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 年，中西书局出版的“六〇学人文丛”，收录拙著《社会历史与人文地理：王振忠自选集》。当时，我在自序文末写道：

……光阴荏苒，转眼已知天命，或许应当对既往的学术研究多所反思，以便重新出发，在这个功夫多在学问之外的年代依旧摒弃杂念，“进取不忘其初”，做些自觉有趣、也更为重要的学术探索。

从那时起，流光渐过，转瞬之间又历经了六七个寒暑……梳理这六七年来的工作，或许可以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看得更为清楚 一些：从史料出发搜集、整理和研究，这充满挑战与乐趣的三部曲，是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而寒来暑往去到田野乡间的访谈、寻觅，则让历史的图像与现实之场景沟通相连，带来种种史学研 究者的鲜活体验。

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是文献史料。我一直认为：徽州遗存有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其学术价值为同时代其他任何区域的民间文献所难以比肩。自从 1998 年我在皖南意外发现大批徽州文书之后，收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文献，便成了个人学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在我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徽州文书之再度大规模发现，各类稿本、抄本及散件已由此前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珍稀文献，一变而为明清史研究者案头常备的一般史料。不过，在这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作尚待展开。在那部自选集出版前后，我即着手主持编纂《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编纂这样一套资料丛书，是本人长久以来的夙愿。经过多年的努力，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30 册于 2018 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该丛书在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中，收录日记、商书、杂录、书信尺牍、诉讼案卷、宗教科仪、日用类书和启蒙读物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首度向学界披露的珍稀文献，对于明清以来中国商业史、社会史、法制史、历史地理以及传统文化与遗产保护研究等方面，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迄至今日，已被发现的徽州文书总量多达百万件（册），其 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持续时间长久。第一手新史料之收集、整理，始终是推进学术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2017 年以前，我曾 出版过《水岚村纪事：1949 年 》《（新 发现的徽商小说） 我之小 史》等。前者透过“站在历史和地理边缘”的一个山村少年的经 历，展示了徽州地域文化之传承与嬗变，亦折射出 1949 年前后 的风云变幻，为学界提供了了解徽州乃至传统中国基层民众日常生活情节的珍贵史料。后者原系来自民间未刊的两种珍稀稿本，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部由徽商撰写、自叙家世的章回体自传，类 似于此长达 40 余年、 多达 20 余万字的连续记录， 是民间文献 的一次重要发现，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 价值，是当年徽州新史料发掘过程中最令人振奋的重要收获之一。此外，我对徽州日记、排日账和民间日用类书等的整理和研究，亦受到学界同行较多的关注。《明清以来徽州日记的整理与研 究》一书，共整理了16 部徽州日记，并从宏大历史事件的微观记录、社会实态之生动叙事、城乡景观和风俗民情的展现以及徽人性 格特征的形象揭示等诸多侧面，阐述了徽州日记的学术价值。该书 于 2012 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后收入“徽学文库”，于2020 年底出版。《晚清一个徽州市镇的商业与社会生活——〈新 旧碎锦杂录〉校订本二种之整理研究》一书，则聚焦于新安江畔 一个市镇的日用类书，并加以较为细致的整理和研究。该成果此前已提交中西书局，将于近期出版。这些当然还只是一个开端，我希望将来能形成“民间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系列，在今后数年乃至十数年内持续出版，为学界奉献一批第一手的新史料，多角度地展示鲜活的民间日常生活。

（二）

对徽州文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是徽学研究的基础工程， 而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则有助于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中国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入。

2018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江南文化研究丛书”。 根据总体规划，该丛书重在呈现构筑江南文化的内在因素，提炼 江南文化之精神品质，希望推进学术研究系统、深入的发展，并 为长三角社会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为此，我整理、出 版了《从徽州到江南：明清徽商与区域社会研究》一书。该书将 皖南徽州与太湖流域的“江南”相对而言，较为深入、细致地探 讨了“闭关时代三大商”——活跃在江南的典当、盐业、木业中的徽商，以及贸贩取赢的布商、徽馆业商等，并分析了徽人之居廛列肆对塑造江南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全书在总体宏观把握的背景下，做了多侧面微观实证的具体研究。

与此差相同时，应商务印书馆之邀，旧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 新发现的16至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 一书，于2020 年被收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根据丛书的“出版说明”，这一套辑要“主要收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兼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名著，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和文艺理论等众多学科。丛书选目遵循优中选精的原则，所收须为立意高远、见解独到，在相关 学科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专著或论文集；须经历时间的积淀，具有定评，且侧重于首次出版十年以上的著作；须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并至今仍富于生命力”。当然，丛书主旨之悬鹄高远，主要是揄扬同一丛书内的卓越鸿才之作，而对拙著而言想来系属过邀奖誉。不过，《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最早出版于 2002年，于 2020 年得以修订再版，本人实深感荣幸！该书是“徽学”研究领域第一部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利用新发现的一手文书史料 研究明清社会文化的学术专著。在我看来，自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散落民间的徽州文书面临着一个“再发现”的过程。除 了文书实物的收集之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再发现”，是指对文书研究内涵多角度的重新认识——也就是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人们将从狭义文书（即契约）的研究转向全方位民间文书、 文献的探讨，这一“再发现”，将赋予徽州文书以更为丰富的内涵，它大大拓展了“徽学”乃至明清史研究的领域，多侧面展示 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丰富内涵。

2018 年，应复旦大学出版社之邀，我编选了《徽学研究十 讲》。这册翌年出版的小书，被列入“名家专题精讲”丛书，所 收录的十篇文章中，有多篇皆是从更为广阔的历史文献学视野中关注各类徽州文书，反映了近二十多年来我在“徽学”研究领域一些较为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此外，我还应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翟屯建研究员之邀，撰写了《新安江流域城镇》一书，作为“新安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另应安徽师范大学王世华教授之约，编选个人文集《明清时期徽商与区域社会史研究》，忝列“当代徽学名家学术文库”。上述二书，将于近期出版。

在出版个人专著和选集的同时，我还主编（或合作主编）了 一些研究系列，与国内外同行积极开展学术合作与交流，以期推 进“徽学”与明清以来中国史研究的深入。2016 年，我与安徽师 范大学刘道胜教授商议，于翌年共同发起“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 究”学术研讨会。在我们的倡议和坚持下，从 2017 年开始迄今， 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三校合作，连续轮流举办过六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第七届将于今年 9 月在屯溪召开）。在过去的数年间，每年一度国内外同行皆济济 一堂，相互切磋，“见识新史料，交流新见解，讨论新问题”，此 一主旨，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以此为题的论文集，每辑皆收录 二十篇上下的学术论文，资料、观点皆颇多新见，迄今已连续出 版了 4 辑（第 5 辑近期即刊，第 6 辑则正在编辑）。如今，无论 是此一会议还是会后出版的论文集，皆已成为“徽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学术品牌，在学界有较好的反响。

十多年前，我应法国学者劳格文教授（John Lagerwey）之邀，与他在徽州合作调查，多年间辗转奔走于山蹊野径，寻访故老通人，步履所及，音声所至，搜集了不少文献与口碑，并次第纂辑，于 2011—2016 年共同主编、出版了《徽州传统社会丛 书》5 种 6 册。该套丛书旨在以田野调查所获之口碑资料和地方 文献，客观描述 1949 年以前徽州的传统经济、民俗与宗教，为人们提供一个地区较为完整的社会生活实录，“此类来自民间抢 救性的调查报告，随着现代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冲击以及乡土文化的日渐瓦解，其学术价值将日益凸显”。

此外， 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和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支持下， 我还与荷兰莱顿大学荣休教授包乐史（Leonard Blussé）等合作，在上海和莱顿、鹿特丹等地先后筹办 了两届“莱茵河与长江历史文化比较研讨会 ”（River Societies： Old Problems，New Solutions：A Comparative Reflection about the Rhine and the Yangzi Rivers）。2017 年的深秋和 2019 年的初夏，浦江之滨，莱茵河畔，中外同好聚会切磋，这些学术对话的成果，最终也以专题论文集的形式呈现，为中外学术交流留下了两份历史纪录。

（三）

除了历史地理、明清以来中国史研究之外，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研究，也是我着力探索的另一个学术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有一些机会陆续前往日本、美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学术交流，研学之余，也用心收集了不少珍贵的域外文献。2011 年，在 东京大学召开的“世界史 / 全球史语境中的区域史：文化史的专题 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曾发表《东亚视域中的中国区域社会研究》，就区域社会史与域外文献研究的方法及其转向作了较为 系统的阐述，指出：以区域视角重新透视域外文献，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原而为具体人群之间的交往，这是将事件和人物放回到历史情境中的一种方法，这将促成传统的中外关系史从政治史、贸易史以及广义的文化史转向社会史的研究。此文后作为前言，冠诸 2015 年出版的《袖中东海一编开：域外文献与清代 社会史研究论稿》一书的卷首。该文的日译版，后亦收入羽田正教 授主编的《グロ—バルヒストリ—と東アジア史》（东京大学出版 会，2016 年版）。“客自长崎岙畔来，袖中东海一编开”，典出吟咏 徽商汪鹏所著《袖海编》的这部同名论著，借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在朝鲜燕行录、日本唐通事、琉球官话课本、美国传教士方言文献等方面，都有一些较具前沿性的新探讨，特别是利用了历史学界以往较少关注的语言学资料展开重点分析。有鉴于此，我还标点、整理了唐通事文献三种，作为书末附录，希望藉此能推进国内相关研究的深入。

在上述专著出版之后，我在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研究方面仍有一些新的探索。所撰《琉球汉文文献与中国社会研究》，通过对当年新近出版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提供的新史料之研究，指出：独具特色的琉球官话课本，不仅是方言研究的珍贵资料，而且对于明清时代中国城市生活史的研究，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就目前所见的诸多官话课本来看，早期琉球官话课本的区域特色尚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琉球人在福州活动的日益频 繁，清代官话课本中“福语”的色彩愈益显著。此文曾于 2016 年5 月在东京召开的第 61 回东方学者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后由鹿岛大学琉球研究专家高津孝教授推荐，被遴选翻译成英文，刊载于日本东方学会《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第 61 册。

2004—2014 年， 我受邀先后参加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渡边浩一教授主持的国际合作项目“历史档案的多国比较研究”“9—19世紀文書資料の多元的複眼的比較研究”，与一些海外学者合作，比较研究东亚（中国、日本、韩国）、伊斯兰世界以及欧洲各国的历史档案。其间，曾担任该馆档案研究系古文书比较研究项目的海外合作教授，先后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安卡拉，法国巴黎、普罗旺斯、斯特拉斯堡，日本东京、镰仓， 韩 国首尔等地参与学术交流，也曾在上海牵头组织过两次相关的学术研讨会。2015年至2019 年疫情之前，我又应邀参加法国国家科学中心吉普鲁（François Gipouloux） 教授主持的“Eurasia Trajeco-GECEM”项目组织的国际会议，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葡萄牙里斯本、法国巴黎、西班牙塞维利亚和以色列耶路撒冷 等地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与此同时，还多次受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博士、华澜（Alain Arrault）教授之邀赴法国远东学院访问、开会交流。这些场合在彼此的观点成果交流之余，也有了更多接触、阅读和收集域外汉籍的机会。

2017 年，我在法兰西学院图书馆意外发现《燕行事例》抄本1册，该书颇为细致地记录了清代朝鲜使者的燕行惯例，对于时下方兴未艾的《燕行录》研究以及东北亚国际交流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该书系由19 世纪朝鲜著名诗人李尚迪编定，对于研究李氏的燕行译官生涯，提供了一份未为人知的新史料。类似于此的收获还有相当不少，让人颇多惊喜之感，这 真是史学研究者的赏心乐事！

这些对域外文献的关注，较大地扩充了东亚海域史研究的史料来源，以此为契机，在东亚视域中将各类原本看似孤立的现象加以系统分析，也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2017 年，我曾利用日本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庋藏的珍稀文献，由个案入手，对中日贸易中徽州海商之衰落过程作了新的细致探讨。所发 表的《19 世纪中后期的长崎贸易与徽州海商之衰落——以日本收藏的程稼堂相关文书为中心》一文，从东亚海域史的宏观视野，借鉴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方法，纠正了此前的一些谬说，在一些方面较前人研究多所推进。

域外文献除了在海外实地收集之外，利用互联网之便利，有时亦能找到颇为有趣的资料。 例如，《琼浦闲谈》 就是我利用 “Japan Search”搜索引擎偶然收集到的一份珍稀文献。该书原藏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是一册迄今尚未受到学界关注的珍稀抄本。根据笔者的研究，《琼浦闲谈》所述具有特别的史料价值， 它为我们追寻长崎诹访神事的渊源，以及“九使”信仰由中国原 乡福清之荒洞蟒神演变而为东亚海域史上舍生取义的神明之轨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以此为核心史料溯流寻源，志其梗概，东亚海域跨文化风俗传播的复杂性与丰富内涵遂得以充分揭示。

（四）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在撰写纯学术论文之外，我还发表过一些随笔。1996 年，“书趣文丛”第 4 辑，收录我的第一部学术随笔《斜晖脉脉水悠悠》。1998 年，应《读书》月刊编辑赵丽雅（扬之水）之邀，我在该刊上开设了“日出而作”专栏，此后每 年或多或少皆有文章刊发，迄今已达二十五年之久。其间也曾结 集为同名文集，列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书系”。2020 年，《读书》编辑部的卫纯编辑邀我结集出版《山里山外》一书，收入三联书店的“读书文丛”。该书所收文字，皆是与徽州相关的学术随笔。“山里”是指新安山水之乡的“小徽州”，而“山外”则指“大徽州”——亦即徽商广泛活动的江南 乃至全国甚或东亚海域世界。我在该书序文中写道：“我们时刻关注着‘山外’世界，聚焦于‘山里’的一府六县；希冀伫立于黄山白岳的田野乡间，更好地理解‘山外’中国的大世界。”的确，数十年来我们特别关注徽州，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自然山水，丰富的地表人文遗存，更有着独一无二的徽州文书。以徽州 文献为中心的研究，绝不仅仅局限于对徽州地方史的考察，而是希望充分利用当地层出叠现的民间文献，透过具体而微的细致探索，更为生动、深入地诠释中国的大历史。也正因为如此，“徽学”研究的学术视野，绝不应局限于皖南一隅，而是要将之放在 明清中国乃至近世东亚海域世界的视野中去观察、去研究。2021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论衡”系列，收录了我的《从黄山白岳 到东亚海域：明清江南文化与域外世界》一书，书中除了探讨明 清时代徽州及江南社会的文化现象，也有不少篇什涉及对域外世界的状摹与追寻。之所以取名为“从黄山白岳到东亚海域”，是因为三十多年来我个人的学术探索，是以“徽学”为起点，逐渐 延伸至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的研究。“在我看来，历史上的繁 华废兴若山情水态，遥望千山竞秀，静听百鸟争鸣。吾辈远引旁搜，质疑求是，既需近观细思，又要遥瞻远眺。既要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瞻顾中外，还应当溯流寻源，聚焦于水云深处的黄山白岳，较近距离地细致考察江南的那一域旷野沃壤”。这些随笔的撰写，虽不能像纯学术论文那样逐一详注，但自信每篇小文皆有新见史料作为支撑，亦属率循有自。

从 2016 年起意编辑自选集到现在，转瞬之间已是寒暑迭更。回头看看这些年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徽州文书与明清以来中国史的研究，二是民间文献与历史地理研究，三是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的研究。从论著的内容来看，经由实地考察，抢救散落田野的各类文献，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收 集做起，到研究论文、专著的撰写，再到撰写散文、随笔向知识界的普及。在这些研究成果形成的过程中，既有于蠹鱼尘网间淘漉辨识的辛苦，也有多方资料研读中豁然开朗的喜悦，还有进而构思动笔、与人分享的急切……关于学术随笔之写作，2017 年我的自选集出版后，《学术月刊》曾刊出一篇《社会历史与人文地理——王振忠教授访谈》，在那篇专访中我曾提到：“……史料 绝不是冷冰冰的一堆文字，熟练驾驭史料的历史学者，可以透过 不少看似枯燥的资料，理解乡土中国的人事沧桑，认识传统时代的浮云变幻。通过仔细阅读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尽最大程度地感 受当事人的心曲隐微和感物叹时，这常会给研究者带来诸多的感 动，而后者则可以透过轻松的笔调和独特的写法，将历史学前沿 成果转化而为知识界的常识，从而将这份感动传达给普通读者， 这也是作为历史学者的一种社会责任。”我一直认为，作为历史 学者，我们有责任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美传达给世人。在这方面，希望能有独特的表述方式，叙事写情，意到笔随，将读书与行走之间的感悟，在更大范围内传达给知识界的广大读者。

（五）

此次出版的学术著作系列，最早收入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初刊于 1996 年，该书将制度史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徽商与区域研究的专著，曾收入“三联•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第三辑， 并于2014 年再版；《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一 书，于 2010 年获选收入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而《从徽州到江南：明清徽商与区域社会研究》则如前所述，收入“江南文化研究丛书”。上述诸书先后皆蒙学界耆宿之考语奖荐，内心颇为感激。除此之外，目前所见者还有一部新的文集《区域社会史脉络中的徽州文书研究》，其中收录了本人最新的学术成 果。除了书中各章节实证性的探索之外，该书前言还逐一讨论了 来自旧书市场的文书之学术价值、文书的“归户性”与“史料环境”、民间文献研究中历史学者的角色等问题，条分缕析，回应 了近年来滋蔓不休的一些质疑与误解，特别强调徽州“史料环境”之独特性与重要性。此一讨论澄泾辨渭，或许有助于今后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民间历史文献之收集、整理与研究。

上述四部专著述旧增新，成书先后历时近三十年，皆聚焦于这些年来着力最深的徽州区域研究，从一般传世文献的利用到田野新见的一手文书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反映了近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的发展走向。

时当大暑，追述往迹，不禁惭感交集。迄今为止，本人出版过论著十数种，受学力所限，这些小书恐难言高深。不过，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当随缘自适、花开果结，而不应奔命于各类考核之匆促应对。我自 1982 年考入复旦大学，仰止心向于前辈斯文，芸窗十年苦读，将勤补拙。毕业留校后，逐渐于学术稍识径途，读书学问，略窥斑豹，一向颇多自得其乐。而今光阴瞬息岁月如流，将部分新著、旧作陆续结集、修订，既是对个人既往学术研究的一个小结，亦便于藉此求教于学界同好师友。

烦言絮嘱，敬书缘起。不忘所自，是为了看清前行的方向，以便更好地再出发……

癸卯盛夏于新江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