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中国古代有多个高峰，秦统一六国，汉征服西域，大唐万国来朝，宋虽文弱，但经济文化极其发达……但在作者眼中“盛世”有着固定的标准。

何为盛世：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威服四夷

在这个标准下，作者侯杨方认为中国古代只有两个时期堪称盛世——西汉、康乾。前者是中国盛世的发端与典范，标志着大一统王朝的诞生，确立了盛世与大一统王朝的标准与认同，2000 多年来，生活在东亚大陆农业区的亿万人一直以口说汉语、手写汉字、家居汉土、身为汉人而自豪，这都是西汉盛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物质双重 遗产；后者是两千年帝制的终结，确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与人口。

盛世不是一蹴而就的，想要贯通盛世的逻辑，就需要回到一个个具体事件，去挖掘一个国家运行的底层规律。

盛世之路：气候、目标、团队、人才

与盛世相对的是衰世，介于两者之间的是治世。盛世与治世、衰世最大的区别当然在于文治武功的成就，而盛世与衰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即“盛世常见多才，衰世常患无才”。西汉、唐朝、康乾三大盛世都是由一群杰出人物创造出来的，贤君与功臣名将是盛世的主角，因此人才的有无、多少也是盛世、衰世明显的不同。

西汉盛世人才辈出，周亚夫、卫青、霍去病、主父偃、张骞、桑弘羊、霍光、常惠……康乾盛世中的图海、施琅、索额图、明珠、费扬古、靳辅、岳钟琪、年羹尧、策凌、傅恒、阿桂、刘统勋、福康安、海兰察、明瑞……而这两个盛世中最杰出的人才莫过于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及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们都具有高超的政治能力—既有清晰明确的战略目标与规划，也有实现目标与规划的管理、执行能力，还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与坚强的意志力，这些都是盛世能够产生的必要条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衰世则是一个万马齐喑、平庸、衰败、猥琐的时代，清朝长达三十年的道光时期就是一个貌似治世的衰世， 当时龚自珍一针见血直斥这个衰世：“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 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每个人都在混日子，不敢说真话， 好像治世对政治没有意见。不仅找不到有才能的文武大臣，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才能的老百姓，有才能的工匠，有才能的商人，甚至连有才能的小偷、流氓、强盗都没有，不仅君子少，甚至小人也少，因为所有的人实在是太平庸了。偶尔出现了有才能的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就像一个没有缝隙的黑屋，所有的人在里面一起昏睡，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盛世如同一个生命体，既然有发育和壮大，也必然有衰落；盛世本来就不是常态，因此衰落是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的、自然的过程。西汉、清朝两个盛世衰落的最底层原因可能都是气候环境的变化，气温下降导致灾害频繁，粮食产量下降，引发社会动乱。人力无法挽回气候的趋势，但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皇帝及其执政团队可以通过一系列整顿吏治、加强赈灾的措施延缓这个衰落的过程， 然而汉元帝、晚年的乾隆帝、嘉庆帝显然都对此力不从心，甚至他们自己或因年老怠政、或因能力低下而导致吏治败坏、决策错误、执行力丧失，他们本人就成了衰落的原因之一，这都是人治不可避免的缺陷。清朝的人口随着经济而增长，最终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生活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没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就会不可逆转地引发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白莲教造反引起的全国性内战是这一危机的总爆发，这是清朝盛世衰落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历史的首例。与西汉、清朝不同，唐朝盛世的衰落则更多要归因于人为因素，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了内战，盛世在突然间就终结了。

反过来看，盛世的产生固然有人为努力的因素，但气候的大背景因素同样也不可忽视。西汉前期和唐朝的中前期都是暖湿期，有利于动植物生长，粮食单产量高，清朝康熙年间，气温正从明末清初的干冷小冰期开始回升，从而使得双季稻在全国的推广成为可能，乾隆年间更是进一步推广一年多熟作物，并且都得到了康熙帝、乾隆帝本人的大力支持，这些都是康乾盛世得以产生、维系的最重要经济基础，既有天助，也有人为，只有天人因缘际会才能创造出一个盛世。

盛世并非黑白分明，并非光明灿烂，并非如传统戏剧中表现的那样明君忠臣，实际它是灰色的，既充满理想、热血、奋斗、阳刚，也充满残酷、苟活、卑琐、阴谋。堪称千古第一仁君的汉文帝整治功臣周勃，汉景帝残酷杀害晁错，汉武帝任用酷吏滥杀无辜， 包括自己的太子一家，唐太宗杀兄屠弟逼父，康熙帝与太子反目， 诸皇子争位内斗不息，雍正帝手足相残，乾隆帝屡兴文字狱……这些还只是统治集团高层的内斗，汉唐时代更有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因征发而家破人亡，清朝的中下层文人则因文字屡屡招致飞来横祸。不能用现代的眼光虚构、美化历史上的盛世，因为在蓬勃向上的同时，盛世同样充斥着暴力、血腥、阴谋与丑恶。

创始人vs职业经理人

本书从始至终反复强调职业经理人是不可靠的，因为这是由基本的人性决定的，是超越社会制度与时代的存在。作为管理国家的职业经理人，官僚集团同样如此，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作为职业经理人，官僚们会出于自身利益而罔顾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或渎职、不作为，或从个人到组织化的贪腐，这些都是官僚们或人类的自然天性。在当时的社会与技术条件下，不可能通过民主宪政的方式，而只有通过皇权与官僚集团抗衡，并进行制约、监督。与天然具有短期行为的官僚集团不同，家天下的皇权代表的是政权的长远利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民众的长远利益比较吻合。汉武帝、汉宣帝、雍正帝对官僚、贵族强势集团进行了一系列严厉的打击，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汉文帝、汉宣帝、康熙帝、乾隆帝又通过大规模的减免赋税让利于普通民众，而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官僚、贵族强势集团的利益。如果没有强大皇权，这些行为都是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的。西汉盛世与康乾盛世能够长期强盛，与当时的皇权强大，能比较有效制约官僚集团密切相关，信赏必罚的体制创造出了高效的组织力与执行力，这是两个盛世非常突出的特点，本书着重从这个角度与权力结构的转移变化来叙述、阐释历史。

复旦大学教授侯杨方

这本书的作者侯杨方教授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开设的“从历史看管理”课程、在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开设的“后E人文历史”课程都深受企业家群体欢迎，享有极佳口碑。他不是提供面面俱到的历史基本知识，而是带给大家分析繁杂信息的思路和对历史脉络的把握。让广大的、有阅历的读者能够体验历史、参与历史、检验历史，从而让历史提供真正可为自己所用的经验。

他既有扎实深厚的专业基础，又有简洁可读的文笔，加上阅历渐增而对历史理解愈深，终于在不惑之年写出了综合两种写法的这本新书—既有对人性、历史事件本身的分析，也侧重于从人口、经济、环境的角度去阐释传统的历史叙事。

他期待更多有阅历的读者能够在阅读后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来分析、验证这部作品。

《盛世：西汉 康乾》  侯杨方 著 中信出版集团·大方

西汉与康乾是对现代中国影响很深的两个时期，作者以这段历史发育、壮大和衰落的过程为主线，全景描绘了社会上升时期所特有的帝王英武、人才迭出、生产富足、开疆拓土的盛大气象以及潜在的种种危机。书中既有对人性、历史事件的剖析，也侧重于从人口、经济、环境的角度阐释历史，探究历史深层次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