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时间跨度5年的案件，终于迎来了不一样的结局。2018年，河北滦南男子邸某与女子王英(化名)相亲当天，两人发生关系。之后邸某被警方逮捕，因强奸罪获刑3年；服刑期间，当事人宁肯不减刑，也坚持不认罪，于2021年刑满释放；今年10月10日，唐山市中院再审改判邸某无罪。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的公开数据，近年来刑事案件二审改判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针对“二审改判难”这一备受关注的现象，多位法律学者在10月8日的“蓟门决策”论坛上展开热议。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表示，改善刑事二审纠错难困境最关键的是始终坚持二审开庭审理，保证程序正义。

现状

改判率从2017年开始逐年下降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援引中国法律年鉴1987年～2021年间的公开数据，表示近年来刑事案件二审改判率降低。

1987年～2006年间，刑事二审改判率约为15%，发回重审率约为8%，二者相加为20%左右。

2006年～2016年间，刑事二审改判、发回率有一定波动。

2017年的二审改判率降至11.98%，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发回率则保持平稳。

总体来看，近年来二审改判比例下降。谈及刑事案件二审改判率下降，有学者认为，一审判决质量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不需要二审纠正。近年来基层法院法官认知水平不断提高，一审裁决的公正有所保证。

易延友结合自身办理的刑事个案分析，认为刑事案件进入二审，想要纠错的难度可能越来越大。

困境

二审普遍不开庭，程序正义难保障

在易延友看来，二审纠错难的首要原因是二审普遍不开庭，程序正义难以保障。辩护律师无法在庭审中对一审程序提出质疑，将错误呈现给合议庭，难以纠错。同时，基层法院法官业务水准不足、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二审是否改判或发回重审。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也表示，在错案追究制度下，一审法官判决案件时需要向上级请示。为避免错案发生，有时上级法院法官需要在一审时就提前了解案件情况。而地方政法机关的介入也可能会影响二审法院审判，导致纠错更难。

陈永生认为，将二审上诉率、改判率、发回率作为一审法官的考核指标，甚至直接作为扣分项，这种不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令公检法机关容易追求有罪、重罪裁决，从而导致二审纠错功能不足。

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讲师丁宇魁表示，部分法院认为较高的发改率会损害司法形象，这也导致二审难纠错。

建议

需加强一审、二审的程序正当性

强调司法公开如何切实发挥二审的再审、纠错作用？

易延友认为，加强一审程序的正当性，从源头上防止错案发生，是解决二审纠错难的最直接方式。二审要始终坚持开庭审理的原则，避免书面审理、有限复审。当二审作出发回重审的裁决时，应将案件发回至一审法院以外的基层法院进行重审，以维护司法公正。

陈永生表示，只要控辩双方共同认定存在争议，就应当开庭审理。二审普遍不开庭审理，不仅会影响法官审查案件事实的机能，还会严重损害程序正义，不利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丁宇魁认为，二审纠错难的可能解决方案是司法公开，具体表现为尽可能公开裁判文书、理由，利用视频庭审方式推广审判公开。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谢澍表示，二审开庭并不等于纠错。在业绩考核指标下，法院为在有限时间内降低发改率，易采取不开庭审理，二审纠错需要同时协调开庭率和发改率问题。落实以审判为中心，促进刑事一审的实质化更有利于整体纠错。

聚焦

“改判案子像做坏事似的”一味攀比低“改发率”困扰二审监督纠错

长期以来，各地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把案件的低发回重审率、改判率（简称“改发率”）作为评价法院、法官审理案件质量的重要指标。相关统计一定程度上可衡量法院审判工作质效，促使二审法院慎重改判、严格发回。但据业内人士反映，近年来受制于内部考核评价设计，有的地方法院为“改发率”提前人为设定目标值，过度追求超低“改发率”，导致“该改发的不改发”，削弱了监督纠错的作用。

一些地方法院陷入“改发率”竞争

全国人大代表张巧良和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主任郝纪勇等较为关注地方法院“改发率”相关问题。他们认为，案件“改发率”低，充分反映法院审判质量在提升，但超低“改发率”与一些地方法院管理不合理有关。

过度追求低“改发率”，甚至提出“零改发率”。不少地方将改发率作为评价法官审理案件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据某省高院“全省中级法院执法办案评价实施办法”，一审判决案件“改发率”及生效案件“改发率”虽然只占18分，却是“审判案件‘质’的核心评价指标”。东部某地中院官网去年发布的当地法院案件改发情况调研报告称，上诉案件“改发率”远高于省高院确定的低于10%的目标值，“审判质量指标并不理想”。

上海中问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志伟说，这说明一些地方法院确实存在“改发率”考核，也存在预设“改发率”的现象。郝纪勇说，一些地方法院为获得考核好评，提升工作成绩，专注“改发率”竞争，有的不顾实际，层层加码。个别县一级法院近年甚至提出“零改发率”的工作目标。

二审判前沟通，影响案件改发。记者了解到，对于疑难复杂案件或者批量案件等有较大概率影响“改发率”的案件，一审法院在判案前可能会向二审法院请示汇报。这就造成应该由一审法官独立裁判的案件，某种程度上变成由两级法官共同参与审理。

多名法官介绍，一审法院对改发意见有异议的，原则上二审法院需提交法庭员额法官会议或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改发案件要经过法院院长或者副院长批准。二审法官改发案件要层层通关、说服领导，其间可能受到责问和质疑，需承担巨大压力，这会降低二审法官改发问题案件的积极性。

过度追求低“改发率”，偏离初衷

受访法官、律师等认为，“改发率”考核的初衷是督促一审法官更慎重办案，但地方法院如果片面将“改发率”从统计指标变成“预设”指标，将产生不良影响。

业内人士表示，按照诉讼制度规定，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案件审理和裁判担负指导和监督职责，二审法院监督指导职责是案件裁判结果公平正当的审级保障。但在一些地方法院内部考核中，“改发率”不仅影响部门评价，还与法官绩效奖金挂钩，并作为法官评先评优、晋级晋职、岗位调整等工作的重要评价依据，这让一些二审法官改发案件时有所顾虑。

有受访员额法官表示，“改发率”不合格会影响收入和前途，“改判案子像做坏事似的”。各种苦衷之下，对一审判决“能维就维”成为二审法官的无奈之选。

淡化指标竞争，提高二审质效

评估案件审判质量，特别是法官个人的案件审判质量，不可简单套用“改发率”等量化指标，而要淡化“改发率”指标竞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郝纪勇、陈志伟等认为，各地法院不宜简单以“改发率”高低论英雄，不应盲目攀比降低“改发率”。要完善案件质量指标，科学设定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科学统计并分析“改发率”指标，建立诸如一审程序违法率、一审认识偏差率等不同评判维度，对一审无过失、一审过失、一审主观故意、一审恶性违法等不同情况加以区分处理。

文/余虹 刘嫚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