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晶（天津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20世纪中叶，北京还有庙会。城市里的庙会，也还带有泥土的香味，是草根文化。那时，北京的庙会还不少，如东岳庙、花市、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那么多的庙会，不是同时开放，而是按日子轮流转，轮到农历五、六，就是初五、初六、十五、十六、二十五、二十六是白塔寺庙会，轮到七、八是护国寺庙会，依此类推。我小时候贪玩儿，家离白塔寺又不远，每到开庙会时，心就像有猫抓似的，坐卧不宁，即使天上下雨，等到大雨过去，哪怕道路泥泞，也要去庙会转转。庙会上卖什么的都有，一个穷学生有什么可买的，逛庙会不为别的，就为看个热闹。
在这张年代最为久远的白塔照片里，塔身上白色灰浆都已经脱落，露出密布的灰砖和七条铁箍。1860年，菲利斯·比托摄
白塔寺的庙门朝南，庙的北头是800多年前建立的白塔。从山门到白塔，约有200米。庙门外面有卖用大瓦盆蒸的盆糕、炸油饼、油炸糕的小贩，山门里面是卖扫帚、缸盆、搓板等日用杂货的。有一年的冬天，在西边的山门里还出现个说书的场子，说书先生穿着皱皱巴巴的灰色长袍，满脸的菜色，正在说宰相刘罗锅。天很冷，他声音嘶哑，不时地用手帕擦着流出的鼻涕，听书的人冻得揣着手，轻轻地跺着脚，圈外的探着身子往里看，有的侧耳听不时地笑着摇头。白塔寺有两重大殿，殿的东西都有长廊，长廊下有卖布匹、日用百货、干鲜果品、金鱼水草的摊贩。走过几重佛殿就到了白塔下，沿着白塔围墙的东夹道就绕到白塔后身，一墙之隔的白塔显得又高又大。狭窄过道里有些算命先生，看手相的、测八字的、摆弄蓍草占卜的，卖古玩旧物的，还有手里拿着物件来回寻人兜售的，高大白塔的背后既神秘又给人不安全感。人从白塔后身拐到白塔西院后，就可以长舒口气了。西院不算大，但是有唱的、耍的、逗笑的、卖吃食的……人头攒动，笑语喧哗，是个平民百姓舒心找乐的地方。我每次逛庙会，要逛的就是这里。
白塔寺的西塔院，是练杂耍、打把式卖艺的天下。这里有变戏法的、耍猴的、拉洋片的、说相声的、唱戏的、摔跤的、拉硬弓的、耍中幡的、挥手掌劈开鹅卵石的、盘杠子拿大顶的……耍嘴皮子的、卖“大力丸”的都有。楚河汉界，各有各的场子，有的场子人多，不时传来叫好声；有的场子人少，冷冷清清。我就是在这儿才知道，传统戏法里有看似简单却要真功夫的“仙人摘豆”、还有蒙人的想要什么就能变来什么的“罗圈当当”。当年，在这里租场地、混吃喝的也不都是无名之辈，不少人在江湖上混得有一号，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在这里看见过“沈三”摔跤，“二棱子”用手掌劈开鹅卵石，“飞、飞、飞”翻杠子……他们混迹江湖，不是徒有虚名，个个都有绝技在身。就是耍嘴皮子说相声，也要熟悉多少段子，还要说学逗唱样样能来，那也是练口腔体操练出来的。看他们表演，心中叫绝，我明白不论哪种技艺也不是一日之功，有的还是“童子功”呢！
艺人放场子卖艺，有的是用几个长条凳、一张木桌围个场子，有的是什么都没有。只有唱蹦蹦戏的戏班子，用粗棉绳编成的网子圈起一道围墙，围墙里用木架支撑起一个大布蓬，白布棚里面有个土台子，土台子前面放了些条凳。在土台子的后面，是演员露天化妆、休息的地方。开戏前，锣鼓点敲得山响。门外有人收钱，把门的一个劲儿煽惑行人进去听戏。在里边看戏不限定时间，但是演员唱一段戏还要收钱。侯宝林说的传统相声《三棒鼓》，嘲讽的就是这路戏班子。每次听到这个段子，就使我在笑声里，又想起在白塔寺里听蹦蹦戏了。
庙会上的饮料摊，酸梅汤一直是老北京的最爱
当年，卖艺的在聚拢人气上各有招数，敲锣的、打鼓的、用嘴煽惑的都有，想方设法地要使场子上人满了。那时，有位唱京戏的叫“大妖怪”，人有50郎当岁，中等个儿，留着大背头、方脸盘、浓眉大眼、双眼皮，还有张大嘴巴，年轻时肯定是个“帅小伙”。他嗓音嘶哑，可能是学戏后“倒嗓”了。他每次来，把随身带来的应用物件放到木桌上，再把绣有“大妖怪”的桌围子系好，就用大白粉在地上写出当日表演的戏目，那些白粉字个个清秀有力，看得出有过学书法的底子。然后，他用大白涂满眼眶、嘴巴，再在头上戴个小娃娃的朝天髻，就坐在条凳上拉京胡，一边拉琴一边挤眉弄眼，张嘴闭嘴，使五官挪移，做出各种怪相。他笑的模样就像是在哭，哭的模样又像是在笑，喜怒哀乐都走了形，用这路招数来招人，在江湖上没有第二个，“大妖怪”的确是“怪”。
平时，是个六七岁的小孩子唱戏，带上髯口唱老生，他给配戏。他不只是拉京胡伴奏，也不只是在戏中“一赶三”，从锣鼓点到叫板、起板、过门、念白······除去孩子的戏都是他的，有时忙乎得喘不过气，真不容易。摆着几个木条凳的场子里，小孩子像小大人似的一板一眼地在唱，唱的都是些忠孝节义的大事大道理；他却戴着小孩子的朝天髻，比孩子还要顽皮地做着各种怪相，满脸的嘲弄揶揄。一老一小，老的癫狂古怪，浑不吝，小的少年老成，装着正经，这样搭配唱戏，你说怪不怪，确实怪！
有一年的冬天，刮着西北风，天很冷，大妖怪的脸庞冻得紫红。有个40郎当岁的女人下场唱戏，她的头发梳得油亮整齐，鬓发间插着孔雀绿的发卡，脸上略施脂粉，眉宇间有股傲气。她穿着黑缎面的棉旗袍，着装和做派，与周边环境很不和谐。她唱的剧目是《二进宫》，那女人反串兵部侍郎杨波，是须生行当，剩下的活儿都由大妖怪包了。那天风大，白塔下面风更大，阵阵的西北风卷起滚滚沙尘，那女人只好侧着身子唱，场子显得很冷清，没有几个人听戏。她唱了几段就收场了。我是庙会的常客，见过她就只有这一次。
大妖怪的模样怪，做派也怪。他从不低声下气地向人要钱，人们扔在场地里的钱或多或少，他都无动于衷。那年月通货膨胀，物价一天要翻几次跟头，学校收学费都不要钱要面粉。有一次，他和孩子演完，场地上没有几个钱。他和孩子继续表演，更卖力地唱了几段戏之后，仍旧没有几个人给钱，场地上只有数得过来的几个小钱。我头一次看到，大妖怪动容了。他起身要钱，手拿着钱笸罗朝着那些口袋里有钱，但不想掏钱听戏的人走去。他不说软话，说出的话尖酸刻薄，那些人尴尬地赶紧用手掏钱。
大妖怪是个“戏篓子”“老戏骨”。他懂的戏文多，又知道京剧行当表演的程式动作，每出戏的戏文、戏腔、锣鼓点，他都烂熟于心，难怪他又拉、又道白、又唱，真不寻常。我心里一直纳闷，混迹在百姓中的这位戏曲专家，跟谁学的戏呢？他怎么会沦落风尘，又为什么要涂抹鬼脸面世，自我贬损地叫做大妖怪呢？那孩子、那女人，和他是什么关系呢？几十年来，在我的印象里，似乎没有人提过他，提过这个凭本事吃饭，带给人娱乐，清白做人的“大妖怪”。
说起大妖怪，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不知他的名姓，就叫他X君吧。20世纪60年代初，西单商场里开了家茶社，好像叫“新启明茶社”。里面有个小舞台可以表演曲艺节目。有天晚上我进去站在后面看，舞台上一个穿长袍带髯口的人，看样子也就30郎当岁，长得一表人才。他立着身子边拉京胡、边唱戏、边道白、边表演，好像唱的是《萧何月下追韩信》。他在舞台上边跑、边拉、边唱，还干净利落地来了个前滚翻，赢得满堂彩。一个人演一出戏，真不易，受累不说，还不能穿帮。我旁边一个人对我说：“看人家，这才叫角儿！”我想，他说的也是。我看过北方昆曲剧院白云生演出的《拾画叫画》，还有别人演的《醉皂》《醉打山门》，这些折子戏都是一人一台戏，可是他们都有人给伴奏啊！我心里纳闷，他为什么不搭班子，要自己跑单帮呢？
风尘里藏龙卧虎、身怀绝技的人多了。侯宝林学过戏，倒嗓后学说相声，他曾在风沙里放场子卖艺，还能用大白粉写出漂亮的白粉书。他把学的戏，用到相声里，编出了《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关公战秦琼》等经典段子，使相声真正成为一种跨界艺术。他成名后，在北京大学里演讲语言艺术，成了侯教授、一代相声大师。记忆里的大妖怪、X君、侯宝林，他们在风尘里走着又相同又不同的路。我不知道大妖怪、X君后来的遭遇，那是个有着悬念的变数。想起来，或许真是“时势造英雄”。男儿既要自强，又要有运气，有了机遇或运气还要善于把握，不要坐失良机。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的飘零起伏，真是“时也，运也，命也！”
小时候逛庙会的经历，使我看到风尘里的芸芸众生。白塔寺西院里那些卖艺人，风吹日晒，靠着卖力气、卖技艺来换口饭吃，活得不轻松。他们谋生的手段真的太老旧了，使我想到汉代画像石里的《百戏图》。他们那种活法，也许说不上是上选，却说得上是光明磊落。比起那些衣冠楚楚，沐猴而冠，说起话来冠冕堂皇，却暗中作恶之辈，要活得干净利落多了。
2009.2.14
供图/雨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