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与学生钱理群

◎钱理群

今天的学术讨论会的议题是：“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王瑶和他的世界”，这抓住了要害，是对王瑶先生的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的高度概括。

“学贯古今”正是王瑶先生独特的学术个性与优势。他不仅具有以后几代学者很难企及的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而且兼具广博的现代文学修养。如平原所说，先生“以现代理念诠释古典诗文，故显得‘新’；又以古典修养评论现代文学，故显得‘厚’”。既新且厚，就达到了很高的学术境界。而他的两大代表作《中古文学史论》与《中国现代新文学史稿》都蔚然成家，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古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这在现当代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王瑶同时又是1949年以来大陆鲁迅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从自己学贯古今的学术个性出发，选择“鲁迅与中外文化关系，特别是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以及“鲁迅对新文化的独特贡献”作为研究中心与出发点。他写于上世纪50、80年代的《论<野草>》《<故事新编>散论》，都是代表时代研究水平的力作。王瑶先生正是通过鲁迅的中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魏晋风度”，以及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集中代表“五四精神”，取得了内在的精神联系。或者说王瑶先生将鲁迅精神内化为自己的血肉，从而成为“鲁迅式的知识分子”，表现了“做人与作文（研究）的统一”，形成了一种内在于学术又超越于学术的精神力量。

中古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鲁迅研究构成了王瑶先生三大学术贡献。不能不说的，还有王瑶先生对我们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王瑶先生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学术影响力，与他晚年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组织、领导工作直接相关。可以说，对现代文学史理论、方法的建树，是王瑶先生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主要学术贡献，充分显示了先生学科建设的战略眼光。在我看来，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他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定性：“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二是他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理论、观念；三是他开创的“典型文学现象”的理论、方法。这三大创见，一直到今天对我们学科的发展还是大有启发作用。

不可不说的，还有王瑶先生作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的巨大的影响力。他不仅致力于“第三代学人”的培养，更是“北大精神”的象征与代表：并不是所有的大学教授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正是王瑶先生生命的特殊光彩与意义所在。

最后，简单说一点我读《王瑶画传》的感想。它回答了我在研究王瑶先生时一直思考的问题：“王瑶”是怎样诞生与形成的？我也因此注意到，“一二九运动”在王瑶先生成长背景中的意义。王瑶先生称“一二九运动”为“第二个‘五四’，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一场价值重估的文化革命”。可以说，“一二九运动”对王瑶及其同代人史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我们可以把王瑶这一代称为“一二九”的一代：这或许提供了我们研究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学术史上的王瑶这一代的一个新视角、新思路。

（2024年5月7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王瑶画传》首发式与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