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扎实做好《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执法检查工作，提升人大监督工作刚性和实效，按照2023年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计划，在5月至7月间，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将重点围绕《条例》新修改的主要内容深入开展现场检查活动。近日，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部分成员蹲点北京急救中心，针对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全过程开展“沉浸式”检查调研。从接听急救电话、跟车转运患者、与急救人员深入交流，结合《条例》的实施，代表们提出了不少来自一线的观察与思考。

自2017年3月《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已完成469处规划院前医疗急救设施和21个救护车洗消站标准化建设验收，配备1046辆急救车随时应答，一个愈加及时、高效的急救网络覆盖城乡，北京的院前急救进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为及时固化改革发展成果，市人大常委会于2021年5月通过《关于修改〈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的决定》。按照市人大常委会2023年监督工作计划，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将重点围绕《条例》新修改的主要内容深入开展检查活动。

在今年5月至7月间，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将通过书面检查、实地检查、蹲点检查、专题座谈、市区联动、征集意见等方式，重点检查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如急救站点和救护车洗消站点的规划建设，财政保障、急救人员队伍建设情况，还有统一指挥调度情况，院前医疗急救与院内医疗急救衔接情况，以及社会急救能力建设情况、院前医疗急救与非急救医疗转运分类服务和管理情况等等，可谓“有点有面”。今年9月下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将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6月6日，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部分成员前往北京急救中心蹲点，深入一线感受真实急救场景。在120调度指挥中心，部分代表同步收听急救电话，检查电话受理是否及时、分类登记处理是否精准、调派车辆是否顺畅等内容。同时，部分代表跟随院前救护车组，检查车组从接受调度指令开展救治工作到将患者转运至医疗机构的服务全流程。调研中，人大代表与一线工作人员面对面对话，心贴心沟通，了解真实工作状态，倾听他们的心声和意见建议。

“开展这次蹲点调研，正是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契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将主题教育同人大监督工作有机结合”，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办公室副主任胡姮介绍，“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蹲点调研的形式，让代表更深入地了解院前急救全流程服务，让代表在亲身体验中获得感性认识，查看法规的落实情况，从最前沿的执法检查中，发现问题，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推动政府依法改进工作”。下一步，执法检查组还将赴海淀、房山、顺义等区开展实地调研，并依托市人大常委会门户网站和代表“家、站”平台，征求市民群众对《条例》实施情况的意见建议。

现场

旁听电话、跟车转运

市人大代表“沉浸式”蹲点检查

6月6日早上9点，北京市人大代表，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王金辉赶了1个小时40分钟的地铁，专程前来参加这次蹲点调研。作为一名连续两届的“老代表”，又来自医疗工作一线，对于院前急救工作，尤其是2021年以来《条例》的修改和实施情况，王金辉始终拳拳在念。这次蹲点可以说是直击现场：执法检查组成员专门以群众视角为出发点，选择了两个与市民群众最直接相关的急救服务环节，一是听电话，二是跟车转运。

早上9时许，北京急救中心调度指挥中心内已经一派繁忙，此时，正好迎来一天内工作的高峰期。在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大厅内，接打电话声、敲键盘声此起彼伏。大厅前的电子屏幕显示，截至早上9点16分35秒，当天的急救呼入量已达1590个。4名人大代表头戴耳麦，分别坐在各自的调度员旁边，“旁听”急救电话。王金辉坐在23号坐席旁边，调度员是张晨。

“您好，120。”“请您说一下地址。”“患者是什么症状？”“昏迷不醒吗？”“还有呼吸吗？”“病人叫什么名字？”“请您留个电话”“司机马上会给您打电话过来，您耐心等车来。”听着电话那头家属焦急的声音，一旁的王金辉也跟着眉头紧锁，他屏息凝神，观察调度员处置。

“喂？一位老爷子昏迷了，您辛苦走一趟。”话音未落，需求已发至最近的急救车组。从患者家属呼入电话不到两分钟，张晨完成一次派车，附近的急救车组迅速出发，前往患者所在小区。

在挂了电话等待下一通呼入的间隙，王金辉小声地与张晨攀谈起来。“接电话时一般需核对哪些信息？”“患者如有急难险重问题，你们会不会帮忙指导？”“在电话中你一般如何判定患者的危重程度？”“患者说不清楚地址怎么办？”王金辉特地准备了一些难答的问题，“拷问”颇有些刁钻，调度员一一耐心做了回应。在大约1个小时的“旁听”过程中，王金辉仔细记录着、思考着。

10点10分，一通来自西城区白纸坊街道的电话十分紧急：一位88岁的老人疑似心衰，需马上送医。10点11分，120急救车火速从站点出发，王金辉早已换上了急救人员的工作服跟随前往，出这趟任务的还有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一名急救车驾驶员和两位担架员。急救车只花了10分钟便抵达老人所在小区。

一行人迅速下车，拿上仪器、担架，三步并做两步爬上4楼，敲开了老人家房门。吸氧、做心电图、询问病史、评估，好在老人家意识清晰、生命体征平稳。原来，老人有20多年的慢阻肺，还有别的病史，当天血氧饱和度有点低，只有93%。保险起见，并根据家属意见，医护人员决定将他转运到离家最近的北京健宫医院。

由于老人所住的小区是老楼，楼道很是狭窄，只能容下两个担架员抬着老爷子走，其他人很难上手，考虑到老爷子的身体状况，需格外小心，不能磕了碰了。受客观条件所限，下楼过程有些“艰难”，好在楼道里没有堆物堆料，一行人花了7分钟，才把老人从家转移到车上。驶出小区3分钟后，救护车便抵达北京健宫医院。进院前，医护人员已经在平板电脑上通过后台系统将老人的基本情况发给医院，现场顺利完成交接。

对话

院前急救条例的落实需要全社会的支撑

对话人：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王金辉

北青报：在接听120急救电话时，您有何感触？

王金辉：在接听急救电话时，我发现这位调度员的业务能力好、反应快，全程礼貌用语，服务意识很强。一般打120的患者家属都比较着急，她能在复杂环境中把逻辑关系捋得很清楚，从接线、派车到回复都非常专业。我也利用间隙跟她聊了聊，问她有没有接到过无效诉求，她说经常会遇到，有的是故意打的，有的则是无意的，比如有些非急危重症的转运是不需要急救医疗干预的转运，这时得拨打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电话。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对院前急救条例的宣传力度，以及对120职能的宣传，尤其要向老年人做一些针对性的解释和宣传，让老百姓知道什么情况下需要打120，避免占用急救资源。

北青报：您跟调度员交流了拨打120的细节，针对广大市民，您有什么想提示的？

王金辉：在打120时，首先要把自己的位置报精确了，让急救车能找到你。北京的地名重复的很多，一定要表述准确。有的市民习惯了生活化描述，比如“到小区大门口左转弯、一掉头就到了”，这种表述就不建议，一定要说精确，否则容易耽误患者抢救时间。其次，要把症状说清楚，包括既往病史、目前的状况等。第三，要保障电话畅通，别一着急给家人打半天电话给占线了。我们还要继续给更多老百姓做科普，让大家学会正确、高效地拨打120。

北青报：在现场跟车的过程中，您有哪些感触？

王金辉：在跟着急救班组到小区转运患者时，医生在现场处置非常迅速且专业，而且跟转运的医院衔接也很顺畅。从急救班组身上能看出来，他们对院前急救条例是有过多次培训的。转运过程中，就是老爷子下楼的过程有点费劲，因为老楼楼梯狭窄，担架抬下楼费了点时间，好在现场楼道没有堆物堆料。救护车进小区时也没有障碍物，车子进出很方便。在路上，社会车辆也给我们主动让行。由此可见，院前急救体系的完善以及《条例》的顺利实施，一定不光是医疗系统的事情，而是需要全社会的支撑。

北青报：针对目前急救站点的建设，您还有哪些建议？

王金辉：在我们接完第一趟任务回站点的途中，车组马上又接了一个任务，其实节奏还是蛮紧张的。我也跟急救班组的医生聊，他们一个班次是值12个小时，最多的时候曾出过10趟，12个小时出四五趟车还是可以承受的，但压力大时难免可能影响急救质量。如果多一些车辆、多一些班组，就能很好地缓解。因此，我们还需进一步科学规划120急救网点，加强网点建设，加大对院前急救的投入。尤其是随着北京市老龄化的加剧，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急救需求，能不能凭着现有的资源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让老百姓满意，这都是需要深思的。

北青报：关于院前急救，这些年来您还重点关注哪些问题？有何建议？

王金辉：所有的工作都离不开人，我最关注的就是院前急救的人员问题。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也一直在提建议。首先，120司机的职业准入门槛一定要提高，相关的考核考评要加强，以保证出车的及时和安全。其次要提升120司机的薪酬标准，120司机压力大、工作强度大，还负责协助搬抬患者，相对较低的薪资待遇导致职业的吸引力小，人员流转快，队伍容易不稳定，因此人员薪资待遇要提高。此外，从事院前急救的医务人员，工作一段时期后受年龄限制，应更多考虑他们的转归问题，并予以明确。这些人在急救一线干了几十年，很有经验，都是合格的全科医生，可以引导他们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站点执业。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蒋若静
编辑/彭小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