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兆敦
著名电影教育家、电影艺术家，原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
祖籍广东开平，1938年11月出生于香港。中国电影界前辈司徒慧敏的长子。
1959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64年留校任教。
他担任过班主任的导演系78级本科班，后来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重镇；其担任主任教员的84导演干部进修班、98级本科班，亦名导辈出。
40余年教学生涯中，他先后开设电影剧作、视听语言、导演创作、影片分析、剪辑、广告、纪录片创作等多门专业课程。其中推动、开启北电剪辑专业教育，致力导演系纪录片专业建设等，更是具开创性的工作。
由于父亲的关系，从影之初他就与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相识。八十年代中期之后，他的创作兴趣逐渐转至纪录片方向，同时积极推动中国纪录片创作发展。他认为中国应有自己的“纪录片运动”：“电影专业的教学应从纪录片开始，因为只有了解现实生活和了解人，才能上升到艺术的层次。”他被年轻电影人誉为“纪录片教父”,虽然他自己明确反对这个说法。
他教学生“爱生活、爱人，才能学好艺术”。“我的门二十四小时为你们开着！”学生们都记得他说过的话。
8月31日，司徒兆敦病逝于北京，终年85岁。
“54小时口述历史，我听到了老师的一生”
◎杨秋濛（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司徒兆敦先生口述史采访人）
有幸认识司徒兆敦先生是在2017年的冬天。
北京的冬天很冷，司徒兆敦先生远远走过来，穿着驼色的呢子大衣，头戴深灰色贝雷帽，系了一条缎面方巾。在我的第一印象里，先生特别有绅士风度。
司徒兆敦先生是我在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同事——田苗的老师。2003年，田苗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曾跟随先生学习。也因为这个关系，我便跟着田苗一起称先生为“司徒老师”。
当天司徒老师邀请我们去北京电影学院的留学生餐厅用晚餐。两瓶啤酒下肚，老师便开始给我们讲述了很多他的故事和经历，有些听起来“惊心动魄”。
学者口述史一直是国图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工作方向；老师生于香港，2003年又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恰巧我在香港上过学，学的也是传媒管理方向；司徒老师是中国电影界重要的教育家，桃李满天下。故在拜访老师之前，我就跟田苗提出过想给司徒老师做口述史的想法。
在饭桌上跟司徒老师一提，没想到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那时我刚入职3年，这是我第一位重要的采访对象，我真的太荣幸了。
时隔不到一年，经历了前后十次的拜访、相处，2018年2月，我在忐忑不安中，在摄像机的见证下，在国家图书馆开始了对司徒老师第一次口述史访问。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其实是采访人和受访人共同经历的一段时光，在每一次提问，每一次回答的互动中，一起沉浸在那段尘封历史与过往生活的回忆里。
司徒老师给我讲小时候在香港学士台爬树淘气的故事，战争时期在家门口给父亲司徒慧敏放哨的经历；给我讲101中学干部子弟学校培养保密意识、19中学校朴素劳动的故事；给我讲最感谢北影的恩师田风老师，给我讲和化夷师母的甜蜜爱情；给我讲第一次出国拍摄纪录片的见闻趣事，给我讲入狱五年坐过死刑牢房的内心感悟；给我讲第五代导演的成功是时代的产物，给我讲他从故事片转型至纪录片的创作心路，还给我讲了他全部的纪录片思想和课程体系……
开始的采访总是小心翼翼，试探性地提出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我每次都会提前做出好几次的采访提纲，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生怕自己因为不了解、不熟悉，得不到司徒老师的信任，不能在采访中对我敞开心扉。我记得有一次，司徒老师谈到在北影导演系带班时的经历，想不起来当时具体的班名和学生，因为老师带的班实在太多了，我恰巧在做准备时读到了这一段，我就提示给了老师，老师惊讶地问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你比我还了解我自己啊。”好像慢慢的，我们关系越来越近了，我们的采访也变得开心畅快，无所顾忌。
那时候司徒老师还在青岛教书，每年寒暑假回到北京时，我们就会约上几次采访，一周一次。一般是每周四上午9点，我都把司徒老师接到馆里来谈上一两个小时。每次我都会提前一些到小区门口，但每次我到的时候，司徒老师肯定已经在长椅上等我了。走的时候，从来不让我送上楼，坚持自己从小区门口走回去，让我赶紧回馆里，说别耽误我的工作。
采访从2018年开始，到2021年司徒老师从青岛退休，我们一共进行了31次口述史采访，累计访问时长54小时，口述史文字稿60余万字。这些沉甸甸的回忆，饱含了司徒老师的成长经历、思想演变、人生感悟，不但是对我国从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见证，更是对中国电影艺术教育和纪录片发展的总结。但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长辈把这80年来的人生总结凝炼后，讲给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小姑娘听。他的幽默风趣、他的真实善良、他的待人诚恳、他的兢兢业业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
司徒老师跟我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真实”——是做纪录片的真实，也是做人的真实。“我可以原谅自己说错话，但不能原谅自己说假话”，他鼓励学生要说实话、说真话，虽然真话不一定的对的话，但说错了可以改，也不要虚伪地去做事情。他把纪录片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在每一次创作、每一次教学当中，把最真实的东西呈现给观众，用纪录片去改变大众的审美，用真善美去影响一代一代的人。
记录，是一种生活方式。司徒老师几乎每天都会拍一张照片，有时候是风景、动植物，有时候是老友相聚的合影，每张照片都会配上日期和感悟，群发给大家。这是他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保持联络的一种感情交流。但是现在，我们再也收不到司徒老师的讯息了。
2023年8月31日，临开学前的最后一天，司徒老师离开了，知夏（司徒兆敦之子）哥说：“爸爸教了一辈子的书，但这次，他逃课了。”翻看一页一页口述史文字稿，回看着一次一次影音资料，回想起做访谈时的那些时光，我想我会把这些珍贵的影像史料整理完成，当做和老师的一次漫长告别。2023.9.2
司徒老师，一点回忆
◎张献民（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司徒老师的家族史，是近现代中国的历史。
四代之前，司徒家的长辈，离开广东老家，到旧金山淘金，然后修铁路。因排华法案，无法定居美国，晚年落脚在加拿大，去世时的身份是个水手。
三代之前，就是司徒老师的爷爷，在旧金山听孙中山演讲，加入同盟会，闹革命、反帝制，还回广东老家盖了个碉楼，据说捐过大炮，也开过大炮。
司徒老师的父亲司徒慧敏，结识了共产党，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革命队伍。他在美国是工科学生，在上海电影界任同期录音师，设计组装过中国最早的电影录音机。在香港等地采购电子零部件，地下运输到延安，组装电台。50年代还根据安排赴美从事侨胞工作和采购事业。晚年在文化部等部委任职，住在北京木樨地。
司徒老师，早年就读于北京的101中学，因父亲的党员身份未公开，曾受到同学的一点歧视，接受父亲的影响学习并从事电影工作，1964年开始任纪录片教师，60年代中期投身革命大潮，曾于外地躲避暴力，后被捕在京郊坐牢，在牢中彻底历练了中国底层社会，70年代初期恢复了自由。其时，温都尔汗事件之后，他父亲在指示下，公开了三十年代开始的党员身份，一家人生活逐渐正常。
司徒兆敦老师之被后辈敬仰、尊重、纪念，主要因为他改革开放后作为电影教师的贡献。他是“改开”后最早出去的那批人，拜访了一些亲戚、华侨，并在欧美游历。当时他已经以纪录片为志业，回国时带了一些录像带，学生们、各地到北京进修的人、电视台的编导们，去司徒老师家里集体观看，或复制。比较受欢迎的有《北方的纳努克》《奥林匹亚》《雨》《桥》等，最受欢迎的是《意志的胜利》，在外地被复制到第六版。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主要有周传基老师、司徒老师、谢飞老师从国外复制电影带回来与大家分享，前两位都有华侨身份，除了自己带回来的，还有后来嘱咐亲戚寻找后寄来的。这些新鲜的养分，构成了中国第五代和第六代电影的基础。司徒老师是中国电视系统90年代节目改革、纪实栏目兴起的思想源头之一。
司徒老师的纪录片理念是个混合体，有着延安时期的新闻学特点，也有电影语言性质，倡导真实，鼓励批判，提倡揭示，经常宣讲推广直接电影（运用同期声拍摄、主张少运用拍摄和剪辑技巧、摒弃解说词、认为作品与现实有着直接关系的纪录片流派），其创作实践接近尤里斯·伊文思，直击现实后进行编辑和解说，但他鼓励大家尽量不要用解说。晚年，他强调真实是第一位的。自述中导演或“之父”的头衔都被抛弃了，只保留着教师身份。
以此短文缅怀和纪念。
2023.8.31
前排左二：司徒兆敦；右一：司徒慧敏；右三：邓雪琼（司徒兆敦之母）
“拍纪录片不容易，很辛苦的，好好创作”
◎袁敏（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2001级）
2001年夏天，我坐了大概26个小时硬座绿皮火车，从江西来到北京上学。在学校门口看到“北京电影学院”6个大字，我激动又兴奋。
办完报道手续，听说学校北门黄亭子社区那边的小超市东西便宜，为省点儿买生活用品的钱就溜达去了。记得拎满大堆东西往回走时，看到一个老头儿推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迎面而来，笑而不语，和我擦肩而过。
这是我第一次见司徒兆敦老师，他身材瘦长、精神矍铄、面容慈祥。后来我才知道司徒老师那年63岁。
我的专业是戏剧影视文学，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做职业编剧。但班主任潘若简老师为了让我们掌握更多专业技能、走向社会之日能拥有更多生存本领，在教学内容上精心设计，为我们争取到编剧专业以外更多重要学科和导师级别的老师给我们授课，其中就有司徒兆敦老师的纪录片课。
第一次在课堂上看见司徒兆敦老师我有点惊讶，因为自从见他第一面起，我一直猜他是学校里种树栽花的园丁或是后勤工作人员。他太朴实，太像我江西老家的街坊邻居。潘老师一番介绍之后，我才知道司徒老师是导演系 78 级的班主任，是纪录片大家、中国电影行业的泰斗。我肃然起敬又无地自容。
课堂上，司徒老师给我们讲“薪火相传，尊师重道”校训背后的故事，讲纪录片人应该具备什么素质；告诉我们78 班导演系那些著名人物在学生时代是怎么用功，还有他教过的第五第六代导演有哪些趣事。他的娓娓道来，让它们像一幕幕电影画面一样，在我们新鲜的眼眸前展开。
记得他经常在讲台上一讲就是一上午，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甚至可以滴水不进。后来他意识到同学们需要休息，就告诉我们可以随时进出教室。但是他不休息，依然不紧不慢地讲着他的课。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司徒老师讲着讲着突然说要向在座的学生请假：“我烟瘾犯了，我能不能出去抽支烟？” 我们哄堂大笑。然后他就静静在楼道走廊的吸烟处抽烟，我们好几个就围过去和他聊天，他伸手递烟问我们抽不抽，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一种香烟叫“中南海”。
那会儿北京还有沙尘暴，雾霾天里他嗓子嘶哑。其他系甚至外校的人也来蹭课，按照教务处的规定，这些人是会被清出去的。可是司徒老师从不撵走他们，而是让他们自我介绍，潜移默化间融入课堂之中，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整个过程就好像一部纪录片的拍摄。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司徒老师的导演魅力，意识到他的大智慧。
久而久之蹭课的人越来越多，我记得和摄影学院的余琼就是这样认识的，后来成了好朋友。毕业之后，我和余琼都拍摄纪录片，在多个纪录片交流的场合遇到过。特别是2006 年，我在广州参加Discovery 探索频道“中国新锐导演”计划，我和余琼还有摄影系的张晓颖都是司徒老师的学生，我们聊起当年上学的点点滴滴，谈及司徒老师都觉得亲切又温暖。
记得有一年，我拍了个讲足疗技师的纪录片，拿着小样去找过司徒老师。我打通上学时司徒老师留给我的座机号码，他约我在黄亭子小区的家里见面。房子很小，屋里挤满了书和碟，琳琅满目。
司徒老师仪式感很强，像是在课堂上一样， 说：“那我们关灯，拉片儿了。”我当时很忐忑，第一次给老师看作品心里没底。我们边看片子边交流，一部78分钟的纪录片，真的像上学时拉片儿一样，足足看了四个多小时。他给我提了很多建议，提示需要补拍的细节。他叮嘱我不管什么创作，一定要去观察生活、去了解社会，去记录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命运。每一个卑微的人都是这个社会裂变中的重要角色，是我们历史的参与者、记录者。纪录片应该承载这样的语境，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成为纪录这个国家历史进程中的影像档案，为后人提供有价值的人文叙事。
耽误了老师一下午时间，我请老师去黄亭子小区后面的红珊瑚饭馆吃饭。饭馆女老板都认识我们，调侃我说：“今天你不能点辣子鸡丁盖饭了，司徒老师不吃辣，你得给老师点些好吃的。”师母却不让我点大鱼大肉，点了清淡口味的三菜一汤，最后还在我和司徒老师饭桌上畅聊的过程中，偷偷去结账买单。我尴尬得脸都红了，怪饭馆老板：“明明知道是我来请老师吃饭，您还收老师的钱……”
司徒老师却拽着我出门，在小路上安慰我说：“没事，你拍纪录片不容易，很辛苦的。攒点钱好好创作，期待你的更多作品。”看着老师的背影离去，我内心五味杂陈。说一千道一万，艺术创作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后来，我和司徒老师有了手机电话和微信联系。我从纪录片转向了电影拍摄，和司徒老师联系也少了，只是微信里时不时寒暄几句。有时候他看到我朋友圈说“电影开机”，会给我点赞送上祝福。
今年春节，我在广州见到司徒老师的外甥彭吉吉，聊起很多往事，感慨万千。20多年过去，时间久远，司徒老师给予我、教会我的很多东西都忘了，但是有些记忆一直都在心上，细想起来，恍如昨天。2023.9.2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