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自评】

文化交流必须通过翻译。只有通过广泛的思想交流、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才能真正改变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愚昧落后的局面。我想，我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过去、现在和将来也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我做了一辈子翻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我平生只追求一点，那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我与俄罗斯文学——翻译生涯六十年》

他把他的杰出留在世上

◎冯骥才

2015年10月25日晚，上海巴金故居纪念馆馆长周立民发来短信说，草婴先生去世。虽然草婴先生久病卧床，离世的讯息仍叫我“心无准备”，感到伤痛。我回短信给周立民说：“一个杰出的人走了，他把他的杰出留在世上。”还说：“这一代把翻译作品作为精神武器的翻译家差不多都走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其原因我曾写在《草婴先生》一文中，以下就是这篇文章，以此作为对先生深切的纪念与怀念。

三年前的春天里意外接到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一个沙哑的嗓音带着激动时的震颤在话筒里响着：“我刚读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叫我感动了好几天。”我问道：“您是哪一位？”他说：“我是草婴。”我颇为惊愕：“是大翻译家草婴先生？”话筒里说：“是草婴。”我情不自禁地说：“我才感动您一两天，可我被您感动了几十年。”

我自诩为草婴先生的最忠实的读者之一。从《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到《复活》，我读过不止两三遍，甚至能背诵那些名著里一些精彩的段落。对翻译家的崇拜是异样的。你无法分出他们与原作者。比如傅雷和巴尔扎克，汝龙和契诃夫，李丹和雨果，草婴和托尔斯泰，还有肖洛霍夫。他们好像是一个人。你会深信不疑他们的译笔就是原文，这些译本就是那些异国的大师用中文写的！

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写长篇小说时，刚刚开禁了世界名著。出版社打算出一本契诃夫的小说选，但不知出于何故，没有去找专门翻译契诃夫的翻译家汝龙，而是想另请他人重译。为了确保译本质量，便从契诃夫的小说中选了《套中人》和《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两个短篇，分别交给几位俄文翻译家重译。这些译者皆是高手。谁知交稿后都不如汝龙那么传神，虽然译得像照片那样准确无误，但契诃夫本人好像从这些译文里跑走了。文学翻译就是这样——如果请汝龙来翻译肖洛霍夫或托尔斯泰，肯定很难达到草婴笔下的豪迈与深邃，甚至无法在稿纸上铺展出托尔斯泰像江河那样弯弯曲曲又流畅的长句子。然而契诃夫的精短、灵透与伤感，汝龙凭着标点就可以表达出来。究竟是什么可以使翻译家与原作者这样灵魂相通？是一种天性的契合吗？他们在外貌也会有某些相似吗？这使我特别想见一见草婴先生。

几个月后去南通考察蓝印花布，途经上海，李小林说要宴请我。我说烦你请草婴先生来一起坐坐吧。谁想见面一怔，草婴竟是如此一位瘦小的老人。年已八旬的他虽然很健朗，腰板挺直，看上去却是那种典型的骨骼轻巧的南方文人。和他握手时，感觉他的手很细小。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举止的动作很小，说话的口气十分随和，无论如何与托尔斯泰的浓重与恢宏以及肖洛霍夫的野性联系不到一起。

朋友间伴随美酒佳肴的话题总是漫无边际。但我还是抓空儿不断地把心中的问题提给草婴先生。

从断续的交谈里，我知道他的俄语是十几岁时从客居上海的俄国女侨民那里学到的。那时进步的思想源头在北边的苏联，许多年轻人学习俄语为了直接去读俄文书，为了打开思想视野和寻找国家的出路。等到后来——可能是1941年吧，他为地下党和塔斯社合作的《时代》周刊翻译电讯与文稿，就自觉地把翻译作为一种思想武器了。

当时许多大作家也兼做翻译，都是出于一个目的：把进步的思想引进中国。比如鲁迅、巴金、郭沫若、冰心等等。我读过徐迟先生四十年代初在重庆出版的《托尔斯泰传》，书挺薄，纸张很黑，很糙。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纸张奇缺，《托尔斯泰传》总共有五百页，无法全部出版，最多只能印其中的一百多页。他之所以把这部分译稿印出来，是为了向国人介绍一种“深刻的思想”。

这恐怕就是那一代翻译家的想法了。翻译对于他们是文学事业的一部分，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和思想的方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革”后文艺的复苏时期，出版部门曾想聘请草婴先生主持翻译出版工作，被他婉拒，他坚持做翻译家，立志要翻译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

“我们确实需要一套经典的托尔斯泰全集。”我说。

他接下来讲出的理由是我没想到的。他说：“在十年‘文革’的煎熬中，我深刻认识到缺乏人道主义的社会会变得多么可怕。没有经过人文主义时期的中国非常需要人道主义的启蒙和滋育。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是呵，巴金不是称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吗？

他选择做翻译的出发点基于国人的需要。当然是一个有见地的知识分子眼中的国人的需要。

原来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业。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来，翻译家们不常常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角吗？

在自己敬重的人身上发现到新的值得敬重的东西，是一种收获，也是满足。我感到，我眼前这个瘦小的南方文人竟可以举起一个时代不能承受之重。在我和他道别握手时，他的手好似也变得坚实有力了。

我感谢他。他叫我看到翻译事业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处。

（本文作者冯骥才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国务院参事）

《草婴译著全集》共22卷，1000万字，是草婴先生的毕生心血

父亲始终是一棵刚强的参天大树

◎盛姗姗

很多人想了解父亲的各个方面：为什么他这样执着，怀着坚定的信念，走完他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

我心里一直留着父亲临终时栩栩如生的回忆。当时，家人与朋友在父亲床边默默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医疗仪屏幕上他心跳在慢慢变弱，可他仍然是清醒的，不愿意就这么离开我们。我附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说：爸爸，你要去见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了，你可以和他们畅谈了……父亲眼睛眨了一下，表示听到了，这是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表达方式。

父亲离世前的两三年期间，医院发出了三次病危通知，他每次都奇迹般地挺了过来。医生说，他是实在舍不得离开你们，他的坚强意志战胜了病魔。而这一次，我痛苦万分地感到，父亲真的要离开我们了，而哥哥正在赶回来的路上，也许来不及了……父亲是1923年3月24日来到人间，2015年10月24日离开这个世界，活了整整九十二年七个月。

如今，我的父亲﹑翻译家草婴，离开人世已经八年了。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抓紧时间、集中精力把一桩事业做好，为世界留下一点精神财富。父亲用他一生的精力和时间从事一个宏大工程，那就是翻译。他译完了托尔斯泰文集，又接近译完肖洛霍夫文集。

父亲在“文革”后就争分夺秒地工作，希望在有生之年多为炎黄子孙留下一些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译文，让他们体现人道主义的文学精品在中国流传。

父亲笔名草婴，是受白居易诗句的启发。他真的实现了他的笔名。父亲亲口对我说：“我是一棵小草，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为世界增添一点绿色。”父亲首次发表译作《老人》，就使用这个笔名，那时他才19岁。然而，长期以来，在我的心目中，父亲始终是一棵刚强的参天大树，而我才是一棵柔弱的小草。

草婴夫妇合影

更令我佩服的，是父亲规划个人事业的眼光和气魄。特别在“文革”结束时，饱受磨难的父亲已53岁，而他已决心用25年的时间，把世界文豪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译成中文。业内人士都知道，翻译托尔斯泰全部小说是十分浩大的任务。其实，父亲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因而把规划做得精致而细密。那就是，首先把三大巨著“攻”下来，顺序是《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及《战争与和平》，之后再“攻”托翁大量的中短篇。我在晚近才想明白其中的道理，父亲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年龄﹑精力和健康状况考虑进去，他要和时间赛跑，要以最可靠的方式尽力而为，把托翁的整座文学丰碑选完美地迁移到中国来。

当父亲译完托翁小说全集的时候，我体会到他心想事成﹑如释重负的愉悦心情。人近老年的父亲开始攀登自己翻译事业的主峰，丝毫没有颐养天年的松懈心态。应当说，这也是父亲参天大树的一种风格吧？

2003年，父亲80岁。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来函祝寿说：“您在我国受到深度尊敬，因为通过您的才华和勤劳，中国读者能认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许多作品以及其他俄苏作家的杰作。”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柯富安也来函祝寿，祝词中说：“您是连接两个伟大邻国人民心灵感情的拱梁。您介绍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这样的世界大师作品。凭着您的才华，这些文学名著就不仅仅属于俄罗斯。我们相信，尊贵的中国读者也一定会注视两个朴素的意义深远的汉字：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而我，也首次从心灵深处意识到，我的人生楷模不是其他什么伟人﹑名人，而就是取“草婴”为笔名﹑实为参天大树的亲生父亲！其根据是，他有儿女情长的家庭责任感，他有透析复杂时势的独到眼光，他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事业心，尤其是他有从容﹑刚毅﹑哪怕面对灭顶之灾仍然强悍的男子汉风骨！

安息吧，亲爱的父亲！

（本文作者是草婴先生的小女儿）

桥梁和脊梁

◎赵丽宏

前几日，画家盛姗姗从美国写信来，约我为她的父亲草婴先生写一篇纪念文章。三十多年前，我刚从大学毕业，分在《萌芽》当编辑，盛姗姗是《萌芽》的美术编辑，我和她有过一段同事的经历。当时就知道盛姗姗是翻译家草婴的女儿，也知道她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英文，准备去美国留学。

盛姗姗从未和我说起过她的父亲，但草婴这两字，在我心里是个响亮的名字。因为，从小学时代开始，我就读过他翻译的苏俄小说，他翻译的巨著《顿河故事》和《新垦地》，让中国人认识了肖洛霍夫。草婴的名字，和那些名声赫赫的苏俄大作家连在一起，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巴甫连科﹑卡塔耶夫和尼古拉耶娃……在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中，他是坚持时间最长、译作最丰富的一位。

我在《萌芽》当编辑的时候，听说草婴准备把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全部翻译过来，心里有点吃惊。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工程，完成它需要怎样的毅力和耐心。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在草婴翻译之前，早已有了多种译本。然而托尔斯泰小说的很多中译本，并非直接译自俄文，而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经过几次转译，便可能失去了原作的韵味。草婴要以一己之力，根据俄文原作重新翻译托翁所有的小说，让中国读者能读到原汁原味的托尔斯泰，这是一个极有勇气和魄力的决定，他将为此一个人在书房里付出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辛劳。

此后的岁月，不管窗外的世界发生多大的变化，草婴先生一直安坐他的书房里，专注地从事他的翻译工作，把托尔斯泰浩如烟海的文字，一字字，一句句，一篇篇，一部部，全都优雅而准确地翻译成中文。苏俄的另一位文学大家肖洛霍夫的作品，也大多被他翻译成中文。草婴先生曾经说，如果不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他也来得及把肖氏的作品全部翻译过来。然而，人生有几个“十年”可以被一场灾难耽误！

我和草婴先生交往不多，有时在公开场合偶尔遇到，也没有机会向他表达我的敬意。但这种敬意，在我读他翻译的托尔斯泰作品时与日俱增。2007年夏天，原《世界文学》主编、翻译家高莽在上海图书馆办画展。高莽先生是我和草婴先生共同的朋友，他请我和草婴先生为他的画展开幕式当嘉宾。那天下午，草婴先生由夫人陪着来了，在画展开幕式上，草婴先生站在图书馆大厅里，面对着读者慢条斯理地谈高莽的翻译成就，谈高莽的为人，也赞美了高莽为几代作家的绘画造像。他那种认真诚恳的态度，令人感动，也让我感受他对友情的珍重。

在参观高莽的画作时，有一个中年女士手里拿着一本书走到草婴身边，悄悄地对他说：“草婴老师，谢谢您为我们翻译托尔斯泰！”她手中的书是草婴翻译的《复活》。草婴为这位读者签了名，微笑着说了一声谢谢。高莽先生在一边笑着说：“你看，读者今天是冲着你来的。大家爱读你翻译的书。”

绘图/赵蘅

那天画展结束后，高莽先生邀请我到下榻的上图宾馆喝茶，一边说话，一边为我画一幅速写。高莽告诉我，他佩服草婴，佩服他的毅力，也佩服他作为一个翻译家的认真和严谨。能把托尔斯泰所有的作品都转译成另外一种文字，全世界除了草婴没有第二人。

高莽曾和草婴交流过翻译的经验，草婴介绍了他的“六步翻译法”。草婴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用了六年时间，修改了七遍，要翻译这部伟大的杰作，不反复阅读原作怎么行？起码要读十遍二十遍！翻译的过程，也是探寻真相的过程，为小说中的一句话，一个细节，他会查阅无数外文资料，请教各种工具书。有些翻译家能以自己习惯的语言转译外文，把不同作家的作品翻译得如出自一人之笔，草婴不屑于这样的翻译。他力求译出原作的神韵，这是一个精心琢磨、千锤百炼的过程。其中的艰辛和甘苦，只有从事翻译的人才能体会。高莽对草婴的钦佩发自内心，他说，读草婴的译文，就像读托尔斯泰的原文。作为俄文翻译同行，这也许是至高无上的赞誉了。

草婴先生清瘦矮小，待人谦虚温和，生前从未听他高声说话，是典型的文弱书生形象。然而作为翻译家，草婴先生可谓一个巨人。写这篇短文时，我的心里很自然涌出两个词，一个词是桥梁，另一个词是脊梁。

桥梁，对草婴先生是一个被人说得很多的词汇，他的翻译，在托尔斯泰和中国读者之间，在俄罗斯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恢宏坚实的桥梁。感谢草婴先生，向中国读者展现了一个完整真实的托尔斯泰。

脊梁，也是一个合适的比喻。草婴先生很谦虚，把自己比作一棵小草，以文学翻译为世界添绿。但草婴先生的精神和品格，当之无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身处动荡艰困的时代，历经人世的曲折沧桑，他始终没有停止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也没有放弃对理想信念的坚持。在人妖混淆、是非颠倒的时刻，他保持着清醒。我读了盛姗姗寄来的怀念父亲的文章，其中的很多情景让人落泪，草婴经受的苦难，常人难以想象，但他一生都挺直了脊梁做人，从不低下高贵的头。

桥梁，脊梁，我把这两个词敬献给远去天国的草婴先生。

（本文作者赵丽宏为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供图/盛姗姗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