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今天依然是先锋派，没有变过。”3月29日，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行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研讨会上，作家孙甘露如是说。

作为孙甘露睽违多年推出的长篇新作，《千里江山图》自去年出版以来已陆续加印12次，入选多个重要年度榜单，并获“五个一工程”奖。来自读者和评论界持续至今的反馈、热议，也使得这一作品成为跨年度的现象级出版物。作家是否由此完成某种转型？小说在哪些方面形成了突破，又在紧凑的情节之中，蕴含着怎样的美学特质？研讨会上来自评论家们的恳切话语，也映照出这部作品在文本意义之上不断生发着的、丰富广博的阐释空间。

在“行动”中产生的美学

“《千里江山图》是孙甘露写给历史、写给上海的一封信，也是他写给未来，写给三四月间桃花盛开的春天的一封信，是他和笔下人物一起用生命书写、一起用行动投送，而今天的人用强烈的精神共鸣来接收的一封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阚宁辉表示。“整部作品从第二页开始出现过许多信，密信、口信、远方来信和最后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小说的情节绝大多数与信有关，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担当着信使的角色。《千里江山图》是关于信和信使的行动之书、信念之书、生命之书，这些无处不在的信和信使几乎就是解读《千里江山图》这部书和‘千里江山图’计划最重要的秘钥。”

问世初期，许多人把《千里江山图》当作谍战题材的小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看来，定位于革命历史时期的这部作品有着自己显着的特点。“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中，百分之七八十的作品以战争题材为主，另外一条白区的地下战线，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展现很少。”在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战略转移的大背景下，小说书写沉重、黑暗的环境中，广大党员同志以大量的流血牺牲冲出厄运，转向新天地，“这一段历史几乎没有特别好的长篇小说表达，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千里江山图》填补了空白。”他同时指出，从现实主义理论来说，小说除了细节真实之外，在大量铺垫上有更高层面的历史真实，在真实和虚构的结合中，从历史角度接近了当时非常严峻的时代和形势。

《千里江山图》孙甘露/着，上海文艺出版社

“如果说孙甘露之前的作品以抒情为主，这部则是行动高于抒情，行动的诗学成为他写作的重要转型。”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文贵良表示。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眼中，孙甘露写作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则是从先锋派在天空中飞翔的姿态，转到了地面。“这个地面不是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他选取了近代中国革命史中最关键、最沉重的那个时期深入进去。”在他看来，其中最重要、最大的考验依旧是人物的塑造。“在正反两个阵营的人物塑造中，他都非常注意开掘人物心理和精神上的中间地带、灰色地带，把当时各种人物，和其中的流动性、变动性表现出来了，足以使人物跟当时多变的历史相契合，保证了小说转型的成功。”对此，《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在编辑稿件过程中的感受形成了印证：当她为作品做了一张人物图谱后，发现其中呈现出很有意思的散点辐射的状况，“所有人看似不相干，但凌乱无序的背后，都有着自己内在的方向。广漠宇宙中似乎有一块看不见的磁铁，每个人的磁性，都决定了历史和未来”。

对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毛尖而言，《千里江山图》形成的是孙甘露一次关于时空的再出发，一次先锋的自我革命，也是革命和爱情的版本升级，其中重新塑造了小说和历史的关系。“以前我们一直谈及孙甘露的语言突破，现在他从内里的突破走向了外在的突破。如果说从前他作品的关键词是‘缓慢’，这次则给出了新的关键词‘行动’。”小说开篇的秘密会议上，每个人携带一张骨牌从四面八方赴会，开始执行“千里江山图”的任务，这一场景令毛尖印象深刻。“他们个个都是有名有姓的，以截然不同的速度行走江山、逆流而上，这些人不仅构成了孙甘露小说史上的新人，也是这个时代的新人。他们在行动中产生的美学，是一种新历史新时代的美学。”

语言风格的转变，与“底色”的坚守

在对文学史的研读中，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俊提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文学都出现了文体、文类的“大爆发”，这种爆发的背后，是写作媒介和社会条件的充分发展。在许多关于《千里江山图》的评论中，《现代中文学刊》主编罗岗也注意到，大家往往从通俗的和先锋的、大众文化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对立关系展开讨论，但他认为，当我们真正回到先锋文学的历史，会发现通俗文化的变化可能会刺激现代主义的探索。进一步说，媒介的变化，导致读者和作者获得了新的调动感官的方法。“比如有人提及勒卡雷小说中的写法、内容和甘露老师小说之间的联系，但没有意识到勒卡雷小说的成功，本来就是注意力体制转化的结果。当我们带着这一思考读孙甘露小说时，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媒介转型时代的作品。”

会议现场

区别于以往的写作，《千里江山图》中，孙甘露善用精短的句子来浓缩复杂，甚至是对立的感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梁展认为，这样的语言风格转变中，孙甘露仍坚持着自己的底色，“他依旧从情感线索出发，来理解人物之间不同的政治选择，从而使政治带有一分柔软和温情的色彩。”在《千里江山图》的人物谱系中，他看到了更丰富和复杂的政治光谱，以及政治复杂性所塑造的复杂人性。在他看来，这是孙甘露对政治现实复杂性的准确把握。“反过来，这种处理方法也使人物之间的感情，无论是亲情、爱情都被赋予了某种稳固的东西，情感铺陈更加自然浓烈，阐释空间特别大。”

“我们的不少红色小说存有叙事的套路，孙甘露所采取的语言站位打破了原有红色小说的站位，开创了一种新的可能。”华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国华表示。他提出，孙甘露在作品中“以事实来表现”这一点，而非附加在事实上的解释，恰恰表明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借助于对历史事实的精深研究，作品中呈现了非常强的现实性”。

成为上海的“诗人”和“地图绘制者”

十多年前的一次会议上，《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就提出，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的关系在孙甘露身上特别明显，“他之于上海，就像卡尔维诺之于意大利城市，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当下，他进一步指出，《千里江山图》拥有明显的戏剧结构，“从形式上看，一个诗人从彼岸回到此岸，精神气质上又是从此岸出发去彼岸，做了一次横渡长江的写作”。

“经常听人抱怨城市建设千篇一律，但到一座城市，真正了解烹调、饮食、方言、生活、喃喃私语，会发现城市的内里都是不一样的。在革命年代，上海这座远东大城市实际上是一个间谍中心，也是各种政治力量决夺的中心，而且这个暗流，经常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说。他也认为，孙甘露的写作中，革命和先锋是一体的。“这意味着打破语言惯有的顾虑，就像暴徒一样，打破语言的惯用外壳。在那个时代，先锋引进来，革命也就引进来，其中有一种共生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唤回的不仅是过去革命时代不忘初心的记忆，也使我们对上海的认识增加了另一个维度——这本来就是一座革命的城市。”

对于许多读者而言，打开《千里江山图》的同时，他们打开的也是一份关于上海的地图。如谢锦所说，小说写尽了上海这座城市每一个动人的角落，展开一幅别样的上海地图。这让《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想到，写作本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地图绘制术，“语言精确、细节精确，精确和想象结合，构成了好的地图和好的写作”。《千里江山图》中，他看到的不是旅游地图，而是在这座城市里生活过的人的生活地图，也是这座城市里爱过的人的有关爱的地图，“孙甘露老师作为一个诗人和地图绘制者，把自己对城市的爱隐藏在小说最后，作为附录出现”。

“好的小说家拥有两个结构，显白结构和隐微结构。”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认为，在《千里江山图》中，显白结构是读者所读到的拥有谍战意味的这些故事，隐微结构则是小说家在故事之外没有形成具体言辞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在许多小的段落中，在一次次的选择中，编进我们所读到的显白的故事当中，累积成为小说家隐微的教诲。”

关于这部含有大量留白和阐释空间的作品，会议最后的发言中，孙甘露形容写作过程犹如“打扑克牌”：“打牌需要一点智力，但是完全算计，打牌就没意思了。我知道大致的牌的时候会放掉一部分，就像写作构思中，留下不是非常清晰的一部分，这让写作看上去比较灵活、灵动，比较自然。这是我写作时的一点雕虫小技。”

他坦言，在写作《千里江山图》前期的大量准备工作，和对专家的请教中，会发现这段历史比现在能写出来的远远丰富、精彩得多，因此小说结构中有些东西是真实与创作相互缠绕的。比如小说结尾处，许多读者各自揣度“浩瀚”的身份，这个隐藏在作品中的人物从未正面出场，却是一切旋涡的中心。“为什么那么多人为了一个人牺牲，但是小说没有交代这一个人到底是谁——实际上就是空的，是让你注入的。因为任何意义，你把它写出来，都达不到巨大牺牲所能抵达的意义、所能承担的意义，我希望读者用阅读来填充这个人物。”

“大家都说我转变了，但不是从先锋派到了什么派，其实是到60岁时，我在思想上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孙甘露说，“我依旧是个先锋派，没有变过。”

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收获》文学杂志社、《现代中文学刊》杂志、中国茅盾研究会共同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曹友谊致辞，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吕志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黄平、项静、方笑一分别主持开幕式、研讨会和闭幕式。张生、雷启立、汤惟杰、汤拥华、金理、张屏瑾、黄德海、木叶、方岩、来颖燕、李海霞、凤媛、胡笛等评论家、学者与会发言。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