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鲍勃·迪伦为什么重要》作者：[美国] 理查德·F. 托马斯；译者：张宏）
鲍勃· 迪伦的《金发美女》（Blonde on Blonde）是我打包进行李箱的两张唱片之一，那是1974年的初夏，我的这个行李箱将从新西兰寄往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市。另一张唱片是《莱昂纳德·科恩之歌》（Songs of Leonard Cohen）。当时，我二十三岁，卖掉了自己收藏的其他唱片，想用这笔钱去希腊背包旅行两个月，在那之后，我将前往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是我的首次希腊之行，不过，从九岁开始，我便迷上了希腊人和罗马人，我在新西兰的奥克兰长大，同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兴起与衰落之地相隔着半个世界。我于1974年8月18日抵达安娜堡，准备以一名古典文学教师及学者的身份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在几天前，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刚刚辞职。10月份的时候，我的行李箱终于到了，看到那些熟悉的物件，我心里一暖。箱子里除了那两张幸存下来的唱片，还有我在本科阶段积攒下来的少数古典书籍：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史诗诗人荷马（Homer）和维吉尔（Virgil）的作品，还有萨福（Sappho）、卡图卢斯（Catullus）、贺拉斯（Horace）和奥维德（Ovid）的作品。从这些杰出抒情诗人和爱情诗人的作品里，人们可以感受到关于爱与生活、赢得与失去、哀悼与欢庆、成长与死亡的真谛。两千年来，他们的诗歌为哲学家和诗人、画家、雕塑家和音乐家以及梦想家和情侣带来了思想的火花，并激发了他们的想象。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身为一名古典学教授，我一直生活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诗人的世界里，围绕这些诗人进行研读和写作，并将他们的原文典籍和英语译本传授给我的学生们。然而，我生活在鲍勃·迪伦歌曲世界里的日子比这还要长，在我的心目中，迪伦早已跻身那些古典诗人之列。他是那支古典溪流的一部分，它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然后一路流淌，历经岁月，直到今天依旧鲜活，不受时空的束缚。这便是鲍勃·迪伦之于我的意义，也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自开启音乐生涯以来，鲍勃·迪伦一直秉承的艺术原则以及他对作品创作、修订以及表演的态度，与那些古典诗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所生活其间并进行创作活动的那个世界，也与古罗马的世界有很多惊人的相似性。美国的国父们（the Founding Fathers）便是在古罗马共和国的模式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体系。我相信，迪伦早已认识到这样的相似性，而这一点，从一开始便展现在他为我们所创造的音乐世界中。库伦·墨菲（Cullen Murphy）在2007年的《我们是罗马吗？》（Are We Rome?）一书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个时代（即迪伦的时代）与古罗马千年历史中的诸多时期非常相似。在库伦看来，那些方面的共性构成了古罗马和美国之间的文化纽带：身为超级帝国的状况、种族差异引发的紧张不安、内战之后留下的难以磨灭的长久记忆、政权体制的虚弱感、人们生活境遇的下滑、道德与宗教束缚的松散以及对“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s）的抗拒。
关键的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古罗马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都拥有一定的现代性，关于这一点，我是指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古罗马已经基本确立了它在地中海世界的统治地位。当时，古罗马共和国已颇具规模，且无外部强敌之忧，在这种情境下，那些负责治理国家、扩张并捍卫其广袤疆土的高层人物展开了权力争斗。各方势力的冲突始于公元前1世纪中期，其核心领导人物在一系列内战中被接连清除——死于战场、谋杀或暗算——于是，他们所代表的理念或利益也随之落败。这些人物赫赫有名，有伟大的庞培（Pompey the Great）、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布鲁图斯（Brutus）和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他们都殒命于历时十八年之久的连续血腥内战。到了公元前30年左右，幸存到最后的那个男人，即未来的奥古斯都·恺撒（Augustus Caesar），给了共和国最后的致命一击，并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开国之君。
这段政局动荡的时期，亦是诗人和其他类型的作者接连涌现的繁盛时期。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其他政局危机或太平盛世的时刻：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和大不列颠——所谓现代（Moderns）崛起的时期。这些时刻，引发了人们对过去的强烈意识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之感。这些时期的新艺术形式，是在回应当下所发生的一切，它们打乱和破除旧有的形式与传统，去翻新那些逝去的事物，并向未知的领域迈进。在接下来的篇章里，我们会渐渐熟悉此处涉及的这些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还有一些诗人也应归入这一行列，可惜他们的文字未能留存于世。这些诗人的艺术，论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重要问题、他们那个世界的危险局势以及古罗马内战的后果。同样，迪伦的艺术也在回应他自己时代的问题：一是战争的可怖，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紧随其后的冷战，以及像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历史性事件；二是核战、越南战争，甚至包括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心理阴影。在这两种情况下，迪伦和那些古代诗人，通过音乐和诗歌探索了什么是人性这一根本问题，而时间将会证明，他们的作品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值得被人称道，并具有超越自身时代的重要意义。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