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推行地方军事化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崛起形成多重统治结构，温州尤为典型，大吏缙绅团练、乡土士绅团练、工商市民团练等，在普行团练时期应声而起，架空道府县各级官府，瓜分地方治权。
缙绅大族团练与乡土士绅团练相互怀有戒心，因工商市民团练兴起， 他们不得不走到一起，对抗扶植工商市民团练的地方官府。震忠团练与安胜义团发生武装冲突，瑞安百名士绅围攻前来调停的永嘉知县，致使其惊恐万状，“匿署中不敢出”。震忠团练为追捕孙锵鸣包围瑞安城，前来劝和的温州知府黄惟诰被绅民“交詈骂之”，将其软禁在明伦堂。工商市民团练攻入温州府城，黄惟诰得知叔叔死于战乱，“自拊其膺而哭”，瑞安团绅依旧将他“姑羁之城中，不复与计议”。团绅们尽情地嘲笑知府无能，使他窘迫到极点，“时讽以署中被贼事，惟诰窘甚，思脱去而无计”，被释放时已羁禁“在瑞安二十余日矣”。 绅权因清廷动员地方普行团练迅速扩张，楔入地方政事军事，道府县三级政权被边缘化。
办团缙绅与地方官府分庭抗礼，其自身处境亦未见得比后者好多少。地方官员为抵抗绅权扩展，竭力孤立上层缙绅，争取工商市民团练为其同盟， 默许其以宗教手段和传销方式募集经费，使其人数和战力远超缙绅团练。闽浙总督庆端奏准宫中平定震忠义团(金钱会)，对安胜义团(白布会)却依然 视为敌对武装。他递呈折子称:“逆匪(太平军)窜陷处州郡县，警报频仍， 温州防务吃紧，该匪等(金钱会)乘机纠党诈抢。瑞安县属亦有匪徒啸聚， 另立白布会等名目，经署温州知府黄惟诰出示解散，胁从各匪即有悔悟，缴 销钱贴等项。” 在总督眼里，工商市民团练与缙绅大族团练都是帝国的敌人。 新任温处道台周开锡对孙锵鸣也深怀敌意，说金钱会“及形迹渐著，孙侍读不能循理守分以正其罪，试问金钱之名固非，白布之名独是乎?”
乡土士绅是另一股政治军事力量，在与官府、缙绅、工商市民领袖的角力中，形成不容小觑的地方势力。孙锵鸣在籍办团受到地方官排斥，逐渐失去话语权和实际权力，乡土团绅视其为鸡肋。清人赵之谦称孙锵鸣“喜为地方干预公事”，“先是奉旨派办团练，近处州又警，遂群奉以为主 ”，“侍讲兄琴西(孙衣言)，以翰林官安庆太守”，“其关防凡刻大小数十颗，处处皆有。其办事多可笑。又尝出示称本院。包揽讼事，瑞邑绅士皆能之，而侍讲昆季官较大，势较神，故群恨如此”。 这些乡村领导者极端地功利务实， 钦派在籍办团的翰林侍讲、前广西学政孙锵鸣也好，前安庆知府署安徽按察 使孙衣言也罢，虽是高官大吏，可一旦无权无兵无银，便被乡绅毫无情面地 拉下神坛。他们对科甲缙绅的态度反复无常，从“群奉以为主”到“群恨如此”，全由自身利益决定。太平军攻陷处州逼近温州，惊恐之下他们推举在籍缙绅主事，见其组织才能平常、军事经验全无、无权动员库银，甩给孙氏兄弟的便多是白眼，即使孙衣言抖搂出十多颗关防印章，乡土士绅亦不屑一顾。回籍办团缙绅官位品秩与实际权力脱节成为其脆弱命门，若无曾国藩那样的魄力，以强力毫不犹豫地取得地方武装审批、诉讼审决、厘金收取、捐纳官职申报发放等权力，势必很难打开局面。在全民皆兵的团练运动中，在籍办团缙绅要么走向权力高峰，要么沉渣一般沉入谷底。
……
工商阶层在地方军事化中趁势而起，结束了缙绅团练一枝独大的局面。 震忠团练的前身是金钱会，因带有斋教印记受主流社会排斥。为获得经费在乱局中做大，他们抓准工商业者惧怕战争的心态，宣扬交钱入会者生命财产 可以受到保护，并与地方政府结成政治联盟，在“去中心化”的统治格局中， 与地方官员、望族团练、乡土团练共享地方治权。
震忠团练的领导者多是城镇商人、手工业作坊主，如兼做木材和餐饮生 意的赵起，木材商蔡华、蔡岑，湖笔商周荣，草药商朱秀三，塑神匠缪元， 铜制品作坊主王秀锦等。震忠团练与安胜义团最初的冲突，由牙商与土地主的纠纷引发，拥有大量粮田的乡村富绅认为粮食交易被城镇牙商控制，他们压低粮食价格并抽取高额佣金。牙商即货物买卖中间人，古时“牙”与“互” 通用，牙市即互市。农业社会崇尚耕读，在乡村士绅看来，牙商凭嘴上功夫不劳而获，这样的发迹形同盗匪。城镇商人认识不同，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获得行 业自治权，本地事务不能完全由乡土富绅主导。团练运动打破地方权力的传统 格局，给予商人阶层向地方政府及重农主义者争取权利的契机。
粮牙与土地主分别作出政治选择，整个牙商行业都加入震忠团练，与缙绅孙锵鸣关系密切的富绅陈安澜率林垟乡团加入安胜义团。牙商团勇与林垟乡团发生冲突，牙商拔掉乡团团旗，乡团推倒牙商团旗，“各伢(牙)奔告赵 启(起)，启大怒，拨匪千余攻之”，两大团练火拼由此肇始。瑞安贡生蔡华起事，除了因和赵起是木行生意伙伴，还因与林培厚后人林若衣存在土地纠纷。林氏宗族祖居屿头，林培厚嘉庆年间官至重庆知府、湖北粮储道，蔡华祖上康熙年间从瑞安莘塍迁来屿头，难以抗衡地方望族。处于政治结构底层的工商阶层对望族后裔、科甲大吏、乡土士绅积怨甚久，为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组建武装力量，利用地方官员、科甲望族、乡土士绅之间的矛盾，与地方 政府结盟扩展势力范围。工商市民团练领导者并无明确的政治主张，在南北 政权博弈中奉行机会主义，视域促狭局限一地，因军事冒险主义终遭失败。 作为儒教社会的被排斥者，浙南工商业者尝试用宗教信仰、货币传销等诸多方式，筹资组团以求维护阶层利益，颠覆传统耕读科举正途模式，一度跻身多重统治权力格局。
乡土士绅武装成为战胜者，他们毫不留情地屠杀战俘，宣示农耕自然经济和乡村宗法礼教秩序的神圣不可侵犯。1861年12 月7日，“(瑞安)城东北乡诸乡闻官兵至，城外贼走，则皆起杀贼”，“生缚贼五百人，送县城杀之城东小校场，皆破其腹而斩之。小校场贼尸如山，血流入河，水皆赤”。 此时地方官员集体转身，坚定地站在乡土士绅一边，屠杀曾为其发牒祭旗的昔 日盟友。清人刘祝封称温州知府黄惟诰与先前判若两人，蔡华、蔡岑战败逃到寨下这个地方时，“为土人所觉，抬至永嘉太守所。太守黄氏登时杀之，头未落地，手足先割” 。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