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7000年前，汉江中游的襄宜平原、唐白河平原以及支流的丹江、堵河、南河流域，主要发育成长的是“老官台文化”，包括商县的紫荆遗址、山阳的南宽坪遗址等。丹江下游的郧西至老河口段主要有新石器遗址，如淅川下王岗、黄棟树，均县朱家台、乱石滩，郧西大寺、青龙泉等。这些文化遗址表明，汉江中游在新石器时代已是南北文化发展的过渡地带。

在湖北钟祥市九里乡发现的边畈文化遗址，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溪文化、曲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构成了汉江下游的主要文化类型。

《楚辞》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汉水自古就是沟通东西的走廊，是西部高原走向中部盆地和东部平原的重要通道之一。汉水源头“禹碑”上的蝌蚪文，汉水流域边比万里长城早四百年的楚长城，诞生于汉水流域、唯一由中国人创立的宗教——道教，中华农业、医药、纺织的开山祖师神农炎帝从汉水腹地走出，代表春秋音乐文化绝响的随国曾侯乙墓中的大型编钟, 独领风骚、以楚辞为代表的汉水流域文化，西汉张骞从汉水边的城固踏出第一条通向世界的丝绸之路，发明造纸术的东汉蔡伦封侯于汉水边的龙亭铺，张衡发明的浑天仪率先揭开了中国地震科学和遥测技术……无不闪耀着汉水博大浑厚的熠熠辉光，让人情不自禁生发出无数遐思与神往。

《诗经》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汉水流域也是“两汉”的龙兴之地。刘邦始封于汉中、发迹于汉中，故将江山命名为“汉”，年号也从汉中时算起；刘秀发迹于汉江中游的枣阳。随着战争与贸易，匈奴人称汉人士兵为“汉子”，称中原人为“汉人”“汉民”，进而有了汉字、汉语。可以说，汉江也是汉民族的兴隆之地，堪称世界江河之奇迹。

天下锁钥。汉江，北望黄河，南接长江，上、中游流淌于秦岭和巴山之间，下游北面耸立着桐柏山、大洪山，天然成为沟通关中、中原、川蜀和长江流域的走廊，联系南北西东的地理纽带，关联天下的“钥匙”——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里就是控巴蜀、制吴越、指秦陇、下闽粤的兵家必争之地，商家交汇之枢纽。

历史上，南北朝对立时期，双方征讨的“楚河汉界”就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汉水、淮河流域，战场的焦点是汉中、襄樊、寿春、徐州这四条主要交通干线上的“地机”，是为“天关”和“九州咽喉”。

“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这是《禹贡》记载汉江最初的水运贡道。自国家诞生并有了中央集权后，就要将各地的财赋运往都城，这就是漕运。这样，运输成本比陆路运输低得多的水运诞生了，作为“地机”的汉江，就成为当仁不让的水运首选。

作为“官道”的漕运，汉江千古留名。“汉中之粟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汉武帝刘彻以南阳、襄阳、汉中、褒城等地的汉江干支流为基础，越过长安通向关中的黄河水道三门峡砥柱之险，整修褒斜道，把汉江及支流褒水和渭水及支流斜水（石头河）打通，实现水路联运，把关东和巴蜀的粮食、物资运往首都长安。

进入唐代，汉江的水运地位更加凸显。唐定都长安，汉江与渭水、汴水、江北运河、江南运河并列五大漕运主力，尤其是每临战事运河受阻，大量物资只能通过长江西上到达汉江，然后由汉江转入支流丹水，或经安康到达汉中，再改为陆运，翻过秦岭运到长安。到了宋朝，尤其南宋初年，都城迁往临安（杭州），宰相张俊提出“以汉中为基地，北据关陇，东出潼关以争中原”，建议“汉中前可接六路之师，后可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可出秦陇之马”，通过汉江水道源源不断运往都城。

军事上，汉江可“统领杂流”。《水经注》载：“汉水又东，历敖头，旧立仓储之所，旁山通道，水陆险凑，魏兴安康县治，有戍统领杂流。”这就是说，敖头（今陕西安康石泉县马池镇）作为水陆两运交汇处，驻扎重兵，可“执牛耳”，扼南北。

战国时期，汉江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之一度成为楚秦相争的“黄金水道”。三国时，蜀、魏两国多次利用汉江水运进行战争。蜀国老将黄忠在汉江边定军山刀劈夏侯渊，大将军赵云在汉水之滨大败曹军，诸葛亮在汉水边六出祁山、七伐曹魏。魏明帝派大将曹真统兵两路攻蜀，一路由陆路，从子午道、褒斜道进军，另一路由水路，司马懿溯汉江而上，两路军在汉中汇合。

南北朝时期，汉水一直是南北两朝争夺的要道。唐安史之乱时，朝廷将在江淮等地征调的战备物资，通过汉江逆流而上，运往洋州（今陕西汉中洋县），再翻越秦岭送往关中。宋元时期，汉江更是在中原、关陇维持统治的“要冲”。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