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是著名作家金庸诞辰百年的日子。从金庸去世之后直到今天，武侠文学领域谁能够超越金庸，便成为了武侠文学领域专业人士和武侠文化爱好者们一直讨论的话题。不过，著名的武侠文化研究家、金庸研究学者陈墨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谁能超越金庸，这不是个好问题”。

从武侠小说切入研究金庸，有舍本逐末的嫌疑

金庸作品的研究者陈墨认为，金庸确实很难超越。“人们研究金庸，多从武侠小说切入，其实也有舍本逐末的嫌疑。这就好像你研究盖浇面为什么好吃，你只研究浇头为什么做得好，这个浇头在文学中就是类型，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类型都是浇头，但你忘了最主要的是那碗面——故事。”

陈墨认为，人类的想象力、洞察力、记忆力和表达能力的共同的源头就是故事。“金庸很完整地呈现了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循环中，一个中国人的生命体验，有人读出了侠义、有人读出了家国，有人感叹‘问世间情为何物’，有人在《天龙八部》中思考‘人何以为人’。”

多重身份体验人生，助力文学写作

金庸不仅是小说家、报人，再此之外，还有很多身份。陈墨对此进行过梳理：

金庸第一个赖以为生的身份是译者。他曾以乐宜为笔名翻译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有关中国解放战争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着世界》，以及英国记者R.汤珊逊写的长篇纪实报道《朝鲜血战内幕》。

上世纪五十年代，金庸开始尝试电影剧本创作。1953年至1959年间，金庸说他写过二三十个电影剧本。其中有7个剧本被拍成电影，剧本投拍率将近三分之一。

《明报》时期，金庸被称为“香江第一健笔”，这一称号并不是指他的武侠小说创作，而是指他的新闻时事评论。《明报》的成功，有赖于金庸的两支笔:一是他的武侠小说，一是他的《明报》社评及时事专栏文章。据统计，金庸不署名的《明报》社评 ，写了30多年，数量有7000到8000篇 。金庸对社评的要求，一是有精辟见解，二是提供知识信息，立场鲜明前后一致，十年、八年以后看了也不后悔。

金庸还是成功的商人。他是《明报》集团老板，《明报》集团不仅有报纸、有刊物、有出版社，还有旅游公司。出售《明报》集团之后，他还有自己的明河出版社，以及版权代理公司此外，金庸还有其他商业投资行为。在这样多重“宇宙”中体验人生的金庸，才能写出《鹿鼎记》这样堪称现代寓言的作品。

陈墨认为还应该注意金庸对于小说的修订。“大家谈金庸，都说金庸1972年封笔，用17年的时间写出来15部作品。实际上，这也是个误会。”陈墨介绍，大众的语境中，金庸对作品进行过两次集中修订，第一次是从1972年到1980年间的流行版，第二次是本世纪初的新修版。但据金庸旧版小说爱好者、文学博士邱健恩统计，金庸的作品一直处于修改状态，大多数作品改过4个版本，《书剑恩仇录》改得最多，有6个版本。“所以，金庸创作作品的时间长达50年。”

何必总谈超越金庸

陈墨感觉上世纪80、90年代，金庸势头之猛、读者之多也超出了正常范畴。“正常的状态是我读金庸，你读村上春树，他读大仲马，一个班上能有11%或12%的人读金庸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可是那个时代 ，70%到80%都读金庸，这其实不正常，主要还是因为大家当时没见过。”

90年代后期，大学课堂也开始讲金庸了，金庸小说出现了经典化的趋势，对金庸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精细化，反倒让民间的金庸传播有了衰退的现象。“什么东西一旦被经典化，就会失去在原来的市民社会的广泛度。”

陈墨举例，《水浒传》、《三侠五义》、明末传奇小说现在也没人读了，大家多从影视作品、游戏或者评书中了解它们，能通过这些衍生品再溯源去读原著的，可能只有千分之一。金庸的小说也不例外。“不过，经过时间淘洗之后，这些经典都会成为我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哪怕你没读过《笑傲江湖》，也会知道，有人说你是岳不群，是在骂你。”

至于谁能超越金庸？陈墨认为这不是个好问题，“任何行业都需要等待天才。千万别小看金庸。如果金庸十年就可以出一个，我也不会花三十年时间去研究他”。

陈墨说：“超越这种的事用不着谁去设计、谁去运作，你只要放开就好。如果要我提建议的话，就是别去管它。年轻人总能创造出自己的天地，创造出自己时代最美妙的风景。因为金庸就是这么出来的。”

【插曲】

梁羽生与金庸根本区别何在？

金庸研究学者陈墨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讲述了一个小故事。

金庸一生经历之丰富也是无法复制的。陈墨与梁羽生、金庸都有交往。有一次，梁羽生问他“在你看来，我和金庸的根本区别何在？”那个时代，金梁二人一时瑜亮。两人年纪相仿，在武侠小说创作上，都是泰山北斗。才华和学识也在伯仲之间，陈墨认为“某些方面，梁先生可能还超过金庸，毕竟他大学经历是完整的，金庸中学、大学都曾被退学。”还有一点，梁先生1949年进《大公报》的时候，金庸是他的考官。但是不过一年，梁先生就成了《大公报》的社评委员会的委员（主笔之一），而金庸还是一个普通编辑。梁羽生在《大公报》独立编版也比金庸要早。

所以，梁羽生才由此一问。陈墨的回答也相当直接，“您经历不如金庸，独立性不如金庸，经营也不如金庸。”在陈墨看来，梁羽生出生世家，从小学到大学再经校长推荐到香港《大公报》任英文翻译，这是中国文人最典型的进阶途径，按部就班、一路顺遂。金庸呢，中学被开除、大学被开除，“当年上学，学校是包食宿的，所以开除不光是学籍问题，更是生存问题。金庸是怎么过来的？他自己编书赚钱，到农场打工赚路费，金庸考取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四川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为什么最后上了中央政治学校？ 因为只有那所学校包吃包住。所以，他虽然也是世家子弟，但比梁羽生多了太多的沧桑。他是非常有灵性的人，能从这种沧桑中收获更多人生感悟。”

另外，梁羽生一直在《大公报》任职，金庸后来独立创办了《明报》，当时也有人劝过梁羽生，“你有那么多稿费，为什么不去自己办个报。”梁羽生说他做不到，也不愿意去，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大公报》更受重用。

【陈墨简介】

陈墨，原名陈必强，安徽望江人，1960年生。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文学硕士。退休前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曾从事当代文学批评、金庸小说研究、中国电影史研究、口述历史访谈及研究等工作，出版专著40余种。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娜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