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荷才露尖尖角

古往今来，中国的父母多有一个共同的期许，那就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特别是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儿孙身上。苏洵就是千千万万父母中的典型，他反思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痛定思痛，和程夫人一道，在两个儿子的教育上抓早抓小，因势利导。

苏东坡八岁时，便进入眉山天庆观北极院，师从道士张易简。私塾规模不小，学生人数有百十来人，但先生只有一人，是典型的“校长兼教工，上课带打钟”的私塾。在天庆观读书期间，苏东坡就已脱颖而出。

庆历三年（1043）三月，仁宗因讨伐西夏李元昊久未见效，决然改革朝政，起用了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等十一人，朝廷面貌焕然一新。北宋散文家、国子监直讲石介（守道）写下名篇《庆历圣德诗》，颂扬朝廷的用人政策和庆历新政。

据苏东坡《范文正公文集叙》记载，有一位从京师来的读书人，拿鲁人石守道写的《庆历圣德诗》给老师看。苏东坡从旁观看，问先生文中称颂的十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先生说：“小孩子知道这些有什么用？”苏东坡说：“如果他们是天人，我不敢知道；如果他们也是人的话，我为什么不能问呢！”先生非常惊讶，耐心地告诉他，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人中豪杰。时年八岁的苏东坡就立志将来也要成为这样的栋梁之材。谁也没有料到，日后苏东坡除了没有亲眼见到范仲淹外，韩琦、富弼和欧阳修与他的人生历程，都有过非常重要的关联。

立志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少年好远游，荡志隘八荒。九夷为藩篱，四海环我堂”“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从上述诗句中，可以看出少年苏东坡胸怀大志。他立志要像尧舜贤君一样弹五弦琴，唱着《南风歌》来治理天下，解除黎民百姓的痛苦。苏东坡一生的成就，与他少年立志不无关系。

虽然张易简是位道士，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并未把他的学生都当作道士来培养。不过苏东坡兄弟俩在天庆观学习期间，或多或少还是受到道士先生的影响。

苏东坡年少读《庄子》，曾说：“从前，我心里也有很多的奇思妙想，但总是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表述，读了《庄子》后，我发现书中完全表达了我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话，此书深得我心。”苏东坡与庄子相隔千年，但他与庄子精神契合，思想相通。

虽然兄弟俩从小都对道教有浓厚的兴趣，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济世安民的道路。

十一岁那年，苏东坡和苏辙进入位于眉山城西的寿昌书院，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师从眉山学者刘巨。刘巨，字微之，不仅饱读诗书，精通经史，且治学有方，学生达百人。苏东坡兄弟俩非常刻苦，不分昼夜地学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安闲如啖蔗。”没有少年时期历经的辛苦，哪来晚年生活的安闲逍遥。不然就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苏东坡很快在寿昌书院崭露头角，甚至对刘老师的诗词也能“品头论足”。有一天，刘微之作诗一首，自觉不凡，便在同学们面前吟诵，就在同学们拍手叫好、赞不绝口之时，苏东坡站了起来，天真无邪地说：“先生好诗，不过，我怀疑末两句断章没有归宿。”他建议将“雪片逐风斜”改为“雪片落蒹葭”。刘微之先是一愣，转而幽默大度地说：“改得真好，看来我是没有资格做你的先生了。”从教以来，刘微之还从没见过如此敏而好学又个性鲜明的学生。当时，他就预见苏东坡的前程不可限量。

“接龙诗”是古时经久不衰的文字游戏，在读书人中间非常流行。规则是先出个题目，然后每人轮流吟诗一句或两句，串联起来便成为一首完整的诗。苏东坡学习作诗时，也和小伙伴们玩过这个游戏。有一天，下着大雨，苏东坡兄弟俩和同学杨尧咨、邻居好友程建用相聚于学舍里，闲来无事，他们便发起四人联句来作六言诗的游戏。程建用先说：“庭松偃仰如醉。”杨尧咨续吟：“夏雨凄凉似秋。”苏东坡接着说道：“有客高吟拥鼻。”轮到苏辙联句结尾，可他当时还不到十岁，接不上来，试着说道：“无人共吃馒头。”顷刻三人捧腹大笑。

尽管苏东坡兄弟俩在书院学习，但苏洵夫妇从未放松过家庭教育。十一岁时，苏东坡就写出了文采动人、超越凡品的佳作《黠鼠赋》。年幼的他以小见大，点面结合，用一只老鼠通过装死而得以逃生这样一件小事，来告诫人们，切勿被表象所迷惑，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由于经常受到称赞，儿时的苏东坡偶尔也会自命不凡、恃才傲物。有一天他又受到先生的夸奖，放学回家后便取出笔墨纸砚，欣然写下“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的对联，并贴在书房门上。学而后知不足，随着见识的增多，知识的积累，有一天，苏东坡拿起笔，在对联上加了四个字，改为：“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东坡居士”的由来

五月二十七日黎明，苏东坡乘船到距黄州二十里远的市集巴河口迎接。夫人王闰之及家眷来到后，自然不便继续住在定惠院。五月二十九日，一家老小住进了官府驿站临皋亭，临皋亭在回车院中，而回车院为三司巡视黄州时所住的官邸。按理说，像苏东坡这样被贬谪的罪官，是不可以在此居住的。所幸有鄂州太守朱寿昌的斡旋，黄州太守陈君式的关爱，苏东坡一家才得以安居于此。

临皋亭本不宽敞，而苏东坡家眷又多，几乎到了难以安置的地步。同年夏天，陈季常要来黄州时，苏东坡为安排其住宿曾大伤脑筋。但无论如何，一家人终于团聚，且条件比寓居定惠院时强了许多。临皋亭虽然狭小拥挤，但这儿的风景极佳，亭下八十余步，便是滔滔江水。

精神生活固然重要，物质基础亦不可或缺。现实的贬谪生活远比预想的要严峻、残酷得多。

苏东坡被贬黄州后，没有俸禄可言，只有一份微乎其微的实物配给可领。从嘉祐六年（1061）任凤翔签判时起，至元丰二年（1079）在湖州知州任上被逮捕时止，他为官近二十年，由于常年在外任职，又不善持家理财，几乎没有什么积蓄。他在《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五）中写道：“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

一大家子人来到黄州后，嗷嗷待哺，钱从何来？无奈之下，苏东坡想起了他在湖州相识的隐士贾收（耘老）。贾耘老，家贫好酒，在苕溪上面建造了一座水阁隐居，日子过得很苦，可他摸索出一套如何过好清贫日子的方法。忧虑之余，苏东坡也效仿贾耘老，限定家用每日不得超过百五十，每月初便取出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串，挂在屋梁上，早晨用画叉挑取一块，随即将叉子藏去。纵然当天的钱不够用，也绝不寅吃卯粮。如有结余，就存在竹筒里，用于招待宾客。如此窘境，他在给秦观和王定国的信中都曾描述过。

即便如此节俭，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也只够维持一年左右，就算再会持筹握算，也难以避免坐吃山空的窘境。仅靠节流，对苏家而言，显然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重要的是开源。在农耕社会中，对于一个没有俸禄的贬谪官员而言，要想解决一大家子的生计问题，首选当然是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那时的苏东坡迫切希望能够有一块自由支配的田地，做一个不辞辛劳、躬耕自给的农夫。苏东坡的这个梦，友人马梦得帮他圆了。

新年二月，马梦得来黄州时，看到苏东坡如此窘迫，便主动替他向当地政府申请，获批得到了黄州东城门外约五十亩官府练兵的废弃营地，供苏家无偿耕种，以解决他家捉襟见肘的生活窘境。

世事难料，苏东坡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早年厌恶官场的尔虞我诈，曾有弃官为农的念头。在被贬黄州后的生活压力下，这一想法竟然变成了现实。

获得耕地让一筹莫展的苏东坡喜出望外。因为，以他当时的身份和经济状况，不可能凭一己之力买下这块地。这块荒地本无地名，因地处黄州东城门外一百余步，地势东高西低，还因苏东坡所喜爱的白居易被贬忠州刺史时，写有《东坡种花二首》，并留有《步东坡》的诗，且忠州、黄州都是贬谪之地，更为巧合的是两地皆在城东，因此，苏东坡将这块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

唐宋以来，文人、士大夫都喜欢以“居士”自称，以示高雅和超凡脱俗，如李白自称“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又如欧 阳修号“六一居士”、张方平号“乐全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后来，“东坡居士”的名号大大超过了他的本名苏轼，人们更习惯、更亲切地称他为“苏东坡”。

尽管东坡是一片满布草棘、瓦砾的荒地，土地并不肥沃，若不是 戴罪之身、生计所迫，谁会在乎这块贫瘠的土地？但苏东坡深知来之不易，倍加珍惜，获得批准后，即带领全家老小拓荒，早出晚归，往来于临皋亭和东坡地块间。

苏东坡虽然不懂农耕，但统筹谋划、合理布局可是他的强项。他环顾地块四周，目测高低，很快一幅蓝图在他心中绘制而成。地势较低的地方，种植粳稻和麦子；东面那片平地栽上栗树和枣树；其他地方种植黄桑和蔬菜；哪里打井，哪里筑坝，他都规划在胸。他还要预留一块视野比较好的空地，等条件成熟时建筑一幢安家的宅子。谋划完成后，苏东坡的心情顿时畅快起来，仿佛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一串串金黄色的麦穗，一茬茬新鲜的瓜果蔬菜，已展现在他的眼前。这不是一块荒地，而是希望的田野。

真是喜从天降，枯草烧尽后，童子兴奋不已地来报，竟然发现了一口暗井。苏东坡立马察看，原来这口井中的水源来自岭背的一道清泉，由于久旱不雨，泉水不足，水位较低，没有流下岭来。这可把苏东坡高兴坏了。一夜忽降大雨，次日清晨便有泉水沿着旧道流经东坡田地，到柯氏林园附近，汇聚成了约十亩方圆的池塘，东坡田里的灌溉用水算是有了着落。

为了开荒种地，苏东坡还购买了耕牛，添置了农具，从现在起，他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农夫了。躬耕自种，虽然辛苦，但苏东坡的心里却很踏实，他正一步一步地走出“乌台诗案”的阴影。“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他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和救济，他要自力更生，自食其力。

苏东坡垦荒种地的消息不胫而走，除马梦得外，黄州小有名气的潘丙、郭遘和古耕道也伸出援助之手。

等到荒地整成农田可以种植，时已深秋，种稻时节已过，只能先种麦子。自出仕以来，苏东坡一直是靠朝廷的俸禄养家糊口，不知农家的艰辛和农耕的基本知识。所幸他人缘好，一位热心肠的老农悉心指导：麦苗出芽后，不要任其生长，若想有个好收成，就得让牛羊吃掉初生的麦苗，等到春天时再生长的麦苗会更加茂盛。

来到黄州的第二年，对于苏东坡而言是双喜临门。一是麦子喜获丰收，果树长势喜人，蔬菜自给有余，土地整理和农田灌溉等基础设施基本到位。二是他所心仪的朝云已长大成人，正式成为他的侍妾。

元丰六年（1083）九月二十七日，四十八岁的苏东坡又喜得贵子，朝云给他生了第四子，名为遁儿。在“洗三”之日，也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三日举行的沐浴仪式上，苏东坡曾写下自嘲诗《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农耕时期，耕牛是最为贵重的生产资料，也是减轻农家劳动强度的主要帮手。一次，苏家的耕牛得了重病，濒临死亡，兽医束手无策，幸好夫人王闰之见过此病，且有一味单方，竟然奇迹般地治好了耕牛的疾病。苏东坡大喜过望，写信告诉了章惇。拓荒东坡的同年冬季， 苏东坡又在东坡地块的附近，为自己选好了一块地势较高、视野开阔的建房之地。此地原为养鹿场，距东坡地块四百多步。在友人们的帮助下，苏东坡领着家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构想，在元丰五年（1082）二月，建起了拥有五个房间的安乐窝。因房子竣工时大雪纷飞，堂屋墙壁四周都是苏东坡自己所绘的雪景，故取名为“雪堂”。他自书“东坡雪堂”作为匾额。后来大凡有远道朋友来访，苏东坡都安排他们在此下榻。

元丰五年（1082）三月，当时还默默无闻、后来成为著名书画家 的米芾（fú），前来黄州拜会苏东坡。在刚竣工的雪堂，苏米二人热议书画艺术和诗道。也是在这里，苏东坡将珍藏的画圣吴道子的《释迦佛图》拿出来供客人欣赏。还是在这里，苏东坡酒酣时濡笔弄墨，面壁而立，悬肘作画，赠予米芾，是为订交之始，后来二人成为挚友。

苏东坡当时画的是墨竹，竹竿从地而起一口气直到竹梢。米芾非常惊讶：“何不一节一节画呢？”苏东坡富有禅机地回答道：“你何时看见竹子是一节节长出的呢？”

“东坡雪堂”落成的同年十月，江西临川的蔡承禧被任命为淮南转运副使，黄州恰好是他的辖区。蔡承禧，字景繁，欧阳修的门生，颇为有趣的是，嘉祐二年（1057）他与父亲蔡元导同登进士，与苏东坡兄弟俩亦为同年。蔡承禧重情重义，是月巡视黄州时，眼见临皋亭年 久失修，四处漏雨，且比较拥挤，就提议时任黄州太守的杨宷（cài）在临皋亭附近水路驿站的高坡上，为苏家建三间瓦房。

元丰六年（1083）五月，三间瓦房在临皋亭南侧建成，苏东坡将其取名为“南堂”。“南堂”面朝大江，适宜消夏。三间房屋对于苏东坡而言，不仅是贫而暴富，而且非常适用。这“南堂”做了客室、卧房、书斋和丹室，苏东坡兴奋地写下了《南堂五首》。他对蔡承禧更是感激不尽。

来到黄州后的生活，对苏东坡而言，是孤独凄寂的，又是辛劳踏实的。他在给友人孔毅甫的诗中写道：“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zhè）未及成，一麦庶可望。”这是《东坡八首》（其五）的内容，丰收的喜悦不仅冲淡了家贫窘迫的忧愁，耕耘的劳作也缓解了“乌台诗案”和贬谪生活带来的孤寂与烦恼。

苏东坡每天与家人往返于临皋亭与东坡之间，经过黄泥坂，路过承天寺，总共不到一里地，途中他经常吟诵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日复一日的劳作逐渐给他带来了快乐，他也越来越陶醉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了。

一日，苏东坡大醉，他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改编成《黄泥坂词》。

苏东坡和陶渊明虽然归田和躬耕的原因有所不同，但两人都以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逆境。

然而，人的心态和思想感情，总是随着年龄、身体和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一定的波动。看似心态和情绪都已调整得比较好的苏东坡，在来到黄州后第三个寒食节，心灵深处还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寒食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始于春秋时期，清明节前一二日。寒食节禁烟火，只吃冷食，曾被称为中国民间的第一大祭日，是汉族传统节日中唯一以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随着岁月的变迁，寒食节渐渐地融入了清明节。

元丰五年（1082）的寒食节，阴雨绵绵，江水暴涨，几乎与临皋亭的地面齐平，房屋多处漏雨，家里更是冰锅冷灶。拓荒东坡，建筑雪堂，苏东坡积劳成疾，痔疮复发，卧床不起，苦不堪言。家里家外的凄凉情景令其心寒，想着一大家子跟着自己受苦受难，苏东坡百感交集，他强忍病痛，研墨挥毫，作《寒食雨二首》，记下窘境。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