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北京青年报联合北京市档案学会“档案文化系列活动”第三期走进中国政法大学，在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何苗、档案馆馆长刘旭、钱端升纪念馆策展人王改娇等老师的热情“导览”下，北京市档案学会秘书长王兰顺和20位“青睐”会员兴趣浓厚地参观了法大的海淀校区。
钱大都和钱仲兴与“青睐”会员一起参观 摄影/Gasperk
这一下午的感受无疑是新鲜而丰富的，钱端升纪念馆里老照片和旧档案向大家诉说着中国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端升的传奇一生；70周年校史展和校园里的雕塑、建筑，则让人们深刻地了解着法大70年的峥嵘岁月。处处是历史，处处可“打卡”，大家忙着拍照、提问，不时伴随着声声感叹。
而在这些参观者之中，还有两位特殊的客人一直跟随，他们是钱端升先生的两个儿子钱大都和钱仲兴。两位老人都已年过八十，同“青睐”会员一起参观了全程，三个小时没有坐下休息。两位老人在人群之中极力压低他们的“存在感”，不需要特殊照顾，安静地听着看着，极少开口。有趣的是，钱端升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是钱端升夫妇和长子、次子在西南联大的合影，大家啧啧称赞两个孩子太可爱了。钱先生长子、如今已年近九旬的钱大都一直平静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小声说道：“我也觉得可爱。”
“北京政法学院”由毛泽东题写
“中国政法大学”由邓小平题写
走进中国政法大学，自然要先了解校史，正在学校展出的法大70年发展历程展也分为校史展和成果展两部分。
法大校史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52年至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时期。
1952年，教育部贯彻中央对政法、财经院校调整的指示，将清华、北大、燕京、辅仁四所学校的法学、政治学、社会系民政组等学科合并到一起成为北京政法学院，校长由钱端升先生担任。建校初期校址在东城区的沙滩红楼，与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四校共用沙滩校区。
1953年，北京政法学院迁址至西郊明光寺附近（今西土城路25号），学校建立初期百废待兴，虽然没有大楼，却大师云集。钱端升、费青、雷洁琼、曾炳钧等为学生们授课，他们也代表了50年代中国法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最高水平。
1954年，北京政法学院开始招收四年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当时的法学研究生是由苏联专家来授课。1970年至1978年，学校停办，1978年8月复办，1979年恢复招生，上课用的桌椅都没有。学校给每人发了一个绿色小马扎，学生们坐在马扎上上课，双腿便是书桌，这也是法大“马扎精神”的由来。
改革开放后，学校进入了第二个历史阶段，1983年5月7日，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同期并入。
1986年昌平校区奠基，第二年9月迎来了第一批学生，法大87级是法大历史上的“昌平一期”，2001年10月，法大87级校友为学校捐赠了一头拓荒牛雕塑，现位于昌平校区启运体育馆前。拓荒牛代表了法大学子在困境中脚踏实地、开拓进取的精神，法大也正像这头俯身使力、奋勇向前的拓荒牛，在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上躬耕践行、开拓进取。学校的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年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政法学院”由毛泽东题写，“中国政法大学”由邓小平题写，毛泽东的题写在钱端升纪念馆有展出，主席是在一张信纸的背面书写下了这几个大字。
拆房拆出乾隆年间的弘晌碑
以现在的大学规模来看，法大海淀校区很小，可是不大的学校里却呈现出历史与当下的一种和谐之美，这让海淀校区魅力十足。
海淀校区的地址最早曾叫大王花园，大王花园是康熙赐给孝诚仁皇后的脂粉地，所谓脂粉地，就是皇帝赐给后妃的田地庄园，田地庄园里耕作的收入归后妃所有，用以购买胭脂、香粉等所用。后来康熙皇帝又将这里赏赐给了大儿子多罗直郡王允褆，所以，这里被称作了大王花园。据记载，大王花园东邻土城，北至黄亭子，西为皂君庙，南边以道沟为界，占地在900亩以上，以祭田、菜地为主。
之后大王花园变成了普通村落，称为大王花园村。新中国成立后，明光寺建乡，分设大王花园和明光寺两个生产队。
1999年9月，学校在拆除学校部分平房时，在房子下面发现了一座石碑，当时的《北京晨报》以“拆房拆出乾隆古碑”记载了这件事：“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学生樊煜给本报打来电话：校园里拆房拆出一座乾隆时期的石碑。她说：我以前是学考古的，这个石碑是文物。记者赶到政法大学，见到了碑身和驮碑的乌龟已经分离，横卧在废墟中。碑身四周雕刻的盘龙栩栩如生，碑中间是汉文和满文，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
被发现的古碑就是弘晌碑，弘晌是允褆的儿子、乾隆的堂弟，因为父亲被消去世爵，所以弘晌并没有沿袭爵位，只是普通旗人。他最开始给乾隆皇帝当侍卫，之后曾当过福州将军、绥远城将军、盛京将军等，64岁去世，埋在了大花园里。弘晌去世次年，弘晌碑由乾隆皇帝批准而修建，弘晌碑通高5米，有碑底，长2.5米，宽1.2米，厚0.5米，整个碑由汉白玉精雕而成。
王改娇老师给大家讲述钱端升先生的故事摄影/Gasperk
校园虽小 “打卡”景不少
除了弘晌碑外，被法大师生亲切称为“小白楼”的老教学楼也是学校的“历史文物”。
老1、2、3号楼是校园里最早的建筑，建于1953年，过去称为北楼、中楼、南楼。北楼 （1号楼）和中楼 （2号楼）分别作为男女生宿舍，南楼（3号楼）一部分是教研室、资料室，另一部分是单身教工宿舍。2019年，以1号楼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近现代建筑群”入选第四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校园里原来还有个人工湖叫小滇池，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召开，由于住宿紧张，昆明部队的运动员就驻扎在了北京政法学院，为了感谢师生，运动员在训练之余，与师生共同在校园里建造了人工湖和湖心亭。后来由于教学需要，人工湖1986年被填平，建了图书馆，2013年，旧图书馆被拆了，新建了崭新的教学图书综合楼。
人工湖虽然没了，但是湖心亭却被保留，现位于综合科研楼西边，也成为“打卡”热景之一。
另外两个“打卡”地是法治天下碑和扬帆雕塑。“法治天下”碑落成于2005年7月，由81级校友捐建。“法治天下”四字由法大终身教授江平所写，它是法大海淀校区出镜率最高的文化景观，也是法大文化的重要象征。
扬帆雕塑由2004年法大80级本科生校友为纪念毕业20周年捐赠，并请中国政法大学首任校长刘复之书写了“扬帆”二字。
档案馆科长燕舒还给大家指了校园内的几棵甘棠树，《诗经》中有《召南·甘棠》一诗，是为怀念燕国召公姬奭而作。史载，召公常常听讼于甘棠树之下，因为他断案公正，百姓很感恩，在他去世之后，百姓就传唱了《甘棠》一诗来表达对他的怀念。孔子曾感慨：“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甘棠树体现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以民为本，公正和谐的精神，无疑也正是法大师生的追求。
原1号楼、2号楼、3号楼
钱端升著书高产 还是写社评的高手
提及中国政法大学，就不得不说钱端升先生，海淀校区里的钱端升纪念馆更是值得参观的一处重量级场所。
钱端升纪念馆策展人王改娇向“青睐”会员介绍，钱端升纪念馆于2017年5月开馆，馆藏包括日记、笔记、中英文信函、手稿以及钱先生用过的实物等资料2300多卷（件）。展厅面积260平方米，分设5个展室7个展区，展品有173张图片，116件文物，较为完整地展示了钱端升先生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
钱端升祖上是中医世家，他1900年出生在江苏省松江府钱家塘（今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双溪村）。钱家非常重视教育，教钱端升的私塾老师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所以钱先生国文基础很好，而且视野开阔。1913年，钱端升考入松江府省立三中时，伯父钱桐专门请人订制了一方铜墨盒作为奖励，墨盒上镌刻有“练习身体，修养精神，讲求学问，后先有序，乃收厥功。”这方铜墨盒如今就收藏于纪念馆，旁边还摆放着钱先生的自制稿纸，那时没有稿纸，钱先生就自己用模子制成方格，沓在白纸上即成稿纸，稿纸旁边还写有“端升用稿”的名字，可谓“自带logo”颇有设计感。
1917年，17岁的钱端升考入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19岁官费留学去了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后深造于密歇根大学暑期班、哈佛大学，获得北达科他州立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纪念馆里有钱先生的一些成绩单，可以看出，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四门外语的钱先生是不折不扣的“学霸。”
钱先生1924年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回国，到1949年的这段时间，是他“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的教书育人生涯。钱先生曾在清华学校、国立中央大学（今天的南京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政治学和比较宪法等课程，后来以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身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成为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
清华曾有个著名的“北院7号饭团”，钱先生就是成员之一。清华物理系的创始人叶企孙跟钱端升是小学同学，两人是一生挚友。在清华时，由于叶企孙的住所是北院7号，陈岱孙、施嘉炀、萨本栋、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蒋廷黻、叶公超等常聚于此，被称为“北院7号饭团”。
钱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学和法学，开启了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和比较宪法学的先河。出版了《法国的政治组织》《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民国政制史》《战后世界之改造》等十几本书，他和武汉大学创始人王世杰合作的《比较宪法》，比较研究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宪法状况和宪政理论以及清末以来中国宪法的流变，开创了以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点的宪法研究路径，在中国宪法学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47年，钱先生应哈佛大学邀请，赴美作为客座教授在哈佛讲学，用英文写了《中国的政府和政治》，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是美国大学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必读书目之一。
除了著书高产，钱先生还是写社评的高手，他1925年至1928年之间，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146篇社评，还担任过8个月天津《益世报》主笔，写了170篇社论，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还自办刊物《今日评论》，笔耕不辍。
钱端升夫妇和两个儿子在西南联大时期
用了25年时间 81岁才入党
1982年，钱先生以南洋中学校友的身份为学校86周年校庆特刊撰写的文章《读书不忘救国》中写道：“就我自己在中学时代的体会来说，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我们随时随地地不能忘了祖国，要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这是最起码的觉悟。”
钱先生一直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坚持言论救国，在清华大学时的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并被关押，6月8日才放出，1926年他在陈翰笙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王改娇说：“当时的国民党是李大钊改组的国民党，所以钱老在晚年的时候一直说‘我加入的国民党是李大钊的国民党’。”
后来钱先生对国民党越来越失望，做《益世报》主笔时写的很多社论，都是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和独裁统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争取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援助，钱端升与胡适、张忠绂奔赴美法英等国开展学者外交，宣传抗日，争取国际援助。
1938年回国后，钱先生执教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政治系。同年，国民政府筹建国民参政会，钱先生是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据报道，当时在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最怕四个人起立质询，这四个人就是钱端升、张奚若、罗隆基和周炳琳。
1952年，在闻一多弟弟闻家驷的介绍下，钱先生加入了民盟， 1956年提交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但很快因为反右运动，入党一事被搁浅，一直到1981年12月31日，他才被批准成为预备党员，从申请到最后加入共产党，一共用了25年时间，钱先生已经是81岁高龄。值得一提的是，钱先生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依然是陈翰笙，王改娇感慨说：“1926年钱老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是陈翰笙，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介绍人依然是陈翰笙，经历了50多年，两位老人依然能够携手前行，着实令人钦佩。”
84岁写信“老骥伏枥义不容辞”
1948年，钱先生结束了在哈佛大学一年的访学经历回国，当时有朋友劝他留在美国，但他“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决定回国。1949年10月1日，钱先生作为社会科学界的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他在《我的自述》中回忆：“看到象征着中国真正独立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见《义勇军进行曲》威严的声音，不禁热血沸腾。我意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将会不知疲倦地从事祖国需要我做的工作。”
钱端升纪念馆里复原了他的办公室和书房，办公桌上有两部电话机，可见其忙碌程度，王改娇说：“钱先生在50年代有20多个职务，从早到晚去好几个单位去开会，非常辛苦。”
1948年回到北京，1949年钱端升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北大法学院院长。1952年，受命担任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担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的同时，钱端升还参与了不少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外交事务。1953年4月22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钱端升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副主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四宪法”的制定过程中，钱端升担任董必武领导的研究小组的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就宪法草案的结构、原则及条款等方面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自钱先生开始，注重理论研究和积极参与立法，成为一代又一代法大人安身立命的双重使命。
1957年以后，钱先生和很多的知识分子一样，都受到了冲击，但是他依然笔耕不辍，1962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牵头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北京政法学院承办的是《西方当代资产阶级政治学文选》，钱先生牵头编译了共9卷120万字，可惜这些文稿至今已下落不明。
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基辛格秘密访华，他和周恩来说认识钱先生，原来钱端升在哈佛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基辛格听过他的课。“中美建交首先是双方资产解冻，解冻方案谈判了很长时间，钱老作为外交部顾问参与了这件事。”
钱先生长子钱大都说：“1978年他又主动上书邓小平，为我国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献计献策。当时他已年近八旬，仍思维清晰，出口成章。他靠在沙发椅上，一边口述一边让我记录，最后我复诵一遍由他再口授修改成文。”
1984年，钱端升不顾年迈体弱，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参与宪法修订，参加或主持制定、修订多部重要法律。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自问以身许国绝无二心，如容我请缨再裨以某种任务，则老骥伏枥义不容辞，不胜翘企待命之至。”
钱端升纪念馆的第七展区是“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这是法大人对钱先生的敬重，对其精神的传承。而对于“青睐”会员，这趟旅程仿佛穿越到档案之中，传奇接了地气，更是活生生的人，能感受到他的呼吸和心跳，他的所思所想，而这也是“档案文化系列活动”的意义所在。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馆长刘旭表示，随着档案的公开，档案不再是库房里的故纸，离大众越来越近，“对于高校来说，档案的育人作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钱端升纪念馆就是法大的一个典范。”
钱先生的长子钱大都生于1936年，次子钱仲兴生于1937年，两位老人谦和低调，而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可让人看出他们家教优秀，见识到钱先生一家的风骨。两位老先生也表示受父亲影响很大，包括爱看报纸，爱关心国家大事，“别人都说我们这么大岁数就该注意养生颐养天年，可是我们更关心国内国际新闻。我们的母亲也是受父亲影响，98岁去世的她，在96岁时还看报纸。”
专题策划/颜菁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