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二十馀年间作《论武大郎之死》（《古典小说与传统文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论武大郎之生》（《文史知识》2023年第7期），又续作《漫说“迎儿”》（《文史知识》2023年第8期），乃油然想到说过武大这对可怜的父女，又岂能不说“打虎武松”那“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水浒传》第二十三回）？也不该对那位开窗就使武氏一家解体覆亡的“祸水”潘金莲置之不顾，然后竟也可以就此说“瞧这一家子”了！
另外，尽管其满门“苦主”，但《水浒传》中写唯一有兄弟、夫妻、父女之伦堪称“家庭”的“武大郎一家”，其实是后世“家庭”题材小说流派的“引子”之作。所以武大一家，必说武大、迎儿父女，也必说武大一家聚散存亡的关键——武松、潘金莲。于是又话说“打虎武松”，从“打虎”说起。
一
“武松，天人也”“断曰第一人”
《水浒传》写一百零八好汉，在掺杂各种令人莫名其妙理由的排名中，武松虽仅在“三十六天罡”中列第十四，但论其全人，明清评点家虽有明代怀林和尚《批评水浒传述语》和无名氏《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以李逵“梁山泊第一尊活佛”（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247—254页），但毕竟金圣叹评改大刀阔斧，铁嘴钢牙，后来居上，影响更大。
金圣叹评《水浒传》以九品论人，虽然也以“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入得他眼”（《读第五才子书法》，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247—254页），可谓推崇备至。但那只是“看他意思”，金圣叹自己的意思却是“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又曰：
然则《水浒》之一百六人，殆莫不胜于宋江。然而此一百六人也者，固独人人未若武松之绝伦超群。然则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断曰第一人，不亦宜乎？
乃至同篇之中三复言之曰：
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
以上金圣叹赞武松似真有知人之明，但武松何以为“天人”“天神”“第一人”的道理，金氏却自言“不知何故”，也就是说他的崇尚武松只是跟着读书的感觉走，从而所说都是“有些”“亦甚”等似云里雾里的话，即使比连“不知何故”感觉也没有者要好，但与其所“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读第五才子书法》）者比，仍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乃所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而已。
“看门道”，就是要找到“打虎武松”使金圣叹惊为“天人”“天神”“第一人”之故。首在溯其根本，从《水浒传》写“武松打虎”的文化积淀其起点与原型说起。
二
“武松打虎”的原型
文学创作难，文学批评亦难。创作难，难在师造化而自主造化；批评难，难在就作者之造化以言造化。则前者可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处，后者唯须察言观色、亦步亦趋。故有“行百里者半九十”，亦有“过犹不及”，从而一世之中，大作家少，大批评家则少之又少。即使自《水浒传》问世流行数百年，“武松打虎”脍炙人口，口评无数，论文无数，于其有无本事、原型之争，仍众说纷纭，无可奈何之下而唯盛赞其描写之好。故明末清初大才子金圣叹评改《水浒传》，虽眼明手快、妙语连珠，也主要是在文笔鉴赏中打转，《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谈“打虎一篇”也不过如此：
读打虎一篇，而叹人是神人，虎是怒虎，固已妙不容说矣。乃其尤妙者，则又如读庙门榜文后，欲待转身回来一段；风过虎来时，叫声“阿呀”，翻下青石来一段；大虫第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时，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一段；寻思要拖死虎下去，原来使尽气力，手脚都苏软了，正提不动一段；青石上又坐半歇一段；天色看看黑了，惟恐再跳一只出来，且挣扎下冈子去一段；下冈子走不到半路，枯草丛中钻出两只大虫，叫声“阿呀，今番罢了”一段。皆是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遂与后来沂岭杀虎一篇，更无一笔相犯也。
此评虽亦堪称精彩，但嫌浮光掠影，是如“望屠门而大嚼”的“看热闹”，而非“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看门道”。从而其所赞武松距“天人”“天神”“第一人”，岂止“五十步望百步”之遥！
按自上古宇宙洪荒，“丛林”世界，人兽对立，虎食人虽为常态，但有猛人不得已遭遇“打虎”并且打死老虎的壮举。《诗经·郑风·大叔于田》和《诗经·小雅·小旻》中都有“暴虎”即空手打虎之说，“武松打虎”就是这类“暴虎”现象的反映。其人与事之真假固难考实，但从书中“有一篇古风”，说及卞庄、李存孝等“打虎”，可见“武松打虎”也绝非神话，而是作者创作的“有意味的形式”（〔英〕克莱夫·贝尔著、周金环等译《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4页）。应该结合元明之前传统中“虎文化”可能的内涵上溯其源流，例如《礼记·檀弓下》和萧绎《金楼子》中载孔子与虎有关的两次著名的对谈，其各与“武松打虎”貌似神通，反证了“打虎武松”的真正原型，应该是基于历史上“暴虎”英雄，乃孔子期待中真能“打虎”救世以“替天行道”的理想人物，从而堪称“天人”等。
三
“武松打虎”与“替天行道”
具体说，按《礼记·檀弓下》载：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这个著名的故事赋予“虎（害）”以政治的性质，其“苛政猛于虎”的教训，千古而下至于今，也能发聋振聩，堪称古代读书求道者为民请命、为社会除恶政、为世界开太平的最强发声。孔子把“苛政”比于“虎”而感到更加无可奈何的经典意义，很自然地赋予了“虎”为人之大害而“苛政（更）猛于虎”的社会政治认知。向着这个方向思考必然就是要求“小子”们“打虎”救一方之民，更要扫除“（猛于虎的）苛政”以救天下之民。而这正是“打虎武松”的天赋秉性与人生追求。
《水浒传》写“打虎武松”性格志向与上引孔子“小子识之”云云精神的契合点有二：
一是“武松打虎”于寻兄路上，解除景阳冈一方虎害，造福一方，同时成就了“打虎武松”行侠仗义英雄性格的一面。
二是“梁山好汉”最具时代抗争精神的“替天行道”，最经典的表达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书中直接引用或化用这一表达的至少有十四次之多，而最典型者关乎武松。如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末曰：
直教：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
第三十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闹飞云浦》中写武松在筵席上把酒“开话道”：
“快活林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营造的屋宇等项买卖，被这蒋门神倚势豪强，公然夺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饭。”……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
武松这种“杀尽不平”和“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的心声，客观上不正是对孔子训教“小子识之”的响应吗？古代以孔子为“至圣先师”，“则天”行事，“武松打虎”，“杀尽不平”，除害救民，一身而集《水浒传》“替天行道”的精神岂不正可以推为“天人”“天神”“第一人”？这才是《水浒传》写“打虎武松”的真妙处。上举金圣叹“读打虎一篇，而叹人是神人”云云，好处只是说得“热闹”而已。
四
“武松打虎”与“上士”人格
《水浒传》全书写三次四人“打虎”（另为李逵、解氏兄弟等）各有不同：解氏兄弟用叉，李逵用刀，唯“武松打虎”是赤手空拳。又“打虎”之法，解氏兄弟用猎人之常技，李逵用刀插虎之肛门，而只有“武松打虎”赤手空拳从虎头下手：
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疙瘩地揪住……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得……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似躺着一个锦布袋。
与此相关，笔者曾有《试论中国古代小说“雅”观“通俗”的读法——以〈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细节为例》一文（杜贵晨《古典小说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244—255页）引南朝梁萧绎《金楼子》载：
孔子游舍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与战，揽尾得之，内于怀中。取水还，问孔子曰：“上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杀虎持虎头。”“中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杀虎持虎耳。”又问：“下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杀虎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又见《殷芸小说》卷二《周六国前汉人》）
以此与上引“武松打虎”描写相对照，拙文认为以孔子杀虎之论与“李逵杀四虎”之相对照，则知《水浒传》写李逵杀四虎用刀从肛门刺入，绝非“上上”人物；而写“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打死老虎，才是孔子眼中真正的“上士”！
由此可见，文学描写“细节决定成败”：“魔鬼在细节里”，“神灵也在细节里”，一旦从孔子儒学之教明白能“打虎”的均非常人，但“打虎”有“持虎头”“持虎耳”和“捉虎尾”之别，这个“武松打虎”描写包含了以“打虎武松”为孔子心目中“上士”的寓意，就豁然开朗，而可“断曰第一人”。
总而言之，学习传统文化，读诗文须明典故，读通俗小说也要明典故，以治经研史的态度咀嚼品味其熔经铸史的内涵，即所谓“‘雅’观‘通俗’”，才可以读出作品之真义与作者之深心。以上从“武松打虎”看“打虎武松”，就是如此。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12期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