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是中国革命文学中创作生命最长、成就最大的作家之一，也是当代文学成就卓著的散文巨匠。2023年是孙犁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成果丰硕的文学大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于11月11日在逸夫会堂召开“孙犁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河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汕头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杂志社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文艺报》记者亦到场采访。会上各位学者围绕孙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就孙犁研究的焦点问题、最新成果等话题做了精彩发言。
上午9时会议正式开始，会议召集人杨联芬（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开幕式。她首先通过对参会嘉宾的介绍，回顾孙犁研究的历史及近年取得的重要成果，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共同推进孙犁研究向前发展。本次会议的与会者，除了现当代文学专业学者，还有一部分是孙犁生前故交，冉淮舟、王端阳、卫建民、段华等与孙犁有深入交往，收藏了大量珍贵史料。冉淮舟今年86岁高龄，是国内最早的孙犁研究者和文献整理者，孙犁若干著名文集，如《津门小集》《琴和箫》《风云初记》《孙犁文集》等，都有他的勾稽和编辑之功，孙犁致他的信也成为孙犁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史料，他致辞表达了对孙犁的深厚感情及对孙犁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期待。
会议共分四场。上午第一场主题为“文学史的反省与评估”，几位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孙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围绕“新京派”的命题，重审前些年他视孙犁为“新京派”作家的观点。“新京派”出于对极左思潮的反拨而疏离政治，但孙犁对书斋气和非功利主义保持着警惕，他的小说和散文包含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同时也与政治有着深刻的关联，呈现出现实感和多维空间；他杂取古人，笔力深厚而没有士大夫气。因此孙犁不属于“新京派”。
王彬彬（南京大学）从三方面总结了孙犁的文学遗产：一是对于语言的高度重视，字字句句精益求精；二是博览群书，有精深的学术修养；三是惊人的坦诚，如实地叙说自己平凡乃至卑微的情感与思想，体现出对人性的悲悯。这都是值得当下写作者学习的。
张均（中山大学）关注孙犁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白洋淀纪事》等早期小说中的人物是有着自身主体性的个体，是与历史互动的“人”，与大多数“十七年”文学不同，孙犁也因此被边缘化，重识孙犁对“政治”的多重理解是极为必要的。
阎庆生（陕西师范大学）援引黄秋耘等散文大家对孙犁的评价，称孙犁是“五四”以来的一位少见的散文大师。他总结了孙犁逝世后各界人士对他人品和文品的赞颂，并细致地梳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著对孙犁散文的评价，结合孙犁的其他作品，论析了孙犁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
本场主持兼评议人卫建民强调孙犁小说的语言极具辨识度，研究孙犁应该关注文本细节。
第二场主题为“前期小说新探”，几位学者分别以不同文本为对象讨论了孙犁的艺术风格。
贺仲明（暨南大学）认为孙犁抗战小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表现在伦理和审美两个层面，他始终坚持美善和真诚，回避血腥和死亡，他的家国情怀往往立足于日常生活、亲情伦理，其背后体现了儒家仁爱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战精神，对和平的热爱和对生命的尊重令他的小说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
熊权（中央民族大学）将孙犁放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视野之中，指出孙犁小说中的“风景”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学技巧，实际上包含着华北抗战的历史和自身主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孙犁的小说拓展了五四以来的个人主义文学观念，更具实践性和行动性。
卫建民就孙犁建国后第一部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的若干细节进行分析，认为孙犁在小说中探索了“进城”之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塑造了“小满儿”这个在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丰满立体的形象；小说运用了儿童的视角，包含了作家不评价、不议论的潜在意图。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以《铁木前传》为例探讨了现代文学中“童养媳”故事，与鲁迅、沈从文和萧红的“童养媳”故事相比，《铁木前传》书写了建国后处在复杂社会语境和乡村伦理中的女性。孙犁对小满儿不予以道德上的评价，这对我们当下“道德清洁化”的现状亦有警示意义。
本场主持兼评议人辜也平（福建师范大学）针对各位与会者的发言做出回应，并提出商榷意见。
第三场于下午14时开始，几位学者围绕“环境与作家心态”主题进行发言。
刘运峰（南开大学）以孙犁的《<贾平凹散文集>序》为中心讨论了孙犁的文学理念，孙犁对贾平凹散文的评论实际上是他的夫子自道，他借此表达了对于当时文坛追逐潮流、浮躁庸俗的失望，而坚持对文学的敬畏，主张朴实、真诚的文学。
袁洪权（贵州师范大学）将视点放在1946—1949年，比较《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的《地雷阵》两个选本的编选，透过孙犁在文学史上的“缺席”与出现，考察当时文艺界的权力分布与晋察冀文人的地位，以及孙犁对北京和上海文艺出版的不同态度和评价。
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围绕孙犁1954年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中的反常表现展开讨论，孙犁一生钟爱《红楼梦》却无奈受当时环境影响撰写批判文章，这其中存在诸多“裂隙”，如孙犁认同《红楼梦》的自传性质、使用笔名发文、解释自己并非红学专家等，显示了表态背后的隐情。
程桂婷（汕头大学）讨论抑郁症与孙犁创作姿态几次转变之间的关系，辨析了“抑郁症”与“神经衰弱”的不同社会文化含义，对孙犁在50年代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时代环境进行了分析，认为孙犁的抑郁症状态与时代氛围密切相关。
刘润涛（河北大学）认为孙犁对周作人散文存在“误读”，这与他自身的生命体验和知识体系有关，孙犁参加民族革命，文学审美观念深受左翼文化思潮影响，与周作人将文学视为“自己的园地”有异，但他基于政治选择对周作人的批评也难免落入“异向同构”的思维窠臼。
本场主持兼评议人高远东（北京大学）总结了几位学者的发言，并认为将孙犁置于荷花淀派有一定合理性。
第四场围绕孙犁研究相关的“材料、问题与方法”展开讨论。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以1952年《文艺报》上关于《荷花淀》的读者来信切入，来信学生以当时社会流行的评价标准批评孙犁矮化妇女，孙犁回信在反驳的同时流露出少许不快，此次通信事件虽小，但可看出以政治代替批评的风气渐兴。
宫立（山东大学）从孙犁研究的组织现状入手，提出几点意见，一是孙犁研究缺乏强有力的学术组织，二是相关文献有待整合，如编年体著作全集、研究资料丛书、手稿集等，三是提出一些有待展开的孙犁研究微观视角，如孙犁与当代作家的交游圈等。
王端阳回顾了王林与孙犁的交往往事、《王林日记》出版的曲折过程，结合文献材料与真实史事，呈现孙犁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另一面，提出应“敬畏历史，不惧大人”，做历史研究要注重细节，“一块历史的碎片可以压垮一座虚构的大厦”。他还向与会者介绍和展示了最新发现的孙犁、王林的文字，以及晋察冀抗战日记等史料。
段华讲述了自己三十余年来编写《孙犁年谱》的经历，并分享几点切身体会，一是写年谱必须熟悉作品，二是注重田野调查，三是多途径收集资料，四是尽量触摸到实体文献材料，五是在存疑问题上不能偏听偏信，六是《孙犁年谱》有删节，诸多问题尚有待展开，七是要从时代大背景和历史环境中考察问题。
苑英科（华北电力大学）谈了自己撰写《孙犁传》的经验感受，他追求将传统传记与心理传记融合的新方向，秉持“求真不讳”的历史精神，将传记视为作家的生命叙事与作品的深层结构，强调对孙犁人生中悬念性事件的处理，把握文学与时代、立身与立言、自卑与超越三个基本点。
本场主持兼评议人王秀涛（中国人民大学）就处理不同史料的原则和规范、史料挖掘和阐释的方法等话题进行总结延伸。
在最后的圆桌讨论环节，杨联芬指出孙犁作品中的“政治”，就是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圆桌讨论环节气氛热烈，并期待明年能够在晋察冀文学的主题下展开新的讨论。与会者纷纷表示，此次会议是专业研究与民间学术、文本阐释与史料共享的结合，是活的学术，将推动孙犁研究并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文/周昱均
图/董子琦、石雨倩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