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巴黎市立历史图书馆举办了一场颇具争议的彩色相片展。参展的大多数照片都表现出巴黎的伟大之处，对于熟知市区、街巷、大道和市民的人来说，这些影像并不新鲜。不过，其中仍有些令人不安的成分：少数作品捕捉到身穿纳粹军装的德国“客人”。他们时常混迹于人群之中，虽不请自来，但却已被接纳，并未造成威胁。相片由法国摄影师安德烈·祖卡（André Zucca）拍摄于巴黎沦陷时期。那时，他在德意志国防军摄影杂志《信号》（Signal）担任记者。与德国兵相比，影像中巴黎波澜不惊的景象更冒犯观众。很多观展者认为，沦陷时期的巴黎远比祖卡的相片丰富。

少年时期，我有一位法国笔友，名叫皮埃尔。他住在地中海沿岸的弗雷瑞斯（Fréjus，靠近里昂）。1961年夏天，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我第一次意识到英法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截然不同的经验。从此，我对二战时期的法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正是我参观展览的重要原因。

2008年，我已着手写作本书，并读过二战时期巴黎各年龄段市民的日记和回忆录。这些人并非政府高官——很多人甚至不是公职人员。但我认为，他们为本书带来了更为丰富复杂的故事，即“普通巴黎人”的故事。巴黎市长办公室为展览编写了介绍手册。我同意当中的观点：祖卡几乎未能捕捉到“绝大多数巴黎人经历的艰辛，相片里，忍耐、孤立和痛苦都缺席了”。

1939年9月3日，法德开战。这是不到七十年间，两国经历的第三次武装冲突。一些法国人还记得1870年的普法战争和1871年普军围攻巴黎的情形。第一次世界大战仍旧是所有法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血战中，多数家庭至少失去一名亲人；六百多万名法国士兵死伤、入狱或失踪，占法国征兵总数的四分之三，比大英帝国损失的士兵多出一倍，将近二十倍于美军伤亡人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五年（特别是1940年6月到1944年8月德国占领巴黎时期）是巴黎历史上最惨痛的时期。即使今天，它仍是引人争议的敏感话题。这便是为什么，在写作《烽火巴黎：1939—1944二战围城纪事》时，我希望深入挖掘个人生活史、对话、日常细节和记忆片段。

本书描述1940年春德国突袭前夕（即“假战”时期）巴黎的社会气氛；紧接着，市民大批撤离，留下的人有种被弃之感。德国占领期间，多数巴黎人不得不面对愈加严重的物资匮乏。不过，仍有少数人享受上层生活：和纳粹迅速达成一致的“合作主义分子”大多来自巴黎。同时，在德国入侵的几个月里，零散的反抗群体也在巴黎产生、壮大。书中记述自1941年夏天起巴黎武装反抗力量的兴起——德国兵在街头被击毙，以及市民和德军对这种戏剧性发展的反应；针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围捕”——大规模逮捕、拘留犹太人，将他们经巴黎郊区德朗西集中营转送到灭绝营，进行屠杀；地下俱乐部里，“爵士青年”（Zazous）伴着摇摆乐起舞，度过长夜；黑市和灰市在市民生活中的作用；“法国盖世太保”的罪行；还有一些奇闻，如连环杀手伪装成反抗组织成员逃过追捕等。本书结尾提及1944年8月巴黎解放时的欢乐，和之后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引发的巨大失望。

大约十年前，我开始为本书调研。最重要鲜活的资料来自沦陷时期留守市民书写的回忆录和日记。其中很多尚未翻译为英语。我援引的材料来自蒙马特高地的退休女教师，1942年被遣送至集中营后再未返回的俄裔犹太艺术批评家、记者，1940年11月加入抵制德国的首次抗议活动、之后却与年轻德国兵成为朋友的女学生，以及在战争、撤离和沦陷时期挣扎于青春期的迷茫和生活变故的一对姐妹。其中还包括有足够时间在城市游荡、记录见闻的退休军官，战争初期对政治一窍不通、后来却参与巴黎解放的天主教医学院学生，“假战”时期被征召入伍的巴黎市民（提供了前线生活的细节），还有为支持犹太人而佩戴黄色星、后却因此被遣送至德朗西集中营的天主教女学生。我还在书后加上了主要人物姓名、大事年表以及核心组织的名称索引表。

社会学要求，采样应反映整体人口状况。依照这个标准，我选取的人物不能全面代表巴黎市民——比如，我在公开出版物中并未找到工人的日记。不过，本书材料的总和——包括当时的警局报告和报纸——的确生动传达出沦陷期间巴黎的日常生活。这些信息由该时期住在巴黎的其他人进一步证实。我没有找到“普通合作主义分子”的日记；不过，寄给德军高层污蔑犹太人的信件提供了丰富、刺目的资料。驻守巴黎的普通德国士兵的记录也让我们看到，巴黎在占领者眼中是何等景象。

那么，德意志国防军领袖——负责占领巴黎，同时抗衡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秘密警察和德国驻巴黎大使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又如何呢？我查阅了这些高层人士对犹太“问题”的态度，发现当中一些人曾尽力阻止奥托·阿贝茨、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和国家领袖罗森贝格任务小组（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自占领之初便在巴黎劫掠的纳粹秘密组织）强取法国艺术品。

为捕捉时代变化，本书按时序书写。我希望展现巴黎在“假战”和沦陷时期的不同面貌，以及随战争推进，当果腹御寒的基本需求无法满足时大多数巴黎市民的日常生活。距巴黎沦陷七十多年的今天，我们知道沦陷如何随德国战败而终结，而彼时，没人知道历史走向：或许纳粹取得胜利？或许巴黎解放？或许结局更为暧昧不清？本书的叙述将展现这种不确定。

我曾在巴黎警察总局档案馆长时间阅读普通情报局人员和便衣警察（类似英国警察政治部）的双周记录。这些资料对本书研究至关重要，有助于找出巴黎日常生活的变迁。情报人员和警察出入火车站、小吃店、咖啡厅和其他公共场合，监听市民对话，收集关于市民情绪的消息，他们还为官方政治会议做笔记，记录反抗行动和黑市交易的逮捕行动，总结“合作派”报刊上的文章，并兼有其他任务。这些内容写在极薄乃至透明的纸上。我有时想象一个大胡子法国人，嘴边叼根黑市买来的“高卢人”牌香烟（Gauloise），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俯在打字机前，一字一句地敲下我正在研读的文章。日记和警察记录也表明巴黎人对国际事件的反应，如1940年希特勒进攻英国失败，1941年6月转而进攻苏联的致命性决定，1942年11月德国侵占此前的未沦陷区，以及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本书并未细述高层政治的风起云涌，只是以法国为背景讲述巴黎生活。巴黎自1940年6月沦陷起，市民便受制于德军指令。不过，巴黎的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freemason）很快发现，市民和所有占领区居民必须遵守贝当维希政府出台的法律。事实上，正是法国警察为“犹太围捕”提供了人力。最初在德朗西集中营维持秩序的也是法国宪兵，而维希法律致使全法（包括巴黎）成千上万年轻人被征召进入德国工厂。

德军轰炸是战后英国人集体回忆的重要部分。我父亲曾是伦敦大轰炸时期的消防员，我出生、成长于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埃克塞特。1942年，这座英国西南部城市在希特勒授命的“贝德克闪电战”中遭到重创。直到写作本书时，我才意识到巴黎受到多么频繁的轰炸——大多来自被视作未来解放者的英美两国。举例来说，1944年8月前的两周内，巴黎及其市郊便有超过一千五百人在盟军的空袭中丧生。市民的日记将表明巴黎人对空袭的反应，以及“合作派”反英、反美的舆论战。

我在1950年代长大，童年生活充斥着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漫画和电影。不过，直到1961年夏天拜访皮埃尔一家时，我才逐渐认识到战争的另一个层面。尽管皮埃尔父母当时在里昂附近，他们的经历不在本书范围之内，但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二战期间英法两国的深刻差异。皮埃尔的父亲被强行招入德国工厂，接着，和很多被强行征召的工人一样，他“错过”了列车，东躲西藏，继而加入抵抗组织。他带着伪造的身份证件，怀揣“尽力破坏”的使命进入军火厂工作。1940年，皮埃尔的母亲十七岁，在伪造身份证件的抵抗组织工作。她曾险些被捕，而她的好朋友则被纳粹逮捕，浇上汽油后活活烧死。1944年7月，皮埃尔家对面的村庄边，德国兵处决了里昂监狱中的五十二名囚犯，他们大多为犹太人，年龄从十七岁到四十五岁不等。处决结束后，德国人哼着歌扬长而去，留下横尸一片。

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曾在埃克塞特见过很多废墟。不过，我从没见过弗雷瑞斯沿海房屋上的大洞。它们由1944年8月15日盟军登陆时的坦克和大炮造成，即使在1960年代早期仍旧可见。在我和皮埃尔时常潜水的石头边，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床上生锈的盟军登陆船；当地每家都有盟军北上时丢弃的铲子。

七年后，我在法国学习了一年。那是1968年秋天，距5—6月的学生运动只有几个月。学运中，法国人重新审视过去。那时，抗议的学生将法国警察与德国党卫军相提并论，令很多市民不寒而栗。此前，我的研究方向集中在法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让保罗·萨特）和法国政治，但我对法国和二战的兴趣从未减弱。自1990年代初，我在伦敦的大学里教授有关法国政治和社会的课程。2004年，我开始在巴黎第八大学欧洲研究所任教，决定写作本书深化我对二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