要做的事情中……抓住机会对世界产生些影响，这些总令我乐此不疲。”

在家族史中发现时代的秘密

距纳粹在德国掌权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我们的书架上摆满了大屠杀逃亡回忆录，想要再写出一本有特色的书，对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本书在美国出版后，迅速登上了美国亚马逊网站历史类编辑选择榜。显然，这本关于一个书商家族的逃亡故事，以其独特气质吸引了广大读者的兴趣。

本书作者亚历山大·沃尔夫是库尔特的孙辈，曾在《体育画报》担任记者 36 年，曾来中国报道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写过9本体育相关书籍。但他在2016年离开了这份工作，投身于对家族历史的挖掘中。之所以对家族史产生强烈兴趣，是出于他父亲尼科·沃尔夫曾经对自己过往记忆的缄默。

亚历山大的父亲尼科·沃尔夫“二战”期间曾在纳粹的德国国防军中服役。而他的父亲库尔特·沃尔夫流亡美国开创出版事业时，却把儿子尼科和女儿玛丽亚丢在了德国。尼科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洗礼，度过了战后一段极为艰难的时期，才在库尔特帮助下用学生签证抵达美国，开始新生活。尼科这些过往的细节，即便是亚历山大追问，他也不愿提及。这段经历竟如此令人难以启齿吗？

亚历山大说：“像我这一代的德国人，常常会缠着长辈问关于纳粹的各种问题，会催着父母和祖父母讲他们知道和做过的事情。”而且，20世纪60—70年代德国民众普遍愿意正视过去，“反省、悔罪与承担历史责任”。但尼科不愿这么做，他选择摆脱过去，保持沉默。但亚历山大显然感受到父亲沉默中包含的巨大的历史和记忆的重量。他说：“正如 W.G. 泽巴尔德的小说所言，沉默就像重担一样压在我父亲那一代人身上。”

他对藏在这种沉默中的秘密十分着迷，因此辞去工作，收集了家庭档案，直接搬到柏林住下，亲自“触摸”他的家族与战争和第三帝国历史交集的遗迹，采访家族后人，在档案馆中寻找其他历史材料，还原了祖父的创业和流亡经历，还原了父亲青年时为在纳粹军队服役的经历。他以引人入胜的娴熟笔法带领读者跨越大西洋，穿越20世纪的历史，去重新审视一个支系遍布大洋两岸的庞大家族，探寻家族历史中完整而真实的往事，并检视、反思家族先辈与纳粹之间的关系。亚历山大也在历史的探究中发现，当今的世界局势，似乎是近100年前的欧洲动荡年代的某种回响，反思历史，也是为当下这不确定时代的种种动向保持警惕。

正如《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所评论的：“亚历山大·沃尔夫巧妙地将其父亲与祖父的故事置于宏大的军事史与政治史之中。”他父亲的经历，同库尔特跨越两场世界大战的出版传奇一道，向认真阅读本书的读者展示了一幅连结美国与德国的全景式历史画卷。

而家族历史中那些挥之不去的污点，总会让书中的个体萌生难以释怀的负罪感，任何读者想要弄清其中的原委，都被这本书深深吸引。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