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卧室，共享客厅、自习室、图书馆——“共居”生活正在年轻人之间悄然兴起，全国多地推出了集生活居住、社交共享和创业发展等功能为一体的“青年社区”。

打造“去孤岛化”的租住生态，让租住空间跳脱出单一物理空间居住功能。与传统合租不同，“共居”重新构筑了年轻人的社交关系。

与合租不同共居者更注重交流

休息日的早晨十点，客厅里，已经起床的人问道：“要不要一起吃饭？”陆陆续续地，人们从各自的卧室走出，一起做饭、吃饭、聊天。下午两点，“共居”的年轻人出门去，约朋友逛展、看电影。晚饭后，社区里各类文化活动登场，“同好”们聚在一起讨论一部文艺作品或者一起玩游戏。到了凌晨2点，还有没睡的“夜猫子”在露台相谈甚欢——在这里，年轻人的社交需求很容易就得到了满足。

近年来，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中兴起了一种新的居住方式——“共居”。由袤则咨询和国内某“共居”青年空间发布的2024《共居生活洞察报告》中认为，“共居”即共享居住，与传统的合租不同，共居更类似于美剧《老友记》里的居住模式：大家共同使用公共空间，彼此之间有交流、有共同的生活。“共居”因此也常常被住客们形容为“一个更像家的地方”。

对应英语语境中“合作居住的方式做非盈利住房”的理念，共居空间既包括卧室这样的私人空间，也包括客厅、餐厅等共享的公共空间和设施。更重要的是，“共居”是一种“由社群主导的居住方案”，它强调居住者共同设计和管理居住环境，通过一定的规则和自治机制来提高居住者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感，确保生活环境的和谐和高质量体验。

从居住到公共服务空间 “青年社区”多地在实践

于2012年在北京创立的“706青年空间”十多年间在全国建立了多个青年空间，覆盖了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在内的十多个城市。经实践，“共居”主要有三种类型：常规型、流动客厅型和社群型。常规型共居空间中，居住者共同租住一个房子，共享公共区域；流动客厅型则对外开放客厅空间举办公共活动；社群型则是更大规模的共居，形成社区网络。

据媒体报道，四川成都的“隔壁子·未来社区生活中心”今年10月正式亮相。该社区就像一个“流动客厅”，重点规划了用以活动开展和文化交流的公益空间，集学习、交友、办公于一体的青年共享空间，以及涵盖餐饮、休闲、娱乐等日常需求的生活空间等。

成都图书馆在这里设立了分馆。居民凭有效证件就能免押金注册或成为有效读者，还能享受图书文献通借通还的服务。图书馆旁边有共享自习室、共享会议室以及多功能间。其中，共享自习室分为公共、单人部分，如果想求得一个更安静的环境，也可以选择一间单人自习室，每天都能迎来上自习的居民。成都蓉易就业武侯区就业服务总站也设在了社区里，为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就业创业支持，包括整合资源、提供技术培训和就业指导。

该项目的策划、设计都是围绕年轻人在城市中的生活、社交等这些面向展开，各种功能空间的设定解决了他们的学习、办公、用餐问题。

“社群型”的“共居”在国内也有实践。如湖北省提出，结合青年人住房需求特点，推动集生活居住、社交共享和创业发展等功能为一体的“青年社区”建设，满足新青年新市民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需求，让青年与城市在“双向奔赴”中共同成长。

在宜昌市的金家台青年社区，居室内的沙发、空调、冰箱、热水器配备齐全，可以拎包入住；自习室、瑜伽室、健身房、共享厨房、路演区等多场景共享服务空间应有尽有，供住户免费使用；人脸识别门禁、智能门锁、智能监控系统、24小时保安楼栋巡逻，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再走进武汉市的新青年花山河社区，年轻人三五成群，或在休闲室画画陶冶情操，或在健身房舒展运动，或在共享自习室安静学习……动静之间，自成天地。这些青年社区还通过社群活动的营造发展友邻文化，打造“去孤岛化”的租住生态，让租住空间跳脱出单一物理空间居住功能，让青年社区成为新青年、新市民的“第二个家”。

住客多为城市新移民 随着人生阶段推移而退出

是什么样的年轻人在积极“共居”？报告显示，“共居”参与者大多是22至35岁的年轻人，他们远离家乡来到新的城市工作生活，需要重新构筑自己的社交关系。“共居”以其“家”的氛围，成为一种很具吸引力的选择。居住者不是连打照面都尴尬的合租邻居，而是可以深入交流、共享生活的伙伴。从日常琐碎的闲聊到深邃的精神对话，共居空间提供了丰富的社交场景，他们之间也由此结成了更深层连接，即使日后离开这个空间彼此之间仍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大多数年轻的“共居”参与者，还正处于人生的探索和发现阶段，与人的连接是他们探索多样人生路径的重要途径。虽然随着个人人生阶段的逐渐推移，许多成员会选择离开“共居”，步入更为稳定的生活轨道。而与此同时，新的一批年轻人又会带着同样的热情与憧憬，加入到“共居”大家庭中。

调查显示，“共居”的参与者，大多数在工作之外仍留有自己“好好生活”的时间。他们在职业发展与个人兴趣、社交活动之间寻找平衡点，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到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建设中。这种生活态度不仅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与满足感，也为共居社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创造力。

还有一部分的共居者具有海外留学背景。这使得他们在文化融合与生活方式选择上展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他们更习惯于主动构建并维护自己的社交网络。同时也乐于接受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室友，并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规划与建设。

运营者转变为“服务者” 创造并丰富公共生活

共居空间的运营者对于推动这一居住形式的发展功不可没。报告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具有人文社科艺术的背景，或者对此具有强烈的兴趣。秉持“以社群为方法”的理念，致力于通过社群的力量，创造独特的在地化体验，重新激活并丰富公共生活的内涵。

空间运营者不仅是公共生活的拥趸，更是其创造者与践行者。他们极具能动性，执行力拉满。从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到制订并维护公共生活规则，他们乐于与不同背景的租客交流，也欢迎外来者的加入，努力营造一个充满活力与和谐的共居环境。

在共居社区中，运营者的角色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是家长式的“管理者”，而是转变为“小管家”式的服务者。这种转变体现了共居自治的核心精神——平等、参与与共享。居住者成为社区的真正主人，享有对房子的决策权与管理权。运营者则化身为默默无闻的服务者，为居住者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这种服务者的角色定位，不仅增强了居住者的归属感与责任感，也促进了社区内部的相互理解与支持。

共居期待公共生活 短租制低租金也是吸引力

“我希望在上海再造大理，以社区作为方法，从重建生活秩序做起，形成家庭、社区、地方的差序格局，慢慢去影响上海的生活感。”706上海2.0生活实验室运营成员Lee表示。人们选择“共居”的理由并不限于经营生活，还有对参与公共生活的期待。共居空间的重要设施是开放的“客厅”“天台”，在周末摇身一变成公共活动的场地，其间不仅有愉悦的酒会、电影放映和社交活动，还有严肃社会话题的沙龙和实践活动，也吸引同城青年的参与。

短租制、低租金也是“共居”吸引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的一大原因。“定价天花板就是市区的一室户。”有经营者提出，“共居”是一个低成本的生活解决方案，用租房差不多的价格可以获得好的室友以及一个公共空间。“共居”的短租制、合宜的租金等硬性条件也支持了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共居空间大多租在靠近市中心的区位，由于合租的方式降低了个人租金，并且提供一个月的短租制，满足了数字游民、沙发客、刚毕业的大学生群体“立身”的需要。

如今，社交平台上，共居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接受。一方面是青年组织的持续深耕与努力；另一方面，许多曾经的共居参与者，也将这种生活理念带到更多的地方，在新的城市开设运营自己的共居空间，像“蒲公英”一样飞往各地播散“共居”这种新生活方式。

尽管共居概念吸引着年轻人，但许多共居项目未能长久维持。报告显示，共居空间在建立之后，仍需面对经济性风险、经营性风险和关系性风险。空租风险、回报率风险、合规性挑战、言论活动管制风险、理念破裂、亲密关系、“退化”为合租等都是共居空间运营者需要密切关注并有效管理的风险。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陈斯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