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三月九日，王铎被起用为礼部尚书。是时王铎因故里孟津遭遇战火，于是在是年二月举家南下，漂泊流寓于苏杭一带，未及赴任，而明朝已经灭亡。是年五月三日，福王称监国于南京，创立南明政权。初七日，王铎与姜曰广共同被拜为东阁大学士。不过，当时王铎并不在南京，《明史·姜曰广传》：“及再推词臣，以王铎、陈子壮、黄道周名上，而首曰广。乃改曰广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铎并命，铎未至。”直到六月十三日，王铎方到达南京，面见弘光帝，入阁办事。

就任南明次辅，是王铎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也为他后半生那尴尬苦涩、骂名累累的人生悲剧拉开了序幕。当时的南明小朝廷波谲云诡，从一开始就潜藏着祸乱乃至失败的危机：福王的即位，本身就是以马士英为代表的武臣实力派为一己私利，大搞政治投机的产物，立朝以后，武臣势力和清流士人势同水火，“各执成心，日寻水火，文既与武不和，而文又与文不和”（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在清人武力窥伺的危险下仍然党争频仍、争斗不休。而王铎居然得以成为次辅，卷入这个政权的中心，更像是一场各种政治势力作用下演出的历史闹剧。

王铎自画像

当时，王铎只是一位中规中矩的普通官僚，人望并不算很高。谈迁《上冢宰张藐山先生书》云：“近闻道路之言，孟津未协人望。”他在南明朝廷的两大政治派系—武人实力派和清流派中，都毫无根基，能够得到东阁大学士的位置，纯粹是由于弘光帝本人出于私情而破格提拔：“张冢宰再推词林于卜，首姜詹事，次及铎，以上旧也。”（谈迁《枣林杂俎》）在洛阳城破，福王朱常洵被杀后，世子朱由崧避难孟津，王铎一家曾给予他倾力援助：“上之避敌孟津也，铎父子兄弟及爊皆尝在左右。上登极推旧恩，以铎为礼部尚书，入阁办事。”（《明四朝成仁录》）而且，王铎虽然并非上述两派中人，但与两派关系均尚可：他与身属清流的黄道周、钱谦益等，俱有往来，交情颇好，而和马士英的关系也不错，因而，弘光帝提拔他，武人与清流双方至少都可以接受。于是，身为一介平庸词臣的王铎，就这样在南明各方政治势力的角力中，近乎懵懵懂懂地被推上了东阁大学士的显赫高位。

对于这一从天而降的特大号“馅饼”，王铎的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他对于南明朝廷和曾与他有过一段因缘际会的弘光帝，寄予了相当高的希望，期盼弘光帝能够成为复兴明朝的中兴之主，而自己也能成为辅佐中兴的名臣：“明旦光赫，衾影烛临，诚欲雪先帝之血仇，恢数省之封疆，麟凤勿令铩羽，疮痍使得康身，协恭和衷，献馘行赏，天下复见二祖列宗土寓之旧。”（王铎《誓关帝文》）他对这一破格提拔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甚至指天誓日、祭告关帝，信誓旦旦地以历史上的名相庄严自誓：“每指其文集语诸同志曰：‘吾铮铮自树，则此集传；不则覆瓿耳。誓不学周、温辈，以贪奸贻唾也。’”（《南渡录》）“夫子其启翼铎，令铎为千古房、杜诸人，不令铎为章惇、王珪一途人。”（王铎《誓关帝文》）

不过，在兴奋之馀，王铎也很清楚，自己以不通政事、立朝又无根基的书生之身，在南明朝野内外危机重重的状态下入阁，必然会面临极为艰难的局面，所以他颇有些如履薄冰的心境：“误蒙圣主特达之知，俾参密勿之政，若在梦中，被此异宠，惊悚之神，自知不堪。夫兵食艰难之时，戈甲顿蓄，积小田畴，芜鼓噪多，强宼窥伺于外，此何等责任？”（王铎《奏为感激天恩恭陈谢悃事》）更重要的是，他畏惧乱世，对当时南明的政治也不乐观，认为自己并无扭转乾坤的力量，所以他非常担心在历史的漩涡中毁掉自己的清白名声，成为牺牲品：“臣恐不偿平生之志，有心无才，倔强终不谐世，臣惟有蚤为辞退，庶不至误兵农礼乐之治功，为天下苍生笑也。”（王铎《奏为三辞成命以全恬退事》）令人心酸的是，后来发生的事实，果然一如他所预计。

王铎在南明的宰辅生涯，既不像后世某些史书所说的与马士英、阮大铖辈狼狈为奸、作恶多端——“士英乃与王铎尽翻钦案，引匪人，逐正士，鬻官爵，隳边防，天下闻之，无不知其不能旦夕延矣”（《永历实录》），也不似张缙彦《觉斯先生家庙碑记》把他吹嘘成“股肱师保，借献同仇，相机辅导之力，毅然自任”的能臣良相。他在这个显赫的位置上，更多的是勉力称职乃至如坐针毡的艰难尴尬之状。他本是一介文士词臣，对官场事务并不热衷，也没有多少处理实际政务的经验：“铎本文士，处非其任。”（谈迁《枣林杂俎》）所以，虽然他拼命努力履行宰辅之责，却因能力实在有限，还是不免捉襟见肘的狼狈相。谈迁《枣林杂俎》：

张冢宰再推词林于卜，首姜詹事，次及铎，以上旧也。迁时对冢宰曰：“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馀，为宰相则不足，孟津是也。”冢宰然之。铎将入朝，冢宰书规以约束子弟家人，毋辄通宾客。铎过冢宰曰：“我毋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始直阁，适胶东、新建、贵阳并引疾，铎票拟颇中綮，如夺乌程（温体仁）赠谥，人亦称之。自以不习吏事，请益同官，已渐自讳处分舛误，贵阳侮之。法司奏大辟，辄除其罪。尝作奏，误书“皇下”，再被诘。胶东滨行，嘱以渐退，骇问其故，曰：“大臣道不行则去，毋俟人弹文也。”

即使是在内阁成员所必备的能力——票拟方面，王铎也颇有扞格乃至闹笑话之处。李清《三垣笔记》：

王辅铎工于诗，然票拟非长。拟旨或四字，止曰烦聒可厌。或单句，止曰入监者何其太多。何侍御纶疏陈文体，票有“鬼语四六，不雅不奇，一味汉人胡语”等句，皆笑柄也。

更令人难堪的是，由于王铎在南明政治格局中，没有任何背景靠山，他入阁以后，诸事极其小心恭谦，不得不时常戴着“乐易可亲”的人格面具，努力讨好所有的人。《三垣笔记》：“王辅铎初入阁，为誓文告关圣，守颇介。然其后稍稍易也。……与后进札，辄自称弟，为刘东平泽清作序，呼其母为老伯母，人谓谦而失体。”以宰相之尊，而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讨好军阀刘泽清，其屈辱辛酸，可想而知。

虽然王铎以词臣入阁，对政务并不娴熟，但他在南明从政的一年里，确是一有为之相。其政绩颇多，其中很有刚直敢言、风骨凛然的义行，也不乏以权谋私之举。王铎值得称道的政绩有：

为忠正之士挺身请命。王铎曾力谏禁革御史祁彪佳，“同官王铎言：吾辈志在报国，若苟且因循，害民误国，腕可断，此旨不可拟也”（《明季遗闻》）。并力推徐石麒接任吏部尚书，反对阉党杨维垣一系的张捷接任。

力主禁止厂卫弊政。就在王铎入阁办事仅仅两个月后，即有《揭为再恳圣意坚定勿立东厂事》。《明季遗闻》：“铎又疏言：国家新造，人心易涣，当以安静为主，厂卫应行禁止。不听。”甚至因争谏厂卫问题，几乎和高弘图一起乞休。

对弘光帝征敛民财、沉湎酒色等问题的直言进谏。甲申七月，高弘图就止催金花银、召唤史可法等事与弘光帝抗辩，王铎亦曾相助。且有《揭为国赋万不可再加急宜停止事》《揭为收令不可借贷事》《揭为用兵时急富官富士富户富民富商万万不可借贷事》等，皆切中时弊。其馀劝谏弘光帝不可大兴土木、不可沉湎酒色的疏文，还颇有不少。《用刑当慎饮酒当节圣心最宜敬谨事》：“若夫饮酒孔嘉，酒载于诰，沉湎生疾，阍寺抵隙以窃威福，惟饮之有节。卜夜烧炬，且梨园弟子鼓声夜冬冬，大非所以恸北都先帝之灵，而存哀悼之心也。”《揭为民饥不堪乞恩煮粥赈救事》：“闻太监争购扬州女以进，簪玳瑁，饰珠玑，作长夜饮，谁引皇上以宴安般乐之渐乎？臣恐精气日耗，政事日弛，非养皇上圣体之道也。”甚至是直言指斥弘光帝忘怀国仇家难，沉湎酒色，其言颇有胆识。

不过，王铎利用辅臣职权，也有不少借机营私的行为，最突出的就是大力照拂自己的河南同乡。他在任期间推荐了不少河南籍人士，若升李永茂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皆谓阁臣铎以同乡私之”（《南渡录》）。甚至不惜为此破坏常例，招惹物议。《三垣笔记》：“旧例，铨曹一缺，必用部属及推知之无议者。自武枢曹备以谪处旧令陪推，反蒙钦点，而此例遂破。同乡王辅铎始也。”

王铎在南明最受人诟病之举，莫过于他在“东宫案”问题上与马士英站在一起，宣布北来“太子”为假。乙酉（1645）正月，有少年自称崇祯太子，由北方逃亡到南京，此事在南明朝野引起轩然大波：“上御武英殿，命府部九卿科道及前东宫讲官中允刘正宗、李景濂、少詹事方拱乾等审视太子，问答多不符，大学士王铎叱为假。”（《南疆逸史》）王铎在此事件中的态度非常坚决，力主此“太子”为假冒。《爝火录》：“王铎前曰：‘千假万假总是一假，是我一人承认，不必再审。’叱送还狱。”次日“王铎再加质问，使之供吐姓名”。南京至有“若要太子强，擒贼先擒王”之谚。弘光帝遂执此“太子”下狱。这一事件让王铎在南明政权中骂名远扬，在弘光帝逃离南京后，王铎甚至还遭到不明真相的南京百姓围殴：“百姓千馀人，擒王铎至中城狱，令认太子，即群殴之，骂曰：‘若伪太子，辜先帝恩。’”

然而，如果排除掉某些本来就对福王即位不满、百般求证其“得位不正”的东林人士的偏见，仅从历史事实出发，就可以知道，王铎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中，完全是履行职责、实事求是。王铎本人的《奏为奸人假冒可恨大干法纪恳乞皇上乾断事》举出此人与太子相貌不合、不识讲官等种种情事，证实北来“太子”确系假冒。《南渡录》对此记载更详：“时诸讲官刘正宗、李景濂等皆言太子眉长于目，而北使兵部侍郎左懋第密疏至，亦言虏中有一太子，不知真伪。询之西宫袁妃，妃曰太子有虎牙，脚下有痣，至是验之无一合。继问讲读何所，则误指端敬殿为文华殿。问讲读先后，则误以先读为先讲。问讲读既完所写何字，则误以《孝经》为《诗》句。”以史实来看，这位北来“太子”，纯系假冒，学界已有公认。此人之所以在南明人望甚高，搅得朝野流言四起，只不过是迎合了时人不满弘光政权的心理：“先是太子之至也，都人皆喜，以为上未有子，且以为嗣。至是人情益惧。民间流言指马士英、王铎共谋戕害太子。”（《南疆逸史》）而后来的地方实力派左良玉借此兴兵，纯粹是借伪太子事件兴风作浪、争权夺利。王铎在《为伪太子与左师核文》中愤而直言：“若从将军之计，绌心拥戴为真太子，狡然兴兵犯阙，危社稷宗庙，蹈吴王濞、淮南王安故辙。奚必介介然拨尔遄怒，必欲付之棘木，使后世谓皇上与九卿科道大小臣，有杀先帝之子之名耶？”分析得一针见血。在“东宫案”中，王铎按实情处理，并未有半分藏私，却因南明政坛的种种混乱复杂状况，而成为牺牲品和替罪羊，实在是相当冤枉的。

与此同时，王铎与马士英的关系也日益恶化。其原因一方面是王铎过多地引进同乡私人，在请恤等问题上也向同乡私人倾斜，因而引起马士英不满。《三垣笔记》：“往例，阁中票拟，必请裁首辅，故鲜矛盾。马辅士英为首相，终不晓此制。如诸旧臣子孙纷请赠谥，王辅铎以为杜其荫则自绝，故多驳，乃士英又票允。”更重要的是，王铎虽不属武人实力派和清流士人这两大政治派系，但他一向是主张弥合双方矛盾，保护清流的。这就不免招致马士英的忌恨。甲申十二月的“妖僧大悲案”中，王铎即曾上书《奏为妖僧癫疯当诛速焚帖单诸谤书以绝滋蔓事》，急请诛妖僧大悲以绝后患，可见王铎是绝不欲将事情闹大，希望保护朝廷正人的。他还直言当时有人欲借此兴大狱迫害清流：“推其为此者，其设心不过欲借大逆不道之题，诬害夙仇，鼓兴大狱，钩连如东汉之党锢。”因此与马士英意见颇有龃龉：“辅臣士英未协此心，略有异议。”

王铎与马士英更直接的冲突，是在南明“从贼案”的审定上。乙酉正月，王铎曾对属于清流的刑部尚书解学龙施以援手，救援因“从贼案”论死的周钟等人，因而触怒了马士英。事见《明纪》：“学龙欲缓其死，谋之大学士王铎，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请停刑。铎即拟俞旨，褒以详慎平允，士英闻之大怒，然事已无及。”

对于北来众臣“从贼案”的处理，王铎一向比较宽容。其原因一方面是他自己的私心考虑，他与不少“从贼”官员，都有较密切的关系，张缙彦就是其中一例。《明季甲乙汇编》：“十月初五日己未，降贼故尚书张缙彦自言在河北收义勇，诛伪官，大学士王铎保之，命以原官总兵北直、山西、河南军务。”另一方面，他也委实不愿因此在南明朝野再兴政治波澜，引发不稳定因素，“朝堂之上，日纷日扰，举朝谁不自危自惧，鹿骇鱼讶，不东蹈海，必北走燕，西投寇，一折而入虎豹之窟。大乱煽炽，先朝贻凶，人民心解，不可为炯鉴乎”（王铎《奏为行仁先及缙绅事》）。且马士英一干人借此兴大狱迫害清流，更引起他的警觉与反感。《用刑当慎饮酒当节圣心最宜敬谨事》：“近日狱中不尽出于公道，私仇旧恨，巧文之以新事。”在这一问题上，王铎彻底得罪了马士英，“臣昧拙冒死，知无不言，首辅马士英不同此议”（王铎《奏为行仁先及缙绅事》），因而遭到他公开的打击报复，“臣数救武愫、周钟等，繇是兴谤逐臣，凶锋阴布，更欲杀臣”（王铎《用刑当慎饮酒当节圣心最宜敬谨事》）。

由于与马士英的矛盾龃龉，王铎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时常生出告归之念。早在甲申十二月大悲下镇抚司狱之后不久，“寻大学士王铎疏请视师江北，以复国仇，不许”（《小腆纪年附考》）。在票拟“从逆”事件后，王铎更是频频遭到攻击指摘，“至是以票拟从逆为公疏指摘，御史刘光斗又昌言攻之，不得已一日三往见，兼调停于内，疏方留中”（《南渡录》）。此后，他连续六上疏文，请求告归，在《奏为急求罢斥以谢浮议事》中，他凄然叹息：“惜夫臣之孤弱无侣，皇上知之；臣之拙笨忍诟，臣独知之。……如平日有爪牙角距，素性猛鸷毒狠，方且畏惧逡巡，噤口而不言，且蝇附佝偻之不暇，何至下逐客令，别为拥戴，以臣为奇货，以弹文为买契阁中，奕棋然哉？”在他遭受排挤的背后，实在不难看到马士英的影子。

〔明〕王铎草书临王羲之帖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受人欺压、忍无可忍的状态下，本系一介书生的王铎，也不得不勉力反击。他曾上《揭为吏兵二部用人不可先白于首辅急当列名蚤进皇上以凭宸断事》，直指马士英身为首辅，把持朝政用人之权，且大肆收受贿赂：“今吏部尚书张捷、兵部司官某等，凡有员缺，先夜入首辅某宅，高下取舍，惟首辅意中。……专用私人，惟图金宝，市人皆羞言之。”乙酉四月十四日，弘光帝召对王铎等五人，王铎请领兵视师江上遏左良玉，马士英不肯。十六日又上疏请求，直指马士英隐瞒敌情、邀宠误国，因此事与马士英矛盾日趋激化。《为江上防兵最急疏》：“本月十四日，皇上召对臣等五人，臣已上疏请领兵视师上江，以遏左兵重敌，士英不肯谢此兵柄，迟之，又二日矣。臣知其虚为报捷以欺皇上，左右又相翼蔽。……臣察得金山一带西至龙潭，兵不满七百，枢臣饰以为数十万，此何时，尚以此固宠诳君欤！士伍单稀转糗不继，枢臣昼夜以兵环卫其私宅，控弦被铠，厢房书室中，暗为衷甲，意欲何为？……臣数请视师不行，必有权奸内谮者，共误国家，不可恸哭乎？”然当时南明小朝廷已处于灭亡边缘，王铎的请求自然也未获准许。

总体来讲，王铎在南明政权的东阁大学士生涯，虽尴尬勉强之处颇多，但尚属一中规中矩的正派官僚。他政治经验短浅，处理政务能力也较有限，却也是尽力在任上有所作为。而他与南明权臣马士英集团的关系，也并不如何融洽。因其降清失节之故，后世史书多指摘其在南明时依附马阮、献媚取容，这些是并不符合史实的。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10期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