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方（北京城市学者）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会馆也不例外。所有的会馆，从创始之初，就有管理规章的制定、实施。而且，后续不断修订。尽管这些规章被称为条例、规约等不同的名称，但就内容而言，这些馆约多有共同之处。

光绪二十年（1894年）科举考试录取金榜

衣冠荟萃之地讲肃静重仪礼

首先，入住资格，会馆接待的就两种人：进京参加乡会试的试子、来京公干的官员。安徽歙县会馆在乾隆年间的《条规》中规定：会馆“创立之意，专为公车（汉代以官方车马递送应征人，后以‘公车’为举人应试的代称，借指参加会试的举子），以及应试京兆（顺天府乡试）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有失义举本意。”换言之，会馆只接待乡会试的考生及来京官员，不接待商人，不允许存放货物。

在没有乡会试的年份，来京听取朝政，赴吏部应选或因其他公干进京的官员，“皆听会馆作寓”，“其他踪迹不明以及因公差役人等，概不留住”。

其次，各会馆的馆约都规定，房间的安排由会馆管理者决定。乡会试年份，正房每间安排两人住宿，小房每间一人；以到京先后为定；不得多占房间、任意拣择。非乡会试的年份，允许来京的外地官员及初授京官暂居，每月计房一间，输银三钱以充馆费。凡住会馆之人所带仆从，俱不得占住正屋。无论外官还是试子的眷属，都不得于会馆居住。如果所有房间住满，才可安排于会议用大厅暂住。但神堂等地，不允许住宿或挪为他用。

此外，会馆内讲求肃静，注重仪礼规范。尤其乡会试年份，更要为试子们保证备考环境的安静。安徽歙县嘉庆四年（1799年）的《会馆公议条规》规定：“会馆为乡会试习静之所，下榻诸公敬业乐群，所带家人及看馆人等，不得徵歌选伎酣酒呼卢，违者议究。”上湖南会馆同治八年(1882年)的《新议章程》中写得更为直接：“会馆为衣冠（古时士以上戴冠，后以“衣冠”代称士人）荟萃之地，不得寄存货物，粘贴招牌，聚赌、酗酒、招致优伶、娼妓，容留匪人、藏设戏具，凡诸公自爱者，断无此弊，惟祈慎择交游，严戒仆从，格外加意。”

安徽歙县会馆

团拜聚餐“各出分资”神祇祭祀“衣冠齐集”

每年新春佳节，京官和留京的乡会试及候补候选人员，由会馆安排，举行团拜仪式和聚餐，“酒席不得过费”。还有些会馆规定，团拜聚餐“各出分资”，即新春宴会实行的是“AA制”。乡会试出考场后，会馆要酌量人数备办酒席接场。至于对进士及第的庆祝，包括参加的人员通知、接送，宴席规格与费用数额、出处，戏剧演出的剧目、演员安排，各项事务承办人员的职责等等，馆约中都有具体的规定。

会馆的所有聚会，强调长幼有序，即“爵齿并尊者为上，余各以齿序坐”。即便是饮酒，也有严格的规矩，不单总量有控制，还不允许“酗酒争闹及借公泄私，出言恶詈”，如有发生，立即“公同扶出，永远不许入席”。

会馆的祭祀活动分为每月的常规祭祀、年节的敬神祭祀、神祇诞辰祭祀，以及本馆特定祭祀（如对会馆创始人的祭祀）等。各会馆的馆约中，对神祇祭祀的具体时间、参加人员及仪礼要求，乃至祭祀后的酒席花费等，都有明确规定。年节的祭祀，如绩溪会馆道光六年（1826年公议）《条规》规定：“每年正月十三日上灯恭祀众神，正月十八日恭祀汪越国公，二月初三日恭祀文昌帝君，五月十三日恭祀关圣帝君，九月十七日恭祀福德财神。以上每次祭毕散福，每席酌用京钱二吊二百文，不得多费。同乡年十五以上者均衣冠齐集拜祭，傥年末十五及不衣冠者，不许入席散福。”

此外，还有每年清明和中元节到义园的祭扫，也多在会馆的规约中具体规定。

周济同乡以尽桑梓之谊

因贫困而流落京城的同乡，会馆得知情况，还会伸出援手。安徽泾县会馆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新议馆规》中订有：“患难周恤：同邑有流落京师者，查明实系守分之人，因贫病不能回籍，值年人通知酌量给予盘费，本人不得争竞多寡。”

也有会馆因经费紧张，入不敷出，而不得不在规约中声明暂停有关资助的。如歙县会馆《道光十年续议条规》（1830年）规定：“本籍乡会试诸公无力归里及留京无馆者，旧议酌送盘费，现在经费不敷，暂行停止。日后充裕，再议酌行。”但同时又提出：“或有谊关桑梓，事难漠视者，公同商酌，量力捐赀帮助，勿支动会馆余存银两，以期公私两益。”这就是说，面对同乡的困难，尽管会馆因故无力帮助，但也会召集在京同乡，共同商议，共同捐资，以尽桑梓之谊。

对应于会馆创建、重建时的同乡捐宅、捐资，会馆还以“乐输”或“喜金”的规约，使捐赠持续不断，以维系和促进会馆的发展。这些来自于金榜题名的举子们，以及补授官位的官员们的乐输，实则也是他们对会馆表达同乡的酬谢。毕竟，在京会馆的照应、桑梓之情令他们终生难忘。

乾隆年间（1736年至1795年）福建龙岩会馆制定的《规条》中就规定了喜庆事的捐金，如科举：通过乡试的新举人，捐银四两，解元（乡试第一名）六两；会元（会试第一名）十两，榜眼、探花加十两，状元加二十二两。升迁：选补及分发州县八两，知府八两，督抚四十两；武官则副将十两，总兵二十两，提督将军三十两；京官则高陞三品京堂十两，侍郎、阁学（内阁大学士）十二两等。

而且，《规条》还有喜金交纳的时间等规定：凡喜庆应交喜金，到京后务即送交馆长（也有的会馆规定为离京前），以便登录，如不交出，不得刊入，并不许其人住馆，其从前未交者，于下次到馆日，即宜补交，倘馆长不催，瞻狥住馆，所有未交之款，即须馆长赔偿。

会馆的管理，由京官一至二人执掌，称为值年、司年，由京官公举，或由抓阄确定。一经确定，不得推诿。但非公举之人，不得自行承揽。值年实则是会馆事务的总经理。每年年终，新旧值年在会馆举行交接仪式。在同乡京官面前，旧值年将一切账簿、余存银钱及一概器具，公同查阅、清点，移交新值年收管。如有短少，发生在交接之前的，由旧值年补偿；发生在已交接之后的，由新值年补偿。此外，会馆还雇有看馆人役，称“长班”，负责保卫、收取房租、传达、清洁及有关服务类事务。馆约中，对这些人员的工作，也有相应规范。

读会馆的馆约，让人不禁想到从国外管理学传来的“5W1H”分析法，其实，在百年甚至数百年前，会馆的规章制度早就把这些规则条例写得清清楚楚，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供图/凤楠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