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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茶房来问汪曾祺要不要找个人解解寂寞。汪曾祺没答应，反而拉着这个穿着黑中山服的胖子聊了半天。茶房问他有没有太太，他说：刚要结婚，太太死了。茶房吓得忙不迭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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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住北大期间，汪曾祺常去吃一家四川小馆子，据说是辛亥年四川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1930年离京后留下的厨师开的。馆子只有三四张小方桌，但是鱼香肉丝、回锅肉、豆瓣鱼的味道都很醇正，而且泡菜特别好吃，还不要钱。其址疑是现在的成都驻京办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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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偶尔也带着女朋友去沈从文家蹭饭，对张兆和做的八宝糯米鸭印象深刻，说是酥烂入味，皮不破，肉不散，“是个杰作”。张充和也住在沈家，汪曾祺吃过她做的“十香菜”——十种咸菜丝分别炒好，放在一个盘子里，是苏州人常吃的年菜。充和切咸菜丝极细，又经过冷冻，“拈箸入口，香留齿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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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汪曾祺终于经沈从文与杨振声介绍，进了位于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当一个办事员，负责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没有固定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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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就住在午门宿舍，在右掖门旁边，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所在。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故宫怕失火，不装电灯，汪曾祺去旧货摊上买了一盏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灯，晚上在宿舍灯下看书；有时也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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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生活突然改善了不少。这要“归功”于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1元兑法币300万元。凡拿国家机关工资的人，等于薪水涨了1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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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汪曾祺与施松卿几乎天天晚上到东安市场去吃小馆，“苏造肉”、爆肚、白汤杂碎，换着花样儿吃。可惜好景不长，一个月后，金圆券迅速贬值，两人又回到沙滩去吃炒合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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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11月30日致黄裳信里说，如果要重回上海去教中学，也无不可，只是“这算干吗呢”。又说黄永玉来信让自己去香港乡下住，可以洗海水浴，一千字稿费可以买8到10罐鹰牌炼乳。汪曾祺说自己“不是一定不去”。他在午门这个大院子里，晚上静得“慌”，而且无书可读，只能“以写作限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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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涨得很凶，但汪曾祺对朋友声称不碍事，说他已储足了一个月的粮食、两个月的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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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是春节，汪曾祺与施松卿去了清华园朱德熙家。此时解放军已兵临城下，物资奇缺。朱家刚用30斤面粉换了一只鸡，做了一道红烧洋葱鸡块，一道粉丝熬大白菜，一道酱油糖煮黄豆。朱夫人说“这个年过得真够惨的了”，汪曾祺很高兴，说“有鸡吃就行了，还要吃什么”。他和朱德熙边吃边聊，足足吃了一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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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前后，汪曾祺与施松卿终于结婚了。之前朱德熙夫妇十分担心，觉得两人在一起很久了，就是不提结婚的事儿。现在汪曾祺即将南下，两人终于决定结婚，当天逛了北海公园，下馆子吃了面，晚上还到老师沈从文家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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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汪曾祺南下之时，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系巴金主编“文学丛刊”之一，收入了8篇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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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北京文艺》创刊。老舍任主编，汪曾祺为编辑部总集稿人，即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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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2月，汪曾祺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参与筹办《民间文学》，工资从文艺六级升为文艺四级，每月180多元。汪曾祺对儿女讲过，这次调动是因为全国文联某负责人的动议，想让他来编《民间文学》，许以涨工资一级，他拒绝了，说留在北京市文联也可以涨一级工资，那位负责人说那就涨两级。汪曾祺于是同意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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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春，汪曾祺随领导和几个同志赴河南林县调查民歌，来去都是软席卧铺，汪曾祺才知道自己已经可以享受“高干”待遇。第一次坐软卧，他心中很不安。一行人先到洛阳，吃了黄河鲤鱼，又到林县红旗渠看了两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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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夏某日，汪曾祺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突然发现过道里贴满了围攻自己的大字报，措辞激烈，称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且已出现右派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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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后，安排在北京劳动了一段时间。先在十三陵修水库，劳动强度很大；又赴西山八大处劳动，劳动内容之一是为出口大葱装箱；最后二十多天则是在西山刨坑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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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年底，汪曾祺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行前，与施松卿、汪朗一起到前门买下乡用品（牙刷、牙膏、内联升布鞋等），最后剩下80多元钱，施松卿挑了一块苏联表给汪曾祺戴上，说：“你放心走吧，下去好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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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下乡的当天，施松卿在参加新华社的军事化训练，不能请假回来送行。汪曾祺给妻子留了一张纸条：“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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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舍的夜晚》1963年1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给了千字22元的最高稿酬标准，和郭沫若、老舍一样。稿酬总共800余元，汪曾祺问家人：“怎么会这样呢？”这笔钱，从1963年直到80年代初期，一直是汪家最大的一笔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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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秋，汪曾祺全家搬到甘家口一栋五层红砖楼上，邻近玉渊潭公园和钓鱼台国宾馆，周边环境较好，但是房间条件较差，两居室，开间小，“黑乎乎的”，“湫隘狭窄”,一家五口合用一张写字台。这一住就是18年。
1961年，汪曾祺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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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以后，汪曾祺跟以前的朋友们来往少了。一度在三屉桌玻璃板下压一张纸条，上写：谨言语，慎出行，简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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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第一次杀了鸡。他9月7日写信给朱德熙报告说：“三个月来每天做一顿饭，手艺遂见长进。”鸡是汪朗买回来的，一共三只。无人敢宰，只能老头儿出手，杀完觉得“也无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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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汪朝也看汪曾祺的随笔，觉得跟时代背离，也看不大懂，远不如杨朔、刘白羽的散文，很不客气地批判汪曾祺：“你这种文章只有三个人看——朱伯伯、李伯伯、汪朗！”朱德熙与李荣，都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的老友。汪曾祺很委屈，向朱德熙告状，朱德熙说：“那有什么，三个人看也很好！”汪曾祺还是委屈，说女儿是“天下第一眼高手低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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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郁闷的日子长达两年之久，汪曾祺常常喝酒，酒后常发脾气骂人，说自己冤枉，还手握菜刀大声嚷嚷：我要断指明志，以后再不写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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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春节是2月16日。节日前后，汪曾祺应邀为沈从文将出的选集写后记，将沈从文的主要作品浏览一遍。汪曾祺后来回忆，这也是他写《受戒》等作品的触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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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12日，汪曾祺用两个上午写成了《受戒》，文末自注“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以1980年为起点，43年前是1937年，时汪曾祺在江阴念高中，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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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写《受戒》，完全不知道这篇小说能不能发表。下笔之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单位的一些同事，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是啊，为什么要写几十年前一个小和尚谈恋爱？有什么现实意义？揭示了什么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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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写成之后，汪曾祺给剧团几位要好的同事看过，如老同学杨毓珉、梁清濂等。他们看了都很激动，觉得美，梁清濂还发出了汪曾祺当初看沈从文小说时的感叹：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不过，同事们都认为这篇小说没地方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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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9月下旬，高邮县人民政府向北京京剧团发出公函，正式邀请汪曾祺回乡。时任县委宣传部干事的陆建华回忆：县领导根本不知道《受戒》《大淖记事》这些小说，最后他们只好搬出了“《沙家浜》的作者”这个名头，县领导听后神情惊讶，毫不犹豫地指示：“请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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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下午5点，汪曾祺从南京乘车抵高邮。这是1939年汪曾祺离开高邮后，42年来第一次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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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办公室负责接待，县长出面宴请。家里办了八桌酒席，亲戚相聚。街坊也出来看“汪大爷”，81岁的唐四奶奶一把抓住汪曾祺的手：“你现在混得不丑哇！”汪曾祺回：“托您老的福！”满街都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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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高邮住了一个多月。每日看资料，散步，访旧，为人题诗写字。很多人称他“汪老”，他不习惯，数次说道：“才六十岁，怎么就称老、称老作家呢？”
1991年，汪曾祺在家乡的芦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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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16日，汪曾祺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邀，往长沙、湘西半月行，同行者有蒋和森、柳鸣九、谌容等。在长沙见到作家陈国凯，汪曾祺哈哈一笑：“陈国凯，想不到你是这个鬼样子。”他以为陈国凯长得高大，没想到骨瘦如柴。陈国凯反唇相讥：“老兄，我也想不到你是这个鬼样子……看你的文章，以为你长得清秀。原来像个酒肉和尚。”大家哈哈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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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18日，汪曾祺参加了莫言新作《透明的红萝卜》研讨会。会议在北京华侨大厦举行，由《中国作家》主编冯牧主持，参加者有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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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许子东也在《透明的红萝卜》研讨会现场，他对汪曾祺的发言印象最深。莫言这篇小说里有一个核心情节：石匠和铁匠都喜欢菊子，铁匠老是欺负小黑孩，石匠对小黑孩很好，最后铁匠和石匠打起来了，小黑孩居然下狠招去帮助对他不好的铁匠，害得石匠受伤瞎了眼睛。汪曾祺先问大家：你们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写？接着又解释说：这个小男孩暗恋菊子，虽然一个男的对他不好，可是他更恨对菊子好的男人，他写了一个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莫言在旁边不说话。许子东说：“我估计莫言是第一次听到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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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1月29日，国际写作计划举行欢送会。12月17日，汪曾祺返抵香港，适逢王安忆等人在港。王安忆回想道：“他是从美国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过来，乘游艇，我们一帮年轻人和他打打闹闹的，然后我们就问他写不写长篇，他说我不写长篇，从来不写长篇，好像对于长篇是鄙夷的态度。我们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写，他不说，后来他说了，他就说短篇最好，短篇就是把你必要说的话说出来，长篇是把你不必要说的话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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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汪曾祺离休。领到离休证后，汪曾祺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局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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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月，汪曾祺接受李辉采访，谈沈从文。最后谈到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汪曾祺只反问了一句：“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更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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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4日，台湾作家三毛弃世。《桥》杂志中文版记者黄燎原就此采访汪曾祺。汪曾祺表示，与因哲学上遇阻而自杀的作家不同，三毛的自杀是性格使然，“她活得一点也不累，只是想这么做，就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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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9月11日，中秋节，戏剧、电影评论家舒非拜访汪曾祺。两人谈到汪曾祺近来在中国大陆、台湾所出的作品集，涉及简化汉字和电脑输入出现的问题，施松卿说：有一次，汪曾祺收到一份稿费通知单，竟将“汪曾祺”打成了“汪兽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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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1月，汪曾祺在北京大学做题为“散谈人生”的文学讲座。汪曾祺手提棕色文件夹，走上讲台后先燃着一支烟，然后声明：“我可不会讲课，不要看我拿着个小文件夹像模像样的，其实，里面装的全是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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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讨会有一部分是关于汪曾祺的专题讨论。与会者吕正惠做了题为“人情与境界的追求者——汪曾祺”的主题发言，称汪曾祺为“中国最早试用意识流的作家”，“活在现代的、软心肠的、古代中国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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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以为《受戒》《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不过在1994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汪曾祺明确地说，他本人最喜欢的小说是《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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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冬，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突患脑梗，起夜时因大脑缺血昏迷，摔倒在地。汪曾祺用了两个小时才把夫人拉到床上，等待天亮，入院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夫人终于在春节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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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春，施松卿再次发病，从此卧床，生活不能自理。汪曾祺逝世的次年，夫人也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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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11日，昆明时期的朋友、法国文学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徐知免借赴京开会之机来访。徐知免记下当时的印象，“他的容貌、形象和年轻时并没有多少变化，仍然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只是额头上的沟纹是那么深，脸色那么焦黑，而且身躯也似乎有点驼。我觉得老是老了，大家都老了，但看来他精神还可以”。两人长谈，话题广泛。这是汪曾祺最后一次有记载的文学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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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11日，汪曾祺吃炸酱面时，被菜码小萝卜划破了食管血管瘤。夜10时许，食管出血，保姆小陈敲门向邻居詹国枢、杨乔夫妇求助。邻居拨打120叫来救护车，将其急送北京友谊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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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13日，汪曾祺食管仍出血，14日才基本控制。此时的汪曾祺还同医务人员开玩笑：“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写，我也得把你们写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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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16日上午，汪曾祺求医生“开恩”允许自己喝茶水，医生勉强同意以水沾唇。女儿汪朝回家取茶叶时，一代文人汪曾祺猝然离世。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