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至19世纪，一种来自中国的布料畅销欧洲，成为当时男女服饰的重要原材料。这种名为“紫花布”的中国土布，无需染色，天然呈淡赭黄色，产地为江南地区。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东方抵达欧洲，一经面世，便成为西方各国尤其是英法等国贵族、绅士追逐的时尚顶流。在法国作家大仲马、福楼拜、雨果，以及英国作家狄更斯等文学巨匠的作品中，也常可以见到穿着中国紫花布制成的长裤、长袍并引以为时髦的书中人物。

那么，这种紫花布与上海有怎样的历史渊源？它当年为何如此受到西方时尚人士的追捧？曾经风靡一时的紫花布，如今却又为何几乎鲜有人知？

让我们走进在上海市档案馆展出的“大道同行海纳百川——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回响到‘一带一路’的上海实践”档案文物展，了解这块紫花布的前世今生。

“大道同行海纳百川——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回响到‘一带一路’的上海实践”档案文物展中陈列展示的格纹紫花布（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非遗理论与应用创新基地提供摄影：葛冬冬）

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代表作品《基督山伯爵》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书中主人公爱德蒙•唐代斯为获取重要线索，以罗马汤姆森和弗伦奇银行首席代表的身份，专程拜访马赛市长。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主人公的打扮和举止自然都要符合相应的社会地位，正如书中所描写的那样：“此人身穿淡蓝色礼服，紫花布裤，白背心，举止和口音都有一股英国味儿。”

不约而同的是，在同时期的法国作家作品中，也有关于紫花布的相似描述。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写道：“药剂师过来了。他穿一件青燕尾服、一条紫花布裤、一双海狸皮鞋、还戴一顶毡帽——一顶矮筒毡帽，真正难得。”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有：“他最讲究的服装，是一条紫花布裤，大象腿式裤筒，裤脚由铜丝带扎在脚下。”

而在英国，作家狄更斯也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及“紫花布”，仅仅一部《大卫•科波菲尔》就曾八次出现。如书中人物艾米莉说：“要是我有一天做上阔太太，我一定要给他一件有钻石纽扣的天蓝色外套，一条紫花布的长裤，一件红色天鹅绒的背心，一顶卷边三角帽，一只大金表，一只银烟斗，外加一箱钱。”又如大卫去租白金汉街一套精致合宜、俯视河景、带家具的公寓，女房东克拉普太太出现时‚“穿一件紫花布长袍，下面露出法兰绒衬裙的荷叶边。”大卫“几乎不敢奢望自己居然有幸能住上这样一套高贵的房间。”

由上述经典作品中的描述，可见紫花布这一海外舶来品在当年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受欢迎程度，几乎已成为身份地位、时尚潮流的代名词。也难怪，有学者将紫花布称为“世界近代贸易史上最火的单品之一”。

紫花布在经典文学领域的留痕不止于此，在近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老舍《三兄弟》、沈从文《边城》、张恨水《啼笑因缘》等书中也都写到了紫花布的服饰。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书中穿戴紫花汗褂、紫花裤子、紫花大褂、紫花围腰的，则大多是中国社会穷苦阶层尤其是乡村从事农耕劳作的农民。

紫花布的诞生与传播

紫花布诞生于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徐汇华泾镇），它的历史发展与黄道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元朝时期，黄道婆从海南崖州带回当地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在松江乌泥泾传授技艺。经黄道婆的革新和推广，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当地产的“乌泥泾被”名闻天下。到了明代，松江已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棉纺织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繁荣，松江府由此成立。民间有“先有松江府，后有上海滩”的说法。乌泥泾的印染技艺也很著名。当地出产的扣布、稀布、标布、丁娘子布、高丽布、斜纹布、斗布、紫花布、刮成布、踏光布等，还有印染的云青布、毛宝蓝、灰色布、彩印花布、蓝印花布等，都和“乌泥泾被”一样享有盛誉。

18世纪乃至19世纪，松江布更远销欧美，在西方世界风行一时，其中尤以紫花布最为流行。

最先外销紫花布的是葡萄牙人。从16世纪起,葡萄牙人便将其销往欧洲、美洲、非洲、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地区。1590年葡萄牙神父杜阿尔特•桑德和亚历山德罗•瓦利尼亚诺在《中国王国记述》中记录了木棉(gossipina)：“这种棉可以制成各种衣服，我们常常会穿，这些衣服也被销往很多地区。”明清经济史和对外贸易史中经常会遇及的一个外文词汇‚“Canga”,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是吴语“江”的发音，指松江布，即对本色土（棉）布的统称。

国家博物馆藏紫花布

明清时期，松江府地区属南直隶南京。根据郭卫东《丝绸之路续篇——“南京布”的外销》一文研究，当时出口到欧洲的紫花布，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里都是叫“松江布”的，后来英国商人才把它改成“南京布”。这一说法与刘甜、舒黎明《壹棉壹世界：7000年的棉与人》相互印证：当时紫花布运输以南京为主要集散地，经营这种棉布的东印度公司便称其为“南京布”。此后，“南京布”便作为“紫花布”在欧洲市场流通时的主要名称。由此可见，“南京布”其实并不是特指南京一地出产的棉布，而是泛指以南京为中心的南直隶广大地区生产的棉布——其中以松江府为最主要产地。

从某种角度而言，在当时的紫花布海外贸易领域，松江布和紫花布、南京布是画上等号的。

紫花布既不紫也无花

说起紫花布，人们望文生义，或许认为它是紫色的。其实，紫花布既不紫，布样上也无花。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描述道：“由农民织成的家机布，未经加工多微带黄色，特别经久耐用。”由此可见，紫花布的色彩并不花哨，除了不漂不染的“本白”，还有老蓝、土黄等单色。但就是这样一块看似平平无奇的朴素土布，却得到了西方人士的喜爱与追捧。

沈从文所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溯源紫花布的原材料，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有这样的记载：“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吉贝是木棉的古称之一。宋元之后，随着棉花纺织技术的简化与产量的提高，木棉纺织技术因为过于复杂逐渐被淘汰，仅在中国海南部分黎族聚居区保留了下来。这也能够从侧面解释，从海南黎族聚居区回到上海的黄道婆，带回来了紫花布的技艺。

这一点在崇祯《松江府志》得到验证：紫花布“用紫木棉织成，色赭而淡，名紫花布”。明代种棉有木棉、草棉两种，花则有白色、紫色之分。根据《天工开物》记载，白棉花的种植占十分之九，而紫棉花占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紫花棉是一种天然彩棉,棉花花开为紫色，成熟后的棉果为黄色，纤维细长柔软，织成的手工布未经染色就呈现天然的黄色，经久耐用，其纺织品因此被称作“紫花布”。

淡出历史舞台

发源于乌泥泾的“棉花革命”，温暖世界700多年，奠定了上海地区繁荣昌盛的产业基础，也慢慢成为当时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

据《上海纺织工业一百五十年（1861-2010年大事记）》：清中叶，上海地区年产棉布4500万至5000万匹，大量销往东北、山东等地，紫花布等经广州口岸输出西方各国。高峰年间，每年向国内外市场输出棉布3500万至4000万匹，年贸易额白银700万至800万两。

清人绘《收购棉纱图》

紫花布为代表的棉纺织业促进了国计民生。黄道婆总结的手工棉纺织技艺，从乌泥泾传至松江全府，进而传遍整个江南。元、明、清三代约600年，以松江府为中心的江南棉纺织业独步全国，成为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其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的民谚，也赢得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赞誉。

经黄道婆的革新和推广，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到了明代，松江已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上海纺织工业一百五十年（1861-2010年大事记）》的数据表明，万历年间，上海县30万城乡人口中有20万人从事手工棉纺织生产，整个上海地区年产棉布3000万至3500万匹，品种以原棉品种、质地分，有紫花布、白棉布、黄纱布。

以紫花布为代表的中国棉织产品，也在欧美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据英国1883年出版的《中国博览》记载，在英国人人以穿着紫花布为荣，似乎没有这种中国棉布裁制的服装，就不配称为绅士，难以登大雅之堂。紫花布成为欧洲许多贵族、绅士追逐的时尚。这种紫花布裤子，如今也作为历史文物被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

直到19世纪初叶，英国的纺织工艺仍较为落后，美国的纺织工业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反观中国，棉花纺织业已有数百年的蓬勃发展历程，以紫花布为代表的棉纺织品在质地、花色等各个方面都超过了欧洲生产的布匹，而且价格低廉。因此，紫花布被大量出口到海外，并成为欧美贵族追逐的时尚物品，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这种局面很快迎来了巨大改变。虽然‚广州怡和洋行在向他们往来的商家发送的行情报告中，还说到“中国土产的‘紫花布’，无论在质地和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但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用新发明的纺织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品，在性价比和质量方面不断进步，最终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手工终于败给了机器，“紫花布”也就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如今，随着各方人士的深入研究与挖掘，曾一度湮没在时光中的“紫花布”，拂去历史尘埃后又再次浮现世人眼前。百多年前，它作为“中国名片”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行销海外，在世界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时尚华章，也为上海城市记忆镌刻下了生动而鲜活的历史印记。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