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俄语文学翻译家，原名盛峻峰，1923年生于浙江省宁波，18岁开始为《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译稿。其笔名“草婴”取自于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草婴先生长期致力于俄语文学的译介工作，译有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尼克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等，他还以一己之力译出了《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3月24日是草婴先生百岁冥诞，发布这篇《生活周刊》于2006年的采访，纪念这位持灯的使者。

草婴与夫人

俄语文学的津与梁

口述/草婴

采访/张昕

摄影/高尔曼

我今年83岁，宁波人氏，1923年出生。父亲是医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家从宁波逃难到上海，从1937年12月份开始，我一直在上海工作、居住，到现在有六七十年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在12月份到上海，那时候我十四五岁，正好是青少年热血沸腾的时候。看到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心潮澎湃、忧国忧民，想怎么来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事情。那时候看了很多进步的书刊，也看了很多文艺作品。一个是鲁迅的作品，《鲁迅全集》刚出版的时候就买来了，全部都看了。《鲁迅全集》最初是1933年出版，我就买来看，而且同学之间也传看。除此以外，像邹韬奋写的《清风细雨》，以及介绍当年苏联见闻的作品看得比较多。看过之后，觉得要把鬼子打出去。当年我们朦朦胧胧感觉到苏联当时走的道路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参考价值。因此我想更多地了解苏联当时的情况，1938年12月1日，我开始到上海俄国侨民那里学俄文。那时候上海没有念俄文的地方，只有个别俄国侨民教俄文。我就找上门去，一个中年俄国女人看到我一个小孩子，就用很生硬的中国话问我：“小孩，你要什么？”我说我要学俄文。她说很好。我说怎么学？她跟我说：“一个钟头一块钱。”

一块钱，就是一块银元。因为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银元还是流通的。当年我父亲每个月给我五块银元，作为我的零花钱。我就跟她说，每个礼拜一个钟头，她很惊讶说一个钟头，太少了。我也不好跟她说，我没有钱。结果就这样开始了。当年学俄文的条件很差，没有俄文中文字典，没有俄语的语法书，也没有其他教材，唯一一本是哈尔滨出版的《俄文津梁》，专门供中国人学的，总共四本，我买了第一本，很快我们就开始上课了。这个老师是一个家庭妇女，她也没有教学经验，她坐在我对面，两个人面对面，打开书本，她念一句，我跟一句，她也不讲什么，就是我跟着她念：“这是什么？这是茶杯。”她念一句，我念一句。从开始一直到一个小时，老师说今天到这里为止，下个星期继续。我就把《俄文津梁》的课本拿回家，反复念，念得很熟，几乎能够背出来。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到老师家里去，我们一起念下去。我在上海中学里念书，利用课余的时间和星期六、星期天下午在家里念俄文，念了一年多。

后来认识了一位叫姜椿芳的地下党同志，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办人。通过地下党同志的关系，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学生，很用功念俄文，就跟我见面了，问我学俄文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就很老实说了，困难很多，没有字典、没有语法书，老师又不会讲很多中文，也不是专门做过老师，有经验的人。姜椿芳说这样吧，你遇到什么不懂的地方你问我，我尽量替你解答，我们过一段时间见一次面，就在地下党同志的家里。我得到姜椿芳同志直接指导，那年我15岁，他26岁，大我11岁，我得到姜椿芳很大的帮助，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22号。

希特勒进攻苏联。上海当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控制之下，但是苏联跟日本当时还有外交关系，因为有外交关系，苏联人在上海还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当年地下党跟苏联秘密商量，在上海出一本中文的杂志，专门介绍苏联的情况，将苏联报纸的文章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时代》周刊是1941年8月20号创刊的，姜椿芳同志要我去这本杂志翻译一些东西，我不会翻译，他说不要紧，你先翻译一些短的文章，我们帮助你。1941年8月开始，我从事课余的翻译工作。

年轻时的草婴

那年18岁。《时代》周刊出来以后影响挺大，上海是日本的占领区，得不到苏联战争真实的情况，很难知道苏德战争准确的消息，大后方，包括重庆、昆明、桂林这些地方也得不到，因此在上海出了这么一本中文杂志，对人们了解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帮助作用。通过翻译，我继续念俄文，水平也逐步得到提高。到了1942年，继《时代》周刊之后，又出了一本《苏联文艺》月刊。《时代》周刊是1941年8月20日出的，《苏联文艺》月刊是1942年年终出的吧，我在《苏联文艺》月刊也开始翻译一些苏联的文艺作品。我翻译的第一篇苏联短篇小说就是在1942年《苏联文艺》月刊上发表的。

1945年5月9号，希特勒德国彻底灭亡，苏联解放了柏林。1945年4月30号，希特勒失败，自杀了，过了9天之后，就是5月9号，我正式参加上海苏联塔斯社工作。本来我已经进了南通农学院念农科，因为我从小就感觉到中国农民是最痛苦的，一心想办法改善当时生活的条件，当时很幼稚的想法，如果我学了农科，就可以帮助广大的农民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因此德国投降之后，我本来在念书，念了几个月，最终没有念下去。

到了1945年8月2日，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8月7日、8月8日、8月9日这三天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三天。那时候我已经在杂志社正式工作了。我记得在8月9号那天早晨，一卡车的日本宪兵把我们工作的地方封锁起来。我们本来在三楼办公，一看这个情况我们就赶快往楼上跑。日本人不了解情况，光把三楼封锁，在公司里面搜查几个苏联负责的人员，把他们抓走。我们几个人在楼上，不知道楼下在干什么，到中午不出去也不行，下面情况不了解。我们看到日本宪兵还站在那儿，我们就出去，假装是楼上一般的居民，大大方方的出去。那时候日本已经不行了，没有办法再打下去。过了几天，8月15号，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这是我第一个阶段从事翻译工作的具体情况。这以后日本人跑了，内战打了四年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从事翻译工作。

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原来的领导姜椿芳同志被中央调到北京负责中央编译局的工作，把马、恩、列所有作品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后写信希望我也到北京去，我也愿意去看一下他那边的工作。所以我就去北京了，没想到我的肺结核病没好，又出血了。他说还是要先把身体养好，才能工作，这样无可奈何地离开。回到上海，一方面养病，一方面继续参与文学创作。1954年，上海作家协会，原来叫华东省作家协会，正式成立。我是最早一批专业作家，什么叫专业作家呢？就是没有参加其他单位的工作，不用上下班，作家以巴金为首，还有白薇。一星期学习两次，如果运动就去参加运动。

1955年我还翻译过另外一批小说，其中有一篇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当时，胡耀邦同志担任团中央总书记，他看到这个作品非常重视，一看就号召全国团员青年向书里主人公学习。因此当年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分两期转载。当年《中国青年》杂志每一期印30万，同时单行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你猜印了多少？124万册，一次印的。当年在青年团员当中影响很大，对我影响也很大。

上世纪50年代，我主要翻译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肖洛霍夫是1904年出生的，是一个很有天才的人，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在十月革命发生的时候，他也参加了当时的革命活动，在农村跟哥萨克人生活在一起，对他们的工作习惯、他们的思想感情非常了解，因此他的作品，包括《静静的顿河》主要都是写各色人的生活。我在上世纪50年代看了比较多的苏联作品，我非常喜欢肖洛霍夫的作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觉得肖洛霍夫长期生活在俄罗斯各色人民中间，他对俄罗斯普通人民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因此他的作品里边处处都显示出对普通人民的热爱，关心他们的命运，因此在这点上，他跟一般普通人民有着思想共同的地方。另外一方面，肖洛霍夫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间比较精华的部分，特别是托尔斯泰的思想跟艺术两方面他都继承下来了。一个是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民怀有深深的感情，关心他们的命运；从艺术写作技巧来说，他深深受到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所以他的作品跟有些作家的作品不完全一样。我在50年代就在报纸上写文章介绍他的长篇小说。

1955年，他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在苏联发表，发表之后引起各方面很强烈的反响。故事很简单，就是说一个苏联老百姓参加战争，他有一个老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战争结束以后，满怀信心回家，结果家里原来的房子被炸掉了，老婆、两个女儿被炸死，只剩下一个儿子，当时儿子不在家。1945年5月9日胜利的那一天，他的儿子也在战争中牺牲了。他没有了家，连最后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后来无意之中在路上看到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是一个流浪儿，他一看到这个孩子，觉得很可怜，就去跟这个小孩子说想做他的父亲，他把这个小孩当成自己的儿子，一个父亲跟一个儿子相依为命地生活。肖洛霍1953年去世，这篇小说发表在1955年，为什么呢？因为他活着的时候，类似这样题材的作品不能发表。在他去世以后，苏联作家解冻，整个苏联文艺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称为解冻文学，我把他的这部作品介绍到大学，很兴奋的，没想到我也因此遭了殃。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江青在受林彪委托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上指名说，肖洛霍夫是腐朽文艺作品，因此首先要批判他，打倒他。我因此也遭了殃，说我是肖洛霍夫的吹鼓手，在中国的代言人，我受到很大的冲击。这十年里边，有两次我差一点死掉，但是没有死，活下来了。第一次受冲击、被批判，挨斗，搞得很狼狈。

1969年，我去参加重劳动，我的身体很差，身体很瘦弱，肺结核，没有办法，上面吐血，下面便血，五天五夜，把我抢救过来。手术以后，养了两个月，又被迫到干校劳动，那是1972年年初，在干校劳动两年，后来造反派又翻出苏修内部的文艺作品，说他们想参考看看，因此要我们这些懂外文的人操起专业。这样在干校劳动两年，我也从事翻译。

1975年1月，我在上海工地上扛水泥包。一包水泥是100斤，我的体重可能还不到100斤，上面两人把水泥包放在我肩上，我还没有站好，水泥包掉在我背上，我当时听到“当”的一声响，就倒在地上。送到医院里才知道胸椎压碎性骨折，没有其他办法，唯一办法就是让自己身体平躺在木板上，一动不动，半年时间，让它自然愈合。如果不好，轻则下肢瘫痪，重则命不保。这个样子回到家，在家里弄一堆木板，一动不动躺半年，吃喝拉撒都在木板上，家里人照顾我。半年之中，我转一转身，就天翻地覆，一动就头晕，没有办法，后来慢慢、慢慢转一转，慢慢好了，能够坐起来，最后能够下来，在房间里走一走，这样差不多前后一年光景。

到1976年1月8号，我第一次走到街上，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我受伤是1975年1月28号，我出门到街上是1976年1月8号，我差不多躺了一年。

1977年下半年，上海要我去参加上海译文出版社，当总编辑。找我谈了话之后，我当时很犹豫，因为我是翻译，我做行政领导工作没经验。我在路上说了，我自己还有一个愿望，想比较系统地介绍俄罗斯的作品。市委后来研究了一下，说答应我的要求。因此从1977年底开始，我就集中翻译俄罗斯小说，把俄罗斯小说全集翻译过来，到2004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1977年以后，主要翻译托尔斯泰，大概用了20年，12本托尔斯泰小说都翻译过来了。

1987年我去了莫斯科，参加国际文学翻译会。世界各国，苏联、俄罗斯文学翻译家都参加了，中国也去了一个代表团，四个人，我是团长，也演讲了一下。另外我把我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拿了一些过去送给他们，他们都非常吃惊，你一个人翻译这么多！会议结束时，他们授予我高尔基文学奖，这是他们苏联最高的文学奖，相当于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奖金没有那么多。

本文转载自《生活周刊》2006年5月号别册

编辑/陈品