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至元元年（1335）六月，在平息唐其势、答里之乱，彻底“团灭”燕铁木儿家族势力后，元顺帝专命伯颜为中书右丞相，罢左丞相不置，自此朝令悉归伯颜。伯颜独相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废罢科举。元朝科举自仁宗延祐二年（1315）始开首科，分右、左两榜，蒙古、色目一榜为右，汉人、南人一榜为左，两榜共录取进士五十六名。张昱《辇下曲》诗云：文明天子念孤寒，科举人才两榜宽。别殿下帘亲策试，唱名才了便除官。之后每三年一科，从未中断。元统元年（1333）三月癸酉科春闱，时顺帝已自广西回京，尚未登基。廷试时或许仍由他亲策进士，最后录取同同、李齐等进士一百名，人数为此前历年之最。原先，只有两榜状元赐进士及第，从癸酉科开始，两榜状元、榜眼、探花皆赐进士及第，“馀赐出身有差”。时人赞曰：“科举取士，莫盛于斯。”（《元史·选举志一》）
科举作为元廷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对文士阶层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自科举之兴，诸部子弟类多感励奋发，以读书稽古为事”（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庚集《忠介公泰不华》）。顺帝即位数月后，也曾下诏：“科举取士，国子学积分、膳学钱粮，儒人免役，悉依累朝旧制。”（《元史·顺帝纪一》）如今朝令夕改，竟然要废罢科举！这个议案是由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首先提出的。只因他之前出任江浙行省平章时，看到每逢乡试，各处“驿请考官，供张甚盛”（《元史·彻里帖木儿传》），心中颇为不平。出于为政府节省开支的考虑，在调入中书省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议罢科举。彻里帖木儿系西域阿鲁温氏（色目之一），怯薛出身。怯薛号称蒙古、色目官员的摇篮和预备学校，是出仕的终南捷径，且未来多能官至高阶，甚至跻身宰执行列亦不鲜见。而汉人、南人出仕途径极少，即使入选，也多沉抑下僚，为州县卑秩，或委身胥吏，能够做到台省要官的，“万中无一二”（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怯薛军形象，是以保卫大汗为主要职责的护卫军。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以伯颜、彻里帖木儿为代表的那些出身怯薛的“北人”高官，自然难以理解科举对于广大汉人、南人的重要意义。伯颜本就对汉人、南人有偏见，后来成为一名坚定的“排汉”主义者，自然极力赞同彻里帖木儿的倡议，尽管两人的出发点迥然有异。伯颜向顺帝禀奏：“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儿人书，汉儿人读书，好生欺负人。往时我行有把马者，久不见，问之曰：应科举未回。我不想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权衡著，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笺证》卷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16—17页）
顺帝是年十五岁，并未生子。他于科举本无政见，完全听从伯颜的意见。就在罢科举诏书已经草就，但尚未钤盖玉玺之时，中书参知政事许有壬“入争之”，极言科举不可罢。许有壬，字可用，彰德汤阴（今河南汤阴）人。自武宗至顺帝，历事七朝，每遇国家大事，无不尽言，“君子多之”。他是延祐首科的左榜进士，又入居中书，这几乎已经触及元代汉人仕途的天花板了，可以说是汉人、南人科举成功的表率。他内心极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决定了他必然是一名是科举制度的捍卫者。面对许有壬的面折廷争，伯颜勃然大怒，大声斥责道：“汝风台臣言彻里帖木儿邪？”风台是御史台的别称。因彻里帖木儿不但要罢科举，还要将太庙一年四祭减为一祭，其初衷可能和废科举一样，意在撙节浮费，不料却引起了御史台臣的集体反对，监察御史吕思诚等三十人列数彻里帖木儿罪状，在御前弹劾，但被顺帝驳回了，诏命彻里帖木儿仍出署事。
许有壬的职位在中书省，不在御史台，伯颜这样质问他，意在指责许有壬是越俎代庖。许有壬颇具辩才，“事有不便，明辨力诤，不知有死生利害”（《元史·许有壬传》）。这一点，像极了北宋“拗相公”王安石。他反问伯颜：“太师以彻里帖木儿宣力之故，擢置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岂有壬权重于太师耶？”（《元史·彻里帖木儿传》）许有壬当然没有伯颜权重，可众御史却听从有壬而不畏伯颜，其中的是非曲直，不言自明。伯颜也是聪明人，觉得有壬这话有理，所以怒气顿解。许有壬见气氛有所缓和，就直言罢科举的危害：“科举若罢，天下人才觖望。”（同上）伯颜不想陷入许有壬的逻辑闭环中，那样只能被许有壬的思路牵着鼻子走，所以他马上转移话题：“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同上）伯颜的后一句确是事实。因右榜乡试、会试只考两场，且内容仅为经义、策论，而左榜乡试、会试须考三场，内容除经义、策论外，还有诗赋、杂文，难度比右榜增加很多。所以一些汉人、南人便绞尽脑汁想冒充蒙古、色目人，参加右榜考试。许有壬是懂得辩术必杀技的，知道伯颜的后一句无懈可击，所以避重就轻，重点回击前一句：“科举未行之先，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举子不可谓无过，较之于彼则少矣。”（同上）
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伯颜虽居高位，但对下属并非一味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他是懂谈话技巧的，而且尽显高情商，就语带恭维地说：“举子中可任用者唯参政（指许有壬）耳。”（同上）看得出，伯颜平日里是很欣赏许有壬的才华的。能得到顶头上司的肯定，估计许有壬心里已经乐开了花。但他也算“人间清醒”，就说：“若张梦臣（张起岩）、马伯庸（马祖常，色目）、丁文苑（哈八石，回回）辈皆可任大事。又如欧阳元功（欧阳玄）之文章，岂易及邪？”（同上）这几位与许有壬都是延祐首科的同年，张起岩是左榜状元。伯颜回归正题，言道：“科举虽罢，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学，岂有不至大官者邪？”（同上）结果许有壬来了一句：“所谓士者，初不以衣食为事，其事在治国平天下耳。”（同上）不愧是熟读孔孟之道的，这份认知高度直接甩了伯颜八条街。伯颜暗自佩服。他接着指出一个实际问题：“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同上）元代选官制度比较混乱，“仕进有多岐，铨衡无定制”（《元史·选举志一》）。当时伯颜正在治理这一难题，规定“内外官悉循资铨注，今后毋得保举，涩滞选法”（《元史·顺帝纪一》）。所以他认为科举也是妨碍选法的缘由之一。许有壬摆事实，讲道理，直接用数据说话：“古人有言，立贤无方。科举取士，岂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岁馀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馀人。太师试思之，科举于选法果相妨邪？”（《元史·彻里帖木儿传》）伯颜一时无言以对，为掩饰尴尬，只好大夸有壬“能言”。很显然，这场围绕废科举而发生的论战，许有壬占了上风。
然而，在权力面前，辩才一文不值。因罢科举之议顺帝已定，不可能中辍，伯颜能做到的，就是对许有壬“温言慰解”（同上）。就这样，虽然许有壬“廷争甚苦”（《元史·许有壬传》），但仍然无法挽回废罢科举的决定。明年（1336）二月的会试，即礼部试，随之取消。科举废罢，令天下士子无不扼腕嗟叹，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它不但中断了天下士子的仕进之路，而且影响到这些士子背后的数万个家庭。这些家庭无疑代表了元代社会的中上阶层，加速了他们的离心倾向。伯颜和许有壬的论争，实际上反映出元朝统治在政治、民族、阶级等层面上的日益割裂，这种割裂的扩大使得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深，统治阶层面临着巨大的信任危机。许有壬和伯颜在中书省衙署论争无效后，还有个后续。沮丧的许有壬听闻伯颜夸他“能言”，就赌气地抱怨说：“能言何益于事！”（《元史·彻里帖木儿传》）当时彻里帖木儿也在座，就安慰有壬：“参政坐，无多言也。”（同上）因废科举就是彻里帖木儿首倡的，窝了一肚子火的许有壬就想把气撒到这位平章身上，遂语带嘲讽地翻旧账说：“太师谓我风人劾平章，可共坐邪？”（同上）彻里帖木儿尴尬笑道：“吾固未尝信此语也。”（同上）许有壬板着脸，继续跟他“较真儿”：“宜平章之不信也，设有壬果风人言平章，则言之必中矣，岂止如此而已。”（同上）这话戳到了彻里帖木儿的痛处，他对御史台臣的弹劾仍心有余悸。但又不好发飙，只能强压怒火。当时中书省班子成员多在场，“皆笑而罢”。（同上）第二天，顺帝在崇天门宣诏废科举，彻里帖木儿竟特意安排对此有异议的许有壬为大臣班首，目的就是要“折辱”他。许有壬害怕招祸，不得不从。许有壬的委曲求全，令御史台臣们大为不满。治书侍御史普化讥诮他说：“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同上）埋怨他在维护科举问题上不能强硬到底，首鼠两端。有壬自己也羞愧难当，以为大耻，“遂移疾不出”（同上），居家良久。
至元元年闰十二月，也就是顺帝宣布废罢科举诏后两个多月，御史台臣再次发起对彻里帖木儿的弹劾：一是指控他侮慢君上，曾指斥武宗为“那壁”。那壁，就是“彼”的意思，是对先帝的大不敬；二是以妻弟阿鲁浑沙之女假充己女，冒请珠袍等物。这两件事，说起来后果并非有多么严重，特别是第一条，极有可能是脱口而出的无心之举。但是因为武宗是顺帝的亲祖父，自然也就得罪了当今圣上。最关键的是，此时，彻里帖木儿与伯颜开始政见不合，伯颜厌恶彻里帖木儿“忤己”，正打算将他排挤出中书。所以这次御史台臣的弹劾，很可能是在伯颜授意下发起的。最终，彻里帖木儿被罢官，几天后流放于南安（今属福建）。
事实上，彻里帖木儿为官甚有作为，向以“严厉为政”，是个极为难得的清官。早年任刑部尚书，京师豪右惮之，不敢犯法。文宗时，出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恰逢黄河清，有司以为祥瑞，请闻于朝。彻里帖木儿不以为然，郑重言道：“吾知为臣忠、为子孝、天下治、百姓安为瑞，馀何益于治。”岁大饥，发仓廪赈之，全活者众。后拜御史中丞，“朝廷惮之”，风纪大振。云南伯忽叛，彻里帖木儿以知行枢密院事总兵讨之，治军纪律严明，所过秋毫无犯。叛乱平定，朝廷赏赉甚厚，全部分赐将士。凯旋回师，“囊装惟巾栉而已”（同上）。这样文武全才的好官，却被伯颜因排斥异己而罢官，满朝都容不下他，元朝焉能不亡！科举之争过后，许有壬继续留在中书，而且日见重用。后至元二年十月，顺帝颁诏，要求右丞相伯颜、太保定住、平章孛罗、阿吉剌四人须每天到内廷聚议；平章塔失海牙、右丞巩卜班、参政纳麟、许有壬等须每天到中书省衙聚议（《元史·顺帝纪二》）。里面提到的八个人，只有许有壬一人是汉人。
透过这场围绕科举而产生的论争，我们大致可以管窥到元代中央的官场生态：上下级之间可以互相论辩，说明当时官场的风气还是较为开明和民主的；对于汉人官僚，蒙古官员也表现出足够尊重，并非一味打压；汉人官僚虽然没有最终决策权，但在参政、议政上积极、主动、自觉，体现出古士大夫的风范、修养和精神追求；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被世祖皇帝喻为“医朕左右手”（指中书省、枢密院）的御史台，能够不畏强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纠察百官善恶和政治得失的作用，当然有时也误伤好官。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4年第11期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