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新中国首届“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这次展览的成功得益于筹备的认真——1953年，文化部组织进行了全国民间工艺美术普查与展品收集整理，在9000余件作品中选择近3000件入展。展期结束后，展品并没有退归原单位，将一部分拨给了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助力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随着院系调整，这些作品成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也成了“致敬1953：馆藏‘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作品选粹”展览的基础。

“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展”纪念章  张光宇设计

此次展览选取的170余件套作品，包含陶瓷、漆器、织绣印染、金属工艺、编织、雕塑、年画、玩具等门类；加之展览说明书、明信片、纪念章及张光宇的设计图、图书文献和研究图表等，共计约200件套。

实用的艺术

本次展览首先对1953年的展览进行了回顾。除了工艺美术作品外，还有张光宇设计的由三朵不同样式荷花构成的极富民族色彩的展览纪念章和展览说明等相关材料。这种回顾又不局限于1953年那次展览本身，而是兼及20世纪50年代工艺美术的普查、研究和出版，可以看出当时国家对工艺美术的高度重视。这一方面是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另一方面又显然有非常现实的考虑。这体现在展出的一组图表中——1952年至1957年工艺美术行业从业人数，以及产值、出口、换汇情况。1957年，全国工艺美术行业产值近1.9亿元，换汇2400万美元，在困难的情况下为国家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1953年那次展览及普查，目的之一是摸清底数，促进工艺美术的生产、创汇。

金漆彩绘提盒   福建  1927年

本次“致敬1953”延续当年展览的风格，展出了很多具有实用性的工艺美术作品。工艺美术品从来都是工艺和美术并重，很大一部分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有的品类虽成为陈设器，也往往经历了实用器阶段。工艺美术特点之一是大都需要分工协作，以作坊形式存在，瓷器、玉器、漆器、景泰蓝等概莫能外。因此，在现代之前，我们能知道姓名的工艺美术大师十分有限，也只朱三松、陆子冈、卢葵生、龚春、石叟等。众多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大多不知出自何人之手。

20世纪初，随着时代变化，工艺美术品作坊也在发生变化， “江西瓷业公司”在晚清出现，随之又出现了现代工艺美术教育——民国初年张謇、沈寿在南通创设南通女红传习所。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匠人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成立工艺美术品厂。而在学院教育中，中央美术学院设立了实用美术系，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

本次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景德镇作坊孙荣记、程协盛的制品，以及20世纪50年代福州脱胎漆器公司的漆盘和北京特种工艺公司的景泰蓝制品。

青瓷白菜图盘  孙荣记造

一批织绣印染作品尤为难得，如山东烟台出品的网扣窗帘。网扣本是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流行的编织方式，由传教士带入中国，又创造出新的纹样特点。北京的挑花方巾在上世纪40年代就出口海外；浙江温州的挑花台布，纹样是西方的，适用的也是欧式方桌。可以想见这些织绣作品和景泰蓝、漆器等一起漂洋过海，传递着中华文化，完成它们的使命。

变化的艺术

纵观20世纪上半叶的工艺美术作品，可以看出作品的功能、题材、审美，始终随时代的需求而变化。其中，人物题材的作品对社会变化的反应速度最快，花鸟等吉祥寓意图案不易变化，单纯的几何纹样、花纹变化最缓慢。

“福禄寿喜”挑花围嘴

虽然“名刺”古已有之，展览中的晚清刺绣名片盒的尺寸，能盛放的已不是传统颀长的名刺，而是现代通行尺寸的名片了。一件1949年云南建水生产的“紫陶填刻书法烟灰缸”为卷烟而设计，与现代同类产品全无二致。至于竹笸箩、月饼模子、文人案头的插屏和印盒，存在了不知多少年，只要有需求就依旧会生产。

在样式不断变化的同时，工艺美术品表现的题材也还是在应时而变。其中一组杨柳青年画作品尤为典型。在一众晚清戏曲故事、美人闺怨的作品中，出现了一幅1902年的《北京百姓抢当铺》，所描绘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后，底层市民迫于生计的一次行动。这幅画作题材紧跟时事，也可以想见购买、张贴它的顾客心中所想。再看20世纪50年代杨柳青画店印制的年画，放风筝、琴棋书画的仕女已经变成了《荷塘鱼跃》《金粟碧波》中从事渔业劳动的女性形象。

年画《北京百姓抢当铺》 天津杨柳青

云南建水出品的紫陶花瓶、印盒上装饰的“残帖”图案，继承了书画中的八破图、锦灰堆——将许多残破的古物、绘画、碑帖图案集合在一起，成为一幅图画。这种题材在晚清、民国初年开始流行，亦有曲折反映山河破碎之意。

建水紫陶刻填残帖长颈瓶 向逢春

展览中的陶瓷雕塑作品，既有福建德化瓷传统的观音、麻姑，又有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石湾烧制的志愿军陶塑，景德镇烧制的列宁、斯大林瓷塑。

传承的艺术

相比题材的变化，审美和表现手法的革新更难。前文提到的建水烟灰缸，虽是西式，题词仍然是“吉祥如意”“吟风弄月”。江西美术工作室曾龙升的瓷塑作品“牧童牛上比英雄”，前景为一牧童背斗笠骑于牛背之上抬手回望，后景塑山石，石上题诗一首，“太阳出来满天红，牧童牛上比英雄。老幼互相忙生产，要为祖国立大功。”所表达的促进生产的主题时代性鲜明，但从人物形象塑造、构图上，与清代竹雕名家吴之璠“村竖牧牛”笔筒上的牧童骑在牛背上伸手去够被风吹走的斗笠，有诸多共同之处。唐山出品的“劳动生产”褥面，虽然有“女纺织家存千尺布，男耕田仓有万石粮”字样，仍旧是传统囍字、花篮等吉祥图案。杨柳青儿童题材的年画《五子爱清洁》也还是传统年画《五子闹学》的变体。

“劳动生产”双喜蓝印花布褥面  河北唐山

直到工艺美术家庞薰琹、雷圭元、常沙娜等从更古老的战汉纹饰、敦煌壁画中寻求灵感，工艺美术开始在明清传统之外，出现另一条中国风格的新路。在本次展览中由常沙娜等设计的几件景泰蓝盘，是这种取向的代表。

20世纪90年代之后，许多工艺美术品类不再是重要的外贸换汇商品，因而开始沉寂。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非遗保护，有的品类再次受到关注。其方向无外乎两种：一是复古作品备受欢迎，失传的品种不断被挖掘复原；一是努力变化题材，表现手法适应当下审美，如核雕这个小品类，雕刻的形象从罗汉发展到动漫人物。由是工艺美术越来越文玩化、收藏化，其实用功能被工业制品取代。如今关于工艺美术的展览，也大多展示技艺复杂之神乎其技，材料贵重之举世无匹，件件都是重器。时代发展，工艺美术随之变化，亦是必然。而通过这次展览，我们能看到工艺美术曾经的样貌，对全面理解、认识工艺美术及其发展极为有益。

文｜辛酉生

图片来源｜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编辑/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