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外部环境以及自家心境的巨大变化

为在历史上作出过突出贡献、留下深刻印记的政治人物或文人学者举办“百年纪念”，此乃常态。十年前的今天，北京大学召开“精神的魅力——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我的开场白题为《“学者百年”与“百年学者”》（《新京报》2014年5月7日），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谈论王瑶先生，怀念的色彩越来越淡，思考及反省的意味越来越浓”；正因此，“相对忽略某书某文的得与失，更加关注其跌宕起伏、五彩斑斓的一生，理解他的得意与张扬，也明白他的尴尬与失落”。当初设想，这是最后一次混合着情感、学识与志向的公开的追怀了。以后公开谈论王先生，属于理性的不动声色的史学研究。

2017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我主编的六百余页的论文集《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作为及门弟子，自认为承上启下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在该书的“小引”中，我写下这么一段话：“我从不怀疑作为个案的王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上的意义；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尺度将日渐严苛，且视野将从一个人扩展到一个学科、一所大学乃至一个时代。这样一来，感情逐渐让位于理性，史著凸显，随笔淡出。本书之兼及怀念与研究，那只是一个过渡，相信下一代学者会有更专业且更深刻的论述。”

那为什么改变主意，在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还要组织一系列纪念活动？很大程度缘于外部环境以及自家心境的巨大变化。冷战结束三十年后，再叠加三年疫情，我相信很多年轻朋友能够学会直面人生。因此，阅读趣味也随着改变。有感于此，近年我在好几个地方演讲《冷战背景下的文学史建构——以王瑶、普实克、夏志清为中心》，那是糅合此前几篇专业论文，且有感而发，现场效果很好。在北大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专题课，我明显感觉到学生们对该学科第一、第二、第三代学人的生存处境及心态有了更多体贴，论述时多有“了解之同情”以及“生命的温度”，不再是冷冰冰的考据或论述。

与其让一个年轻人承担风险 还不如我来做

如果说这只是大的思想潮流以及知识背景的话，那么去年9月底素不相识的胡君来信，最终促成我下决心为“重读王瑶”做点事。

胡君经营一家出版工作室，很想“为普及王瑶先生、介绍王瑶先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计划选编“四本同样规格、同样体例设计的单行本”，希望我帮助联系版权。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提醒：“这十年学界风云变幻，年轻一辈不太愿意读长辈的书。虽然我在课堂上不断提及，但学生们越来越实际，做出版的，不能有太高的期待。”他的回信很让我感动：“我知道在庞大的图书市场，王瑶先生的读者算是小众，但从我个人的情感来讲反而更觉得应该去做一做，总需要一个人要去做这个事情的，作为90后的我们这一代出版人如果不去做的话，那之后会去做的人就更少了，这一代遗忘一个，下一代遗忘一个，若干年后这些大师们真的就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了。”

重刊王瑶先生著作，经济上很不划算，这一点他和我都很清楚。与其让一个年轻人承担风险，还不如我来做，起码我能调动的资源会更多些。先跟北大出版社联系，谈妥重刊“王瑶著作系列”之《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和《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装帧向典藏版《中古文学史论》看齐（后者仍有不少库存，故不重刊），如此三足鼎立，王先生学术上的基本面貌已然呈现。再进一步，若能重印《王瑶全集》，那就更好了，可说实话我没把握，因那绝对是亏本买卖。没想到我一开口，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董素山社长满口答应，且很快拟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也正因旧著重刊进展顺利，这才倒逼我加快《王瑶画传》的写作，以便在纪念活动时一并推出。此前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文研馆·大先生”系列，我答应撰写《王瑶画传》，可何时动笔，其实未曾规划。这下子可好了，赶鸭子上架，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为保证画传的写作质量，我邀请此前撰写过相关论文、且对王瑶先生深为敬仰的四位已执教的学生合作，其中袁一丹与我一起负责整体设计以及全书配图，还撰写了第一、第二章文字，故共同署名；封面上未署名的张丽华（第三章）、何旻（第四章）、季剑青（第五章）三位，我在“后记”中特别致谢。如此安排，不完全是偷懒，一方面时间确实紧迫，怕自己忙中出错；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借此机缘，提前让他们深度介入，以后的薪火相传，就靠他们了。

为他办一个学术展

写作与出版的事情刚刚搞定，一个特殊机缘，让纪念活动更上一层楼。2023年11月14日，我出席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求实——严家炎学术文献展”，在随后的学术座谈会上发言：“在我看来，精心筹划著名学者的学术文献展，不仅仅是表彰具体的学者，更是借以怀念一个已经消逝的学术时代，以及呼唤一种我们认可的学术风气。”（《那些论著背后的心情》，《文艺争鸣》2024年第3期）然后，我话锋一转，称半年后就是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若中国现代文学馆有意筹划王瑶学术文献展，我很愿意参与规划与展陈设计。

会后的午餐席上，李敬泽馆长告知，他们已紧急协调，同意我的建议，指定常务副馆长王军全权负责、我的学生付丹宁撰写展览文稿。好运气接二连三，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知晓此事后，新上任的杨立华院长拍板，拨款支持在北大校史馆也办一场专题展。两展内容大致相同，只是稍为凸显与各自机构的联系；另外，展览题目及展出时间错开。

从去年10月下决心筹划纪念王瑶先生的系列活动，到今年5月7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王瑶和他的世界”专题展揭幕以及《王瑶画传》发布、6月11日北京大学校史馆“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纪念展”开展以及北大中文系“学人、学科与时代”研讨会举办，总共只有9个月时间——中间还夹杂我的一本小书《风雨读师》。我当然很努力，但更应该感谢的是各相关单位的领导——今天这个场合，特指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大中文系及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的鼎力支持、师兄师姐的出谋划策、诸多新老学生的积极参与，在我看来都属于“理所当然”，也就不必客气了。

至于画传的撰写以及展览的编排，其中诸多曲折与奥秘，那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以后得便再说。我只想读《王瑶画传》“绪言”的最后一段，表达我的遗憾与愿望：“生活在20世纪中国，作为‘大先生’的王瑶，兼及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与社会关怀，故其得失成败，不完全属于个人，必须纳入整个激烈震荡、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才能看得清、说得透。由于图书性质以及编著者能力的限制，这方面的论述未能充分展开，只能留待日后弥补。”

（此乃作者2024年5月7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王瑶画传》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