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刘兰芳讲的评书《岳飞传》，父亲对岳飞的故事非常痴迷，可我家没有收音机，所以每天晚饭后他会带上年幼的我去我姑家玩。说是玩，其实就是蹭听《岳飞传》。有天我姑父病了，想早点睡，父亲却舍不得走，我姑父就有些气恼。他关掉收音机，说，早点回去吧！把父亲弄了个大红脸。

母亲问父亲今天咋回来这么早，父亲支支吾吾，我就说，姑父想睡觉，把收音机关了……母亲盯着父亲，沉默片刻，咬咬牙说，咱也买收音机！

父亲何尝不想买收音机呢？他早就去镇上供销社看过，一台收音机要三十多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父亲拿不出来。

母亲开始去镇上的绣花厂做工了。她起早贪黑地蹬缝纫机，每完成一件能赚5分钱。母亲对《岳飞传》并没有多大兴趣，但她憋着一口气。她不想父亲去我姑家听个评书还得找借口，更不想让父亲看姑夫的脸色。她用行动告诉年幼的我一个词：尊严。

4个月后，母亲用她蹬缝纫机赚的钱和家里所有的积蓄，将供销社里仅剩的一台收音机买回了家。那是一台“红星牌”收音机，每到中午母亲都将它调大音量给我们听。有了收音机，夜里父亲不再出去，他坐在炕头上美滋滋地抽着旱烟，听《岳飞传》，听《杨家将》，听《呼延庆出世》……如醉如痴。我和我哥听了几次后也被带进了故事，兴趣盎然。不过，最让我喜欢的还是那档“小喇叭”节目，里面有《西游记》《高玉宝的故事》《魔方大厦》……还有很多广播剧和儿歌。它让我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纯净美好的世界里，直到多年以后，听到“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的声音，我还是会兴奋。

后来，我家又买了台黑白电视机，收音机就听得少了。我哥初中毕业后跟我表哥学打铁，干活时不能看电视，听收音机又成为他的娱乐方式。他喜欢听歌曲与相声，每天挥动锤头，伴着“当当当当”的打铁声，将那段日子过出了小滋味。再后来，我哥去了镇上的乳品厂当工人，我也上了高中，那台收音机便被束之高阁。

高中毕业以后，我挣扎在城市，过着朝不保夕、动荡不安的生活。从皮鞋厂辞职后，我开了家制鞋作坊，从裁剪、缝纫、绷楦直到包装，只有自己一个人，每天足不出户，从早晨干到晚上，能够做出一双皮鞋。干活时太无聊，我就将那台收音机再次翻出，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仅与它相伴。那是一段极其难捱的日子——我不喜欢做鞋但不得不做，虽然很多时候它并不能够保证我的一日三餐。

好在收音机忠心耿耿。它播新闻，播歌曲，播相声，播评书，播广播剧，播听众来信……记得一个阴冷的雨夜，收音机里播出一档听众来信节目，与以往不同的是，信不是写给电台的，而是写给亲人的——当时，由于一些地方通信不便，有人就将信寄给电台，由主持人在节目中读出。这是一种新颖的形式，收信人虽与寄信人相隔遥远，却能坐在收音机旁，倾听一封来自远方的家书。

我记得那晚的来信是一个男孩写给女友的。在信中，他不厌其烦地向女友讲述在异乡的见闻以及他的生活作息，文字繁琐铺排。他非常详细地将住址告诉女友，具体到小区和门牌号。最后他说，怕你在天上看不清，找不到我在哪里。这句话让我瞬间愣住——原来那个女孩早已不在人世，男孩的这封信，无处可寄。

那个夜晚，一个女孩敲响了我的门。她是我曾在皮鞋厂工作时的同事，说下这么大的雨，过来看看我。我俩听了一会儿收音机，她问我有没有吃晚饭，我实话实说“没有”，她就带我出去吃饭。在那个很小的饭店里，她点了很多菜，跟我说“吃饱不想家”。吃着饭，我给她讲了刚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封信，女孩流下眼泪。离开时，她为我留下了那把唯一的伞。

那天我吃了几个月以来最好的一顿饭。我吃饱了，可还是想家。

一段时间以后，女孩离开了皮鞋厂，我与她从此再没有联系。不知道那以后的日子里，她是否忆起过那个雨夜，忆起我缩在逼仄的屋子里做出一双又一双皮鞋，忆起我给她讲过的那封信……

对我来说，收音机不仅是童年和青春时代的娱乐工具，更是陪伴和安慰。

作者：子怡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