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海涛（媒体人）

从前，刚出来跑江湖的时候，常听人家说，穿在上海，吃在广州。

我就去了上海。有那么几年，我西装革履，穿得道貌岸然，俨然是个出入庙堂的人物，却总觉得有些不自在。后来，我脱下西装，带着一颗吃货的胃，去了广州，一头扎进那个美食的江湖里。

我真是开了眼。南方以南的羊城啊，大酒店鹤立鸡群，各霸一方，小食档如星火燎原，杂花生树。前者是吃喝世界的诸侯，往来无贫贱，谈笑有官贾；后者是吃喝世界的平民，以家常饮食，招待似水流年。

我于是在广州胡吃海喝，有着无数的吃喝记忆。弱水三千，我取一瓢饮。在那些美食里，我独爱街头的烧烤，那些像野花一样到处乱开、像萤火虫一样到处乱飞的、没有名分的烧烤。我把它们看作是吃喝世界里的流民。

在一个个夜里，我肚子饿了，就去寻找烧烤。夜色朦胧，我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穿越马路，像周星驰电影《食神》里厌食者去寻找撒尿牛丸一样。那时，烧烤的摊子在广州似乎随处可见，或侧身车水马龙的大路两边，吃喝的人淌成一条河；或躲在小区旁边的角落里，星星点点的炭火，三两张薄木板的桌子，七八个塑料凳子，地狭天阔，来的都是客。

烧烤的木炭明明暗暗，鸡翅膀在架子上来回翻着身子，烤茄子、烤玉米的香味晃晃悠悠。在飘浮着的蓝烟里，一张一张的脸，也如烟一样地飘着，日子一下子变得悠远起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圆，一时觉得人生都在浮浮沉沉。

烧烤的摊子前，停着自行车，也停着大奔。便宜，解馋，肉香引得佛跳墙，烧烤摊散发出懒散随意的魅力。吃喝的人说，爽啊，让咖啡馆里装模作样的优雅见鬼去吧，让办公室里的唧唧歪歪一边去吧，烧烤摊子前面人人平等。

无数的人在烧烤的摊子前，卸下伪装，敞开心扉，一吐块垒，诉说工作中的不如意，放松紧张的神经，留下一桌骨头与午夜喧嚣，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去。那烧烤的摊子，是很多人的精神减压地。

有一段时间，上完夜班之后我常和叶胖子去吃烧烤。榕树下，无数的树根垂下来，烧烤的香味升起来。我通常烤一只鸡腿，炒一盒河粉，再叫上一瓶杨协成豆奶，慢慢地吃喝，和叶胖子胡乱说些什么，和烧烤的摊主聊聊家乡，让夜班时发烫的头脑慢慢冷下来，让高度紧张的身心慢慢放松下来。

我记得，那时鸡腿两块钱，炒粉三块钱，杨协成一块五，好像是这样。夜深了，吃得满嘴流油时，我时常忘记了悲与忧，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肚子，想起老电影里的台词“喝鸡汤，睡大觉”，便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

吃烧烤的夏夜，天气闷热。附近银行存放ATM机的房子里，昼夜开着空调。多浪费电啊。我心疼得很，每每就把吃喝的桌子搬进那房子里，享受着凉风，吃吃喝喝。偶尔有取款的人进来，看看我，一脸惊讶。我若无其事，继续吃喝。吃喝完，把卫生打扫好，像个模范市民那样。

有一段时间，我时常去某某大学东门一带吃烧烤。夜色朦胧，浓烟滚滚，人声鼎沸，尽管只是在马路边，但一两百米内一张张桌子坐满食客，N多人吃得煞是高兴。

后来，我带着对烧烤的美好记忆离开了南方。再去广州时，朋友请吃饭，我说找个大排档吧，意思是找个烧烤摊，随意一点。朋友说，好。吃饭时，我才发现，吃饭的地方是在一栋大楼里，只是名字叫做“大排档”。

吃饭回来，我在马路上走了很久，一家烧烤摊子也没看到，它们像旧日时光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才意识到，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那些烧烤的摊主去哪里了？那些年，江湖风风雨雨，你们还好吗？

2024.12.5

供图/雨驿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